遼餉、剿餉和練餉,是明末的三項賦稅加派。明朝政府加派三餉,目的是為了對付關外的滿族貴族勢力、鎮壓農民起義,但結果卻促使社會矛盾的更加尖銳,更激起人民的反抗怒火,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一、加三餉的背景明代的賦稅加派並不始於三餉。弘治時,戶部侍郎韓文在《會計足國裕民疏》中說: “正統以前,國家用儉,故凡百姓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供應日盛,科帶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額外加派徵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江、雲南等處之添買香燭,皆昔年所無者。"
正德九年( 1514),"在北京建造乾清官, "加田賦一百萬兩",這是明朝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的田賦加派。到了嘉靖時候,全國性的加派日益增多。二十九年( 1551 )秋,蒙古的俺答汗“犯京師”,全國除北方諸府以及廣西、貴州兩省外,共加賦115萬兩;在東南沿海，為了防備倭寇襲擾,又有所謂"額外提編”, “提編者,加長之名也” 。從此以後,每遇軍情緊急,餉銀不繼,有關官員總要提議加派。明朝統治者已經把加派作為解決軍費困難、彌補財政虧空的一個正常途徑了。例如萬曆年間,有“寧夏”、“播州"、“朝鮮”等“三大徵",支出軍費一千一百六十餘萬兩,大部分都“援例"派之民間。
正賦以外加派頻行,這與統治階級的日趨腐朽,財政危機愈益加深,緊密聯絡在一起的。按照明朝政府的規定,"財賦步入太倉庫者”, “以七分經費,而存積三分,備兵、歉以為常"。到了嘉靖以後,由於邊供費繁,再加上宮中“土木禱祀”和親貴勳臣“奏討請求"、”殆無虛日",使太倉“帑藏"完全“匱乏"。
據隆慶初年有人奏報,當時戶部步入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共計250餘萬兩,支出400餘萬兩,入不敷出達一百五十餘萬兩。萬曆初年,雖有名相張居正力加整頓,使太倉"稍有盈餘"。但是,這種局面,不久便隨著張的去世而消逝了。
萬曆三十六年( 1608),宰輔王錫爵曾憂慮地指出: “臣竊謂今日所憂,乃不在邊疆而在朝廷;不在寇亂而在人心。人心之離不在一一時而在平時。年復一年,苟幸無事則可相安於忘言。而今滇南、遼左絡繹告變,近鄉浙、直大亂不成地方矣!"又說: “適有傳戶部告急疏者,倉無數萬之儲,軍無半年之餉,二百年來未有此極窮之時。.……中外洶洶，朝不圖夕"。
二、遼餉正是此時,萬曆四十六年( 1618 ),努爾哈赤起兵反明,使朝廷十分震驚。為了控制遼東局勢,明朝政府慌忙調募軍隊,實行加派。因為這次加漲是用於遼東地區的,所以叫做遼餉。
"關於遼餉,《明神宗實錄》載:“戶部以遼餉缺乏,接徵倭、播例，請加派。除貴州地磽，有苗變不派外，其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隸，照萬曆六年會計錄所定田畝，總計七百餘萬頃，每畝權加三釐五毫，惟湖廣、淮安額派獨多，另應酌議。其餘勿論優免，一概如額融通加派，總計實派額二百萬三十一兩四錢三分八毫零。”按照明朝政府的規定，這次加派，期限一年。但是明軍在戰場的慘敗打破了他們的預想。戶部尚書李汝華在奏疏中說：“看得援遼兵餉；原議三百餘萬可以結局，不意今已解過三百萬，而局猶未結。且大將殞亡，奴益猖獗，乘勝長驅，遼陽一帶危在旦夕”。
明朝政府為了保衛遼、沈地區，只得再向各地調募軍隊，以增加防衛。這樣，不但原定為期一年的三釐五毫銀不能結束徵收，而且勢必再增數額。所以，李汝華在同年夏天又上疏說：“查得去年四月至今年二月，出剿官軍不足九萬，尚用過餉銀三百餘萬。……近日……共有十三、四萬矣。以去年九萬而用銀三百萬，則今年十三、四萬，該用銀四百萬矣。太倉如掃，蒐括已窮，止有加派一途。”
