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9月，張謇之子張孝若著《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在中華書局正式出版。這是最早的一部張謇傳記著作，至今仍是一部高質量史學作品。而這部著作的成功與胡適先生對作者的悉心指導是分不開的。近日，適逢胡適先生誕辰129週年，我們編排此文，以示對胡適、張謇兩位先賢的敬仰與緬懷。
張謇和兒子張孝若
自7月到10月間，張孝若與胡適或去函或減免，持續向胡適請教傳記編纂事宜。從往來信函中，我們可以看出張孝若從胡適處得到的教誨，而胡適在後來所作《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言也記錄了他對張孝若的指導：“南宋的理學家崇拜那死在黨禁之中的道學領袖朱熹，故朱子的年譜成為最早的詳細年譜。……他這回決定用白話做先傳，決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傳義法，決定採用王懋竑《朱子年譜》和我的《章實齋年譜》的方法，充分引用季直先生的著作文牘來做傳記的材料”。
到了12月3日，張謇傳記已經完稿，在南通翰墨林印書局排印，張孝若又給胡適去了一封信：
適之先生：
上月我接到你信，你答應幫我做傳序；我很領會，這是你尊重我父的表示，我不覺感激到泣下了！從秋間到現在三個多月，已經拿我父的傳記寫成二十餘萬言，已在南通印書局排印。我現在拿一篇自序和目錄送給你看，你看了目錄，我傳記內寫些什麼，大概可知了。我這一回用白話寫先傳，總算大膽極了。用的文體，編的方法，都是步你的後塵。十幾年前你在北京揭起白話運動的旗幟的時候，我就跟著搖旗吶喊，奮勇爭先，做你的一個馬前小卒。近來我盡讀你出版的著作，又和你見過幾回面，你給予我文學上的興奮和師法的地方，都還在其次；你給予我人格上的感化的偉大，真難以筆墨形容了。我這一回決心用白話寫傳記，我是準備受社會上一班自命文人君子的懷疑笑罵，我決不怕，也決不悔，我只要你一二句同情的話，就很夠抵銷了。我很明瞭你不是一個很閒的人，然而我父傳記的序，我想來想去，只有求我生平所最欽重的人的你動筆；其他任何人，我實在不願意找。所以你的序幾千字長固所希望，就是幾百字短也是情願；因為我確信你心目中觀察評論的我父，一定有極有價值的見地和論定。
你能不能在十天以內做成寄我？因為等你序到，便可出書了。書名的樣張，及書中插圖一片，附上一頁，連目錄及自序，都用不著擲還了。
在這封信中，張孝若向胡適彙報了張謇傳記的完稿情況，說明了在編纂體例方法上師法胡適，強調了用白話文寫作的勇氣，並由衷地表達了對胡適悉心指導的感激。同時張孝若以極其懇切、極端崇敬的口吻再次向胡適先生提出了作序的要求。而且是在僅提供了自序和目錄的情況之下，提出10天以內完成的要求。
12月14日晚，這篇長達2千字序言已經完成。12月15日，胡適在日記中寫到：“昨夜寫成張孝若的《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的序，今早修改了幾處，叫人送去。”到了1930年2月，《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已經印成（9月正式出版）。張孝若於是給胡適寄去一冊，希望“先生看後給以毫不客氣的評教”。
在2月7日的這封信中，張孝若還就胡適序言中的一個重要的改動作了說明：“有一點要向先生告罪：我前將先生的傳序送去排印時，校對人來商：在序內第七段舉近一點的人物，孫文列居最後；在先生本無所容心，深恐黨人量仄，以為吾輩有意屈弄，別生芥蒂，不如擺到前面。我認名字移動，無關宏旨；但未及徵得先生同意，亦覺皇恐，想不以為罪也。”
在張謇傳記編著完成以後，張孝若把精力再次放在編輯張謇遺著上。在8月間給丁文江的信中，張孝若透露了編輯的體例方面從胡適處得到的指導：
