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爭權。我們僅按魏文帝曹丕即位之際，也就是曹魏黃初元年（即公元220年）開始算起，到鹹熙二年（即公元265年），總共只堅持四十五年的時間。事實上早在正始十年（即公元249年），司馬氏已經開始篡奪曹魏政權的路上。這樣看來也就三十年而已。曹魏剛剛興起，為何短短三十年的時間裡，內部就出現崩潰，最終被司馬氏取代？有一個說法或許可以參考——曹魏對宦官、外戚、宗室的遏制太過，讓司馬氏沒有遭遇過多的阻力。

提到宦官勢力，人們往往想到士大夫集團對他們的攻擊謾罵。我們來看東漢時期的情況，宦官和士大夫之間存在極其尖銳的矛盾，在《後漢書·宦者列傳》、《後漢書·黨錮列傳》包括一些對抗宦官的重要人物傳記的記載中可謂隨處可見。

宦官與士大夫之間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催促了東漢朝廷的滅亡。士大夫與宦官之間小摩擦不斷，比較大的戰爭有兩次，就是大名鼎鼎的“黨錮之禍”，結果是士大夫慘敗，導致他們對東漢朝廷離心離德。

東漢王朝的徹底瓦解更是與宦官和士人的矛盾有關。漢靈