萬曆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明朝政府決定在原來三釐五外，再如三釐五毫，即每畝增銀七。但是，由於遼東地區的軍隊還在繼續增加，到萬曆四十八年(1620)的後半年，已達到十六萬三千二百四十二名。因此這一年三月份，明廷又以兵、工二部添制軍用器械，以及向士兵分發安家費用和馬價銀兩的名義，又加了二釐。
從萬曆四十六年九月到四十八年三月，不過一年半時間，明廷的田賦加派連增三次，每畝平均額達到九釐，總數五百二十萬零六十二兩，充分反映出明朝政府財政的極度空虛。在這三次加派中，始終沒有波及的只有貴州一省，其餘全國各省直地區，無一倖免。
天啟年間，遼東的戰事又急劇惡化。特別因遼瀋等地相繼失陷，使北京的畿輔地區也開始感到威脅，於是又造成內地防務開支的增長。當時，僅用於加強天津至京師一線兵力而額外支出的軍餉，就達一百二十萬兩。據當時擔任戶部新司郎中的楊制昌報告：從泰昌元年(1620)十月十八日到天啟元年(1621)十二月，一年多時間裡，因“遼事”花銷的費用就有九百二十五萬多，其中卻“有二百三十五萬不知來處”。
在這種支出激增，舊額短絀的情況下，明朝政府別無它法，只好再尋求新的加派。當時，鑑於田賦已一加再加，短期內不能再行“誅求”，因此，天啟元年決定用搜括雜項銀和加徵關稅、鹽課來填補差額。
遼餉的雜項名目大致包括：衛所屯田、優免丁糧、平糶倉谷、房產稅契、典鋪酌分、督撫軍餉、巡按公費、抽扣工食、馬伕只候等。這一次新加款項共計一百二十七萬五百六十八兩，其中雜項銀一百一十四萬五千九百零三兩，鹽課銀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五兩，關稅銀六萬五千二百四十兩。
據天啟三年(1623)統計，全國加派的地畝銀數三百四十八萬七百一十二兩，鹽課銀三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兩，蘆課銀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兩，關稅銀六萬五千二百兩，另外還有遼東舊餉七十二萬四千八百兩，山東青州、登州、萊州三府因停止海運照舊派徵十萬七千兩，總計遼餉收入為四百七十四萬三千九百一十八兩。但同一年，支出的數字卻到達六百二十八萬三千四百九十三兩，差額一百六十四萬六千五百七十五兩。說明入不敷出的情況仍相當嚴重。
為了繼續補足差額，天啟三年，明朝政府規定加大各省雜項銀的提解數字。如前所述，雜項銀的搜刮開始於天啟元年，但當時沒有規定具體數目，只由各省按情況分別上繳，因此數額很不穩定，比如天啟元年是一百一十四萬五千九百零三兩，到了二年(1622)卻只有六十五萬四千四百一十三兩。這種上下波動，當然不符合戶部的要求，於是從三年起加大數額，規定為二百二十九萬二千餘兩。這個數字，比元年增加整整一倍，比二年則增加兩倍還多。即使如此，在天啟四年(1624)以後，明朝政府還陸續提高稅額，把鹽課銀加到五十四萬七千九百九十三兩，關稅銀增加到二十萬二百四十兩。
由於遼餉的支出幾乎每年都大於收入，加上各地的拖欠又十分嚴重。因此，每當冬春之交，常常是戶部已經將一年的加派銀兩發放殆盡，而前線的軍士還有幾個月的糧餉沒有著落。為了避免這種“脫巾之虞”，從天啟六年(1626)起，明朝政府實行遼餉預徵制。規定每年開初，“將次年加派地畝銀兩預徵十分之三，接濟軍需冬春斷續之界”，解交款額，“照道路遠近定立限”，“最近者限正月，稍遠者限二月中旬，極遠者限二月末旬。預徵制雖然不增加加派數額，但我們知道，對於廣大農民來說，正、二月份正是青黃不接、缺糧缺銀之際，而歷來封建統治者也一向重視“課徵以時”，把它當作“綏撫”民生的重要手段。明朝政府採取“剜肉補瘡”的辦法，竟連正、二月份也要徵收餉銀，這隻能引起人們的憤怒，使矛盾更加激化。
明朝政府最後一次大規模加徵遼餉是崇禎四年(1631)。這一次，首先把鹽課銀增加到九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五兩，又把關稅銀提高到二十七萬一千餘兩，連天啟時不敢再加的田賦銀，也沒有除外，即由萬曆四十八年(1620)的九釐增至一分二釐，合銀六百六十七萬九千二百零八兩。這次的一分二釐銀，除貴州仍予免派外，北直八府中，順天、永平二府亦“從優恤”，其餘保定、河間等六府，“每畝加派六釐，較之別省減免一倍，歲可得銀二十二萬二千餘兩。”總計崇禎四年的加派，遼餉總額已高達一千零二十九萬九千六百零二兩。