“先君全集，我是先分類，再編年的。費了不少工夫時光，才拿年代查明，一一注入。本想從適兄的話，拿所分的門類完全打破；不過因為先君生前已將《九錄》的總名稱定過，海內外已經傳說成一名詞，我不欲捨去不用。（我想：所以稱“錄”的原故，是合文集與政書為一的意思。）且編年之先，分歸門類，也有便利的好處。此外適兄和我都主張加以標點，至少須斷句；但是因為中華是用仿宋體字印的，許多人說：加了標點，有點突目，不很雅觀；而孟蓴生、劉厚生二兄意，凡能讀此書的人，即不斷句，也看得懂的說法，我認為也有相當的理由。”
這封信同時也給了胡適，其實是對胡適建議採納情況的說明。一是，由於張謇生前已經開始安排自己的助手“檢舊存文字訂為九錄：曰政聞，曰實業，曰教育，曰自治，曰慈善，曰文，曰詩，曰雜，曰外”（《嗇翁自訂年譜》1921年2月26日），所以編訂張謇遺著的名稱不是“全集”，而且仍尊重張謇的原意，即“九錄”進行了分類；二是，對於內文是否要加標點的問題，張孝若一方面表示與胡適的主張相同，另一方面又覺得孟森、劉厚生的意見也有道理，在1932年8月出版的《張季子九錄》，採用的是字旁加點斷句不用標點的方式，算是兩方面的意見都聽取了。此期間，張孝若還在營建張謇的墓園，他用文言新寫了一份墓誌銘寄給胡適徵求意見。然而胡適的答覆是讓他“廢去墓誌銘”，其理由我們從信中無法得知，只知道雖然有人“讚美此文，主張拿他印在再版傳記的前面”，但張孝若仍聽從胡適的意見，放棄了原有的打算。最終，張謇墓依然是“不銘不志”，《張季子九錄》正文前用的是張謇的“簡譜”。
從《胡適來往書信選》《胡適日記》等資料中看到，張孝若和胡適的交往在1929年-1930年間相對密切，主要就是因為張孝若編纂張謇傳記、文集時需要頻繁地向胡適請教。
無論是張謇傳記的寫作、《九錄》的編輯還是墓誌銘的取捨，張孝若對胡適的教導言聽計從、不違如愚。特別是傳記，張孝若做到了胡適希望的幾個方面：一是“紀實傳真”，打破了中國傳統碑傳虛華詞藻一味頌揚的做法；對於張謇人生事業，“他的人格、他的志事”乃至社交瑣事、志趣個性都能“信筆直寫”，沒有忌諱，“將我父一生的真面目寫出來”。二是“論從史出”，傳記選錄了大量張謇的詩文論述，“既要摘出精采要點，又要連貫接氣”，以史帶論、言之有據，使這部傳記有了“穩固的基礎和堅實的間架”。三是“至親無文”，張孝若是白話文運動真正的實踐者，白話寫作順應了時代、增強了作品的可讀性；正是因為運用了白話文，使傳記寫出了一個“真的我父，活的我父”，達到了張孝若“讀了我父的傳記，就好像見到我父其人”的初衷。正如胡適先生所說：“我們可以相信孝若這篇先傳一定可以開兒子做家傳的新紀元”。在經歷了90年時間考驗後仍是學界公認的高質量史學著作。
附記：
《胡適來往書信選》是按年代日期先後編的。寫作此文利用了1929年至1930年間的10餘封信件，但在考證過程中，發現有幾封信的編排有問題。如編號為467、時間為“七月十八”的“張孝若致胡適”、及所附“張孝若致丁文江（抄件）”；473號、時間為“八月八日”的“張孝若致胡適”；479號、時間為“九月一日”的“張孝若致胡適”，這幾封信未署年份，均被編在1929年內。按書中順序梳理線索時就出現了許多疑問和矛盾。例如“七月十八”的467號信提到“偉大的失敗的英雄”一句只會出現在1929年12月14日後，致丁文江信中提到丁對傳記“指正的各點”只會出現在傳記出版之後；“八月八日”的473號信內容是467號信的延續；“九月一日”的479號信中提到9月3日是週三，只有在1930年。等等。最終，從這幾封信的內容判斷，均應屬1930年。而一旦確定為1930年，所有疑點均得以解決。
《胡適來往書信選》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我用的是這個版本）。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該書。對照兩個版本，發現體例上一致，而信件目次、編號有了些變化，想必是做了不少考訂勘誤工作，但卻沒有看到新版編者關於這些變化的說明。不過有關張孝若致胡適的信件除了編號外倒沒有什麼變化，仍然把那4封屬於1930年的信編在1929年內，這不能不令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