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太平官，就是精於做表面文章，卻不解決任何實際問題的官僚。他們從來不犯一點“規矩”，也不做一點實事，卻把位子坐得穩穩當當。用老百姓的話來講，就是“平平安安佔位子，忙忙碌碌裝樣子，疲疲沓沓混日子”。
歷朝歷代都不乏太平官,數量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那麼，它是怎麼被批次生產出來的？
產生太平官的原因很多，比如“承平日久、吏治懈怠”之類。但是，如果我們以道光皇帝為樣本，探析清朝的吏治狀況，對這個問題會有更多理解了。
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比較有作為的時期。雍正皇帝整頓吏治，留給乾隆一支大體勤政幹練的官僚隊伍；而乾隆皇帝好大喜功，留給嘉慶一支弊端叢生、因循守舊的官僚隊伍。
此時的大清國，經過清初“文字獄”的嚴酷考驗，馴養出一大批“只敢奉旨辦事，不敢獨立思想”的奴才。他們就算看到了問題，也只能恭體朕心、順承天意，連日常工作都要一再請示報告，對皇帝絕對恭順服從，不敢絲毫逾越。吏治盡顯疲態，整個大清朝，實際上就皇帝這麼一個負責人。
清代正式進入衰世，嘉慶、道光兩朝是關鍵節點。此時，大清國正面對李鴻章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內憂外患不斷。
對此，嘉慶沒有振作，道光同樣因循保守，在重大歷史關頭居然無所作為。於是，興衰交替的歷史規律又一次起作用了。
按說道光皇帝也不算昏君。《清史稿》評價他：“恭儉之德，寬仁之量，守成之令闢也。”這個人挺節儉的，穿補丁衣服上朝，過生日只賞給臣下一碗打滷麵，自己連雞蛋也吃不起。如果不是因為鴉片戰爭喪權辱國，還能勉強算個守成之主。
道光皇帝最擔心的，是祖宗的江山社稷別砸在他手上，所以謹小慎微，什麼出格的事都不敢做，凡事依祖宗之法，隨流而動，擺平就好，皆大歡喜。
他每日雞鳴則起，批閱奏摺，非常勤勉的樣子，就像守著萬貫家財的土財主，勤勞而保守，生怕對不起祖宗，每天起床後在祖宅裡東摸摸、西看看，就是沒本事給祖屋加一片瓦、添一塊磚。
道光皇帝即位時，大清享國200年，積弊日深，諸如人口問題、土地問題、財政問題、流民問題、邊疆問題，還有“睜眼看世界”的問題，都十分突出。
可是，道光皇帝根本沒有顧及。對這些性命攸關的大事，他不是不知道，只是像鴕鳥一樣把頭埋在沙子裡，得過且過，每日提心吊膽，很不開心。
曹振鏞是道光皇帝最信任的大臣，就是那個奉行“多磕頭少說話”的軍機重臣。這位老先生看透道光的心思，偷偷安慰他：“現在天下太平，有的臣子喜歡危言聳聽，博取名聲。如果您直接批駁，容易招人詬病，說您聽不進不同意見。以後您可以這麼辦，對所有奏章不要都看，光挑文字上的小毛病，讓他們感覺皇上洞明一切，就不敢放肆了。”
道光心領神會，從此專心摳奏摺中的字眼，對大臣動輒申斥、罰俸降職。
於是，臣子們個個小心謹慎，都在文字上下功夫，子醜寅卯，說得四平八穩、滴水不漏。事辦得怎麼樣不要緊，就是不能不長眼，淨給皇帝心裡“添堵兒”,否則就是政治不成熟，就是政治不正確。
奏章一律要寫成漂亮的館閣體書法，一筆一畫都不能錯，否則治個“大不敬”之罪。所報內容“語多吉祥，兇災不敢入告”，唯以粉飾太平為能事。皇帝耳邊聽到的，都是百姓安享太平，皇帝英明睿智。
在這樣的引導下，明哲保身的官場文化氾濫。官員們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做事沒事、做事會出事”“出頭的椽子先爛”“多栽花少栽刺”“小心使得萬年船”“活麻雀強過死老鷹”等等，勇於改革弊政、勵精圖治的精神淡化。
同時，也產生一大批太平官，該講的話不講、該表的態不表，面對錯誤的人和事明知不對、少說為佳，遇到棘手的矛盾和問題能推則推、能躲則躲，畏首畏尾，瞻前顧後，不出頭、不冒尖、不超前，等等看看，乾乾停停，急得人直跳腳，又抓不住任何“毛病”，真是無可奈何，只能在背後罵一句“老油條”！
曾國藩嚴厲批評道光朝的官場風氣：“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mān hān）。”
各種官樣文章滿天飛，徒具形式、敷衍塞責。就連太平天國起事，農民軍攻城掠地已成燎原之勢，地方官仍互相隱諱，不敢上報。
幾乎所有人都看出來，“大清國馬上要出大問題”。可是自上而下，誰也不說破，誰說破誰就是不入流的“政治小白”，不懂得“官場規矩”。於是，重虛文不重實務的風氣大行其道，吏治腐敗逐漸不可收拾。
晚清李伯元在《官場現形記》說：“在官場歷練久了，敷衍的本事是第一等。” 官員遇到不想辦的事情，常常 “打太極”，不說不辦，也不說要辦，一味推託，拿官場套語敷衍，比如“商量商量”“研究研究”“考慮考慮”“斟酌斟酌”的話，就是典型的官腔，不知道誤了多少大事、急事。
官官相護、欺君罔上的事屢見不鮮。比如出了人命案子，上級限期破案，於是買幾個貧民頂罪，或者乾脆花大錢買命。即使官員明知有問題，為了對上面有個交代，也裝不知道。
所謂命案必破，破了也就是了，誰管它真假。前去核查的官員也樂得收個“紅包”，行個方便，敷衍了事。
清末不少大案鬧得沸沸揚揚，對此都察院副都御史張佩綸在奏疏中寫道:“長大吏草人命之風，其患猶淺。啟疆臣藐視朝廷之漸，其患實深。”欺上瞞下到了連皇帝權威也維護不了的地步。
不僅官風如此，軍備照樣懈怠。清朝中期以前，綠營尚稱精銳。此後營務廢弛，日趨腐敗，嘉慶鎮壓白蓮教起義時已經打不了仗了，一聽前面有農民軍，雖百里之外也能潰散，只能攆在撤退的農民軍後面假裝追擊，做做樣子。
湘軍將領左宗棠說過，綠營兵搞訓練都是“花法”“如演戲作劇，何實用”。《官場現形記》也嘲笑綠營訓練“比耍猴還要好看”。凡此種種，不可一一盡數。
“太平官”最主要的問題是務虛而不盡責，眼看著船要沉了也不去堵住漏洞。這種人雖然可恨，但自有其存在的歷史環境和土壤。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愛細腰，宮娥多餓死”，領導者勵精圖治、銳意改革精神的缺失，是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