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真相併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論的構建過程與因由。

元帝司馬睿是東晉開國之君，即永康南渡之後的晉室之主。東晉諸帝，皆元帝子孫。

然而元帝的身份卻十分尷尬。因為歷朝史書，皆言其非司馬氏子孫，而是牛氏子孫，乃其生母與旁人通姦所產。

司馬睿的血統問題，絕非空穴來風，大量官修史書對此均有記載。諸如《晉書》、《宋書》、《魏書》（拓跋魏）均稱元帝乃牛氏子。

如果說上述史書，可能存在“立場”或“時間”上的問題，那最強力的佐證，便是孫盛撰寫的《晉陽秋》。該書也稱元帝為牛氏子。

孫盛出生於西晉，活躍於東晉，且完整經歷了司馬睿的統治時期（317-323）。換言之，孫盛修史，正是“當時之人寫當時之事”，可信度極高。

更令人震驚的是，當時及後世，對孫盛的“史德”均讚不絕口，誇獎孫盛秉筆直書，不畏權貴。

由於諸多史家對司馬睿的“野種身份”均言之鑿鑿，因此後人深信不疑。

比如明朝學者李贄，便公開譏笑元帝為“南朝晉牛氏”。

至於民國學者蔡東藩，則戲謔為“閨房醜事，不可多言，幸賴牛金‘相助’，晉朝才得以延續”。可見此說波流之廣，影響之深。

中冓遺聞不可詳，但留一脈保殘疆。若非當日牛金力，懷愍沈淪晉已亡。--蔡東藩《兩晉演義》

本文對司馬睿的血統問題並無興趣；我更感興趣的，是司馬睿的“身份構建始末”。

實際在孫盛、沈約、魏收與房玄齡筆下，司馬睿的“牛家子”身份，成因均不相同。在此學說（或謠傳）的構建過程中，反映的實際是不同時代的“政治空氣”與“輿論環境”。至於司馬睿到底是馬氏還是牛氏，反而無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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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晉時代的濫觴

孫盛撰寫的《晉陽秋》，是“牛睿”的濫觴之源。

《晉陽秋》本名當作《晉春秋》，因為東晉簡文帝皇后小字“阿春”，故避諱改之。從名稱上看，講述的就是晉朝國史。

《舊唐志》所云之《魏武春秋》、《晉陽秋》，當即《史通》所謂“魏、晉二陽秋”也。晉避簡文母后諱（鄭太后諱阿春），易“春”為“陽”。--盧弼《三國志集解》

孫盛是魏晉著名史家，曾經對權臣桓溫的醜事（枋頭之敗）秉筆直言，有不畏權貴的美名。《晉書》對孫盛也有相當高的評價，稱其“詞直而理正，鹹稱良史”。

（孫）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晉陽秋》詞直而理正，鹹稱良史焉。--《晉書 孫盛傳》

孫盛詞直而理正，鹹稱良史

但在“良史”孫盛筆下，司馬睿卻是夏侯氏與府中小吏“牛欽”奸生的野種。讀之令人錯愕。

恭王（司馬覲）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欽，而生元帝（睿）。--《晉陽秋》

孫盛仕晉，又長壽，一生歷經東晉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廢帝、簡文帝等八位皇帝，對元帝司馬睿的事蹟，可謂洞察其情。因此孫盛稱司馬睿為“牛家子”，無論從立場還是時代來看，絕非毫無徵兆的汙衊。

如果從當時的社會環境角度出發，可以發現司馬睿的“野種傳聞”，大約源自其“法統不正”。

司馬睿既非武帝（炎）子嗣，也非文帝（昭）子嗣，更非景帝（師）子嗣，而是宣帝（懿）之曾孫。論血統親疏，距離大宗實在過於遙遠，根本就沒有繼承權。

司馬睿的繼位，本就是“八王之亂”與“匈奴入侵”之下的錯進錯出，他的舊主子（東海王）司馬越死於北國混戰，逼得他不得不倉皇南渡，苟全性命。

南渡之初（307），司馬睿籍籍無名，靠著琅琊士族王導與王敦的擁護，才十分勉強地得以登基。元帝庸弱，毫無威信，政令不出建康城（今南京），且遭到琅琊王氏的挾制，史書稱之曰“王與馬，共天下”。

（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晉書 王敦傳》

因為司馬睿法統不正，繼位無名，且手中也沒有傳國玉璽，只能拿著象牙笏板上朝。堂堂開國皇帝，竟被時人譏笑為“白板天子”。

乘輿（指皇帝）傳國璽，秦璽也。晉中原亂沒胡，江左（指東晉）初無之，北方人呼晉家為“白板天子”。--《南齊書 輿服志》

東晉無璽，北方人呼為“白板天子”