從萬曆四十六年到崇禎四年，總共十三年時間，而遼餉加派卻由二百多萬兩到達一千零二十九萬餘兩，增加五倍以上，這在我國財政史上也是少見的。
在遼餉加派的各個專案中，所佔份額最重的是田賦。說明作為封建社會賦稅的基本承擔者——廣大農民群眾及其一部分中小地主，是此次加派的最大受害者。關稅和鹽課雖然徵自工商業者，但這種加增不是以工商業的繁榮和發展為前提，而純粹是一種暴力的掠奪。
在短短几年裡，鹽課由五萬九千餘兩激增到九十三萬九千餘兩；關稅由六萬五千餘兩增加到三十三萬六千兩，其結果只能造成工商業的嚴重凋蔽。而且商稅和鹽課的節節加重，必然促使鹽價和各種貨物價格相應上升，還是廣大人民遭殃。
至於雜項款目，比如督撫軍、巡按公費等，表面上取自這些官員的裁扣，其實還不是變相地再向百姓去搜刮。明朝統治者加派遼餉，不但使農民和手工業等廣大勞動群眾的生活進一步惡化，同時也威脅著眾多的中小地主和工商業者的生計，引起他們的嚴重不滿。一場新的社會危機，由於明朝政府無節制的賦稅加派變得更加嚴重了。遼餉加派成為已經來臨的明末農民大起義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剿餉剿餉的徵收開始於崇禎十年(1637)，這是一項直接用於鎮壓農民起義的賦稅加派，當時，如火如荼的明末農民大起義，不但突破陝西地界，而且席捲了河南、山西、北直、湖廣、四川等很多省區，動搖著明朝的統治。為了加緊其鎮壓活動，明朝政府已經把主要的軍事力量由防禦清兵進攻轉為對付農民軍，加派剿餉，就是其中的重要步驟。
明朝政府加派剿餉的數額一共是二百八十萬兩。崇禎帝在批准加征剿餉時，曾假惺惺地說：“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實際上，直到崇禎十二年(1639)，剿餉還“全徵”未停。
剿餉的來源有四：第一是“因糧”，原來計劃用納糧銀“五兩以上加銀若干”的辦法進行徵收，後來鑑於盧象升行“助餉”意圖失敗的教訓，決定“不分五兩，上下一例，通因量輸則”，所以也叫“均輸”。大致“畝輸六合，石折銀八錢”，“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其次是“溢地”，這是因為遼餉是按照萬曆六年省直田土加編的，而實際上，“各藩司地畝經萬曆九年通行清丈釐革”後，又發現“有地多於派者”。這些未派的田地，叫做“溢地”。凡“溢地”一律“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第三是“事例“，也叫“寄學監生事例”，即由“富民輸銀為監生”，“事例”規定“一歲而止”；第四是“驛遞”，把“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
關於剿餉的具體徵收情況，崇禎十二年(1639)，楊嗣昌有一個奏報：十一年(1638)分實收剿餉銀二百七十一萬兩，其中省直溢地銀四十五萬六百七十餘兩，裁站銀二十萬，督餉、再開事例零十萬，揚州新增鹽課銀一十六萬以上，另外均糧徵銀一百八十萬有奇。在上述徵收的款項中，廣大人民最痛恨的是“均輸”、所以楊嗣昌提議在再行徵收時，把均輸稍加裁減，但缺少的數目仍在“裁扣”、“納賤”等項中補齊。
四、練餉崇禎十一年(1638)九月到十二年(1639)二月，明朝政府管轄的畿輔和山東等地，遭到了清軍的嚴重蹂躪。當清兵深入內地，京師戒嚴的時候，朝廷中就有人提出要訓練邊兵。十二年五月，大學士楊嗣昌正式定議，由九邊各鎮以及北直等地的總兵、總督，分頭負責訓練“邊兵”，“所議兵凡七十三萬有奇”的。因為訓練邊兵而加的餉銀，是謂練餉。
必須指出，明朝政府加徵練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針對農民起義軍的，因為崇禎帝在批准楊嗣昌計劃的同時，又採取副將楊德政的意見：“府汰通判設練備，秩次守備；州汰判官、縣汰主簿設練總，秩次把總，並受轄於正官，專練民兵。府千、州七百、縣五百，捍鄉土，不他調。”很明顯，訓練民兵主要就是防備農民軍。至於邊兵，隨時都可以抽調去對付農民軍。.
練餉的主要來源也是田賦。按照戶部原來的議定，“照錢糧每兩加一分”，後來有人提出：“大江南北地狹糧重”，故“乃照地畝，每畝加一分”徵收，合計共派銀四百八十一萬一千八百餘兩。除田賦以外，還有賦役核實，裁減站銀、關稅、鹽課、契稅、典稅、官史贓罰和“公費節省”等專案。“賦役所核可得七十萬，兵部所裁站銀可得五十萬，關稅量增可得二十萬，鹽課四十萬，契稅二十四萬，各贓罰二十萬，典稅三萬，公費節省一萬，合之共二百七十八萬。”餉的總數是七百三十餘萬兩，規定從崇禎十二年(1639)開始徵收。
繼遼餉、剿餉以後，又再次加徵練餉七百餘萬兩，這使朝廷中的很多人不得不有所顧慮，但力主加派的楊昌嗣卻說：“無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之家，增銀三、四錢，稍抑兼併耳。”當然，這種無力的辯白，連崇禎皇帝也感到難以服人。在內外壓力下，朝廷被迫於十三年(1640)下詔免派“剿餉”，企圖以此來掩飾其繼續加徵練餉。至於剿餉的缺額，則仍在練餉中進行撥補。所謂練餉，已經包含了剿餉的內容。到崇禎十六年(1643年)，戶部尚書倪元璐，以邊餉、新餉、練餉等三餉“非出數不均，則入數不一”為名，提議“凡徵民糧悉去邊餉、新餉、練餉、雜餉之名，止開正賦、兵餉二則。”
他把這種做法，美其名日：減少頭緒，簡化稅目。實在目的是要欺騙人民，使大家在繳納賦稅時，分辨不清哪是正額，哪是攤派，並把本來屬於臨時性的加派進一步固定化。當然，統治者的手法是十分愚蠢的，因為既然加派還在徵收，而數額又一直上增，那麼要想欺騙群眾也就辦不到。
與遼餉一樣，練餉的支出也是逐年地增大。崇禎十五年(1642），“歲用練餉至八百七十萬九於有奇”，比原定加派數額已經超過一百四十多萬兩了。
總計明代自萬曆末期以來，每年正常的歲入額為一千四百六十一萬兩，其中歸入內府作為皇帝和宮廷奢侈享樂的約六百餘萬，真正屬於戶部作政府開支的，除本色以外，折色銀子不過四百餘萬兩。萬曆四十八年(1620)加派遼餉五百二十多萬兩，已經超過政府全年的正常開支數字。到了崇禎四年(1631)，遼餉達到一千多萬兩，十年(1637)加剿餉二百八十萬兩，十二年再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兩，加派總數高達兩千餘萬兩，遠遠超過了國家正常年代的全部賦稅收入。明朝政府的財政制度已經完全趨於崩潰。
五、三餉加徵的後果崇禎初年，北方連年發生大災荒，“河之北苦旱，千里赤地”，河之南苦水，一望白波”。接著，湖廣發生大地震，常德、武昌、辰州、沅州、靖州、長沙、承天、澧州、荊州等府州，都受到波及。民心不安達到極點。就在這時，明朝統治者還要下令：加徵田賦銀三釐，以及鹽課與關稅銀三十五萬餘兩。
當農民起義已經在壓迫最重、剝削最殘酷的北方地區蓬勃地發展起來了之時。崇禎十年(1637)還要加派剿餉，十二年(1639)又加練餉，廣大人民根本不能指望這樣腐朽的政府開恩以求得生路，唯一的出路只有自已起來進行鬥爭。
崇禎十二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首先提出“免賦”的口號，並作了“不當差，不納糧”等通俗易懂的歌謠傳佈四方。十六年(1643)，農民軍攻入黃陂，更明確宣佈要“三年免徵”。與此同時，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軍也提出了“免三年餉”。飽受加派之苦的廣大人民，聽到這些免賦的口號，尤如久旱逢甘雨，熱烈歡迎農民軍的來到。
當李自成領導的農民大軍進攻北京前哨重鎮宣府時，居民以“不殺人，且免徭賦”，“舉城譁然皆喜，結綵焚香而迎”，一些被農民軍派遣到山東、河南等地方州縣中去就任的官員，“先造牌至，士民苦徵輸之急，痛恨舊官，借勢逐之，執香迎導，遠近若狂”。
而張獻忠率領的起義軍，所以能夠勝利地進軍湖廣，據明朝官員奏報，“實由於人心惑三年免租，一民不殺之偽示耳!”兵科主事凌哀嘆說：“跡今逆賊所恃，無過假義虛聲，假義則預免民租”。在農民起義軍勢力暫時沒有到達的江南諸郡，也“人心大都思亂”。佃農們起來抗租抗糧，奴僕們要求獲得人身解放，城鎮裡的中下層平民，也紛紛聚集，開啟富有者的糧倉。
明朝統治者已經落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事態是如此嚴重，於是崇禎慌忙地連連下發罪已詔，說是要“盡免加派三餉”，但已經太晚了。廣大群眾既然拿起武器進行鬥爭，那麼再不會相信這種廉價的諾言，期待著的只是明朝統治的徹底滅亡。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