權臣王敦，仗著擁立之功，安排弟弟王導在朝廷做丞相，自己則出任大將軍，兼江州刺史，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封漢安侯。儼然就是東晉的真皇帝。

不僅如此，王敦還屢次叛亂，造司馬睿的反。連續的驚嚇，導致司馬睿繼位不足六年便驚懼猝死（318-323）。

司馬睿還給王敦致信謝罪，稱“你若真想做皇帝，朕退位讓賢便是”。窩囊至此，遂成天下笑柄。

（王敦）既入石頭（即建康城），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元）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欲做皇帝），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司馬睿本為琅琊王），何至困百姓如此！”--《晉書 王敦傳》

似元帝般來路不明的白板天子，哪曾有過半點皇帝尊嚴？彼時關於其身世的流言，恐怕早已喧囂塵上。孫盛作為實事的親歷者，不過是對自己的見聞如實記述。

從這點看來，恐怕孫盛內心，也不會相信偏安東南的司馬睿，是真命天子。

因此，雖然趙政與曹叡也曾有過“血統不明”的猜測，但他們在位時大權獨攬，殺伐決斷，是名副其實的天子；因此史官不敢直言其醜。但類似司馬睿般庸弱之主，毫無天子尊嚴，便成了史官肆意嘲笑的物件，全無遮掩。

南朝時代的演變

從“司馬睿”到“牛睿”的構建，在南朝又經歷過幾次變遷。

（1）沈約與《宋書》

劉宋的法統，雖系透過晉朝“禪讓”而來，實際東晉末帝司馬德宗與司馬德文，卻均是劉裕（宋武帝）所弒。

再加上劉裕名為篡奪，實際是憑對外戰爭的軍功而立身（光復兩京），因此劉裕更類似曹操，而非司馬懿。

在此背景下，劉宋官方對於東晉皇帝，完全沒有尊崇與掩飾，可以盡情侮辱。

孫盛在《晉陽秋》中提到的元帝血統問題，成為貶低東晉法統的有力武器。南朝史官沈約，如獲至寶，大肆添油加醋一番，之後錄入《宋書》。

（宣帝以）毒酒與（牛）金，金飲之即斃。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瑞，馬後有牛乎？”元帝母夏侯妃與琅邪國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宋書 符瑞志》

（2）魏收與《魏書》

此《魏書》乃拓拔魏，非曹魏。當然，無論是王沈的《（曹）魏書》，還是魏收的《（元）魏書》，均為臭名昭著的穢史，殊非實錄。

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多為時諱，殊非實錄。--《史通 正史篇》

眾口喧然，號為“穢史”，投牒者相次，（魏）收無以抗之。--《北史 魏收傳》

《魏書》的穢史屬性，源自半個世紀前的“國史之獄”（450）。彼時主編國史的崔浩，因為秉筆直書，無所避諱，觸怒了太武帝（拓跋燾），慘遭滅門大禍。

（崔）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鹹以為言，事遂聞發。（崔）浩伏受賕（貪汙受賄），其秘書郎吏已下盡死。--《魏書 崔浩傳》

崔浩“暴揚國惡”，全族被戮

有崔浩“珠玉在前”，後來的史官，也就學聰明瞭，基本圍繞著“北朝偉光正、南朝假惡醜”的調子書寫，北魏的國史也就越來越沒法看了。

當時南北朝不僅在軍事上屢有衝突，在文化領域也相互貶低攻訐。比如北朝罵南朝為“僭主”，撰寫《島夷傳》；南朝罵北朝為“魏胡”，撰寫《索虜傳》。

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資治通鑑》

索虜即“索頭虜”，泛指北方的辮髮習俗。至於“島夷”所謂何物，不言自明，因為中國近代史中，也頗有相似故事。

《魏書》為了貶低南朝，也將司馬睿寫作“牛家子”。大概因為時代久遠，以訛傳訛，《晉陽秋》中的“小吏牛欽”，在《魏書》中搖身一變，成了“將軍牛金”。

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魏書 僭晉司馬叡傳》

實際牛金是曹仁的部曲帥，與司馬懿平輩，絕無可能是司馬睿生父。

當然，無論是《宋書》還是《魏書》，對司馬睿身份的貶低質疑，均出自相同的理由，即“政治立場”的對立。

北魏與南朝的對立，是顯性對立；而劉宋與東晉的對立，則相對隱性。

隱性的表現，是劉宋表面受晉禪讓，按理應該尊崇晉室；但實際劉裕篡奪之後，大肆誅殺司馬氏子孫，完全不顧體面。

在劉裕之前，禪讓之君（劉協、曹奐）大抵還是可以善終的，但自劉裕之後，便開啟了“斬草除根”的優良傳統。宋、齊、梁、陳無一不是禪讓，但後朝之君，卻盡殺前朝之主。此風氣濫觴，即始自劉裕。

既然劉宋與北魏鄙夷東晉，那對東晉的開國之主，自然更不會有任何好話。東晉的孫盛既已提供了黑材料，那劉宋與北魏的史官，也便樂於笑納。當然，他們編寫時更加粗心，竟把“牛欽”誤認為“牛金”，滑天下之大稽。

側面也可見這群“穢史撰寫者”，對稽核校對的工作很不上心，只要能達到“侮辱東晉”的政治目的即可。

唐修《晉書》的一錘定音

《晉書》源流駁雜，質量參差。即使如此，唐修《晉書》也實在難稱良史。

不是因為房玄齡能力不足，實在是因為《晉書》承載著李世民的滿腔熱血。

唐太宗弒兄囚父，實乃篡弒之主，因此希望“借古喻今”，遂將自己的政治構想，融匯到了《晉書》當中。

今日所見的司馬炎（武帝）、司馬衷（惠帝）之本紀，司馬攸（齊獻王）之列傳，均是李世民指導下的“二次創作”，太宗皇帝甚至親筆為這些紀傳寫史論贊語。至於安帝與恭帝的本紀，其實也是一個調子（兄愚弟賢）。實際是為了宣揚“長子無能、次子接班”的合理性。

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矇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餅中毒而崩。--《晉書 惠帝紀》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晉書 司馬攸傳》

唐太宗篡改國史，借晉書諷喻古今

因此，《晉書》對司馬睿與牛睿的源流辯誣，完全不上心。基本是照抄前人的舊史。從敘述上看，大抵沿襲《晉陽秋》與《宋書》，稱元帝生父為“牛氏小吏”。

從另一方面看，唐朝國祚源自隋朝，隋朝源自北周，北周源自西魏，西魏源自北魏。

如果從“統緒源流”考訂，那出身關隴貴族集團的李唐，無疑是奉北魏為正朔。因此貶低南朝之主，也可以側面抬高自己的正統地位。

《晉書》雜揉各派，不僅將司馬睿的身份搞得十分荒唐，而且具有強烈的“因果業報”色彩。

《晉書》稱其生母夏侯氏與小吏牛氏私通，奸生牛睿。

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晉書 元帝傳》

如果結合《晉書 后妃傳》，會發現景懷皇后夏侯徽，是被丈夫司馬師親手鴆殺。

後（夏侯徽）知帝（司馬師）非魏之純臣，而後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崩，時年二十四。--《晉書 景懷皇后傳》

以此推之，夏侯氏同族女眷，靠身子替家族報仇，給司馬氏戴綠帽，也便顯得天道迴圈，果報不爽了。

小結

司馬睿的血統問題，濫觴始自東晉孫盛，至於後來的官修史書，則是照貓畫虎，甚至添油加醋。

但無論是《晉陽秋》、《魏書》、《宋書》還是唐修《晉書》，對司馬睿的身份勘定，均為“牛家子”。可見此說波流極廣，深入人心。

當然，從該說的成因緣由來看，又各有不同。

《晉陽秋》撰寫於東晉時代，實際是對永嘉南渡的痛心，以及對白板天子的鄙夷。可見南方當時便對東晉帝室頗為輕慢。

《魏書》作為北朝史書，對南朝自然是極盡汙衊，乃至添枝加葉過了頭，將小吏牛欽，誤寫為後將軍牛金。

《宋書》的情況則比較特殊。劉宋雖然得國自東晉，但劉裕對司馬氏則完全持敵視態度。因此劉宋國史（撰寫於南齊，但作者沈約曾仕宦劉宋），也蔑稱晉元帝為牛家子。

《晉書》的情況與《魏書》相似。因為李唐的統緒，源自楊隋，楊隋又源自北周、北周源自西魏、西魏源自北魏。因此李唐的立場，無疑站在北朝一邊。貶低南朝皇帝，也可以襯托自己的正統。這實際是“古代史的當代應用”，屬於借古喻今的常見手法。

我對司馬睿與牛睿的血統之爭，興致不大，那屬於基因領域的研究工作；但是對此記載逐步回溯，追尋源頭，卻可以驚喜地發現：

一切藝術，都歸源於政治。

Thanks for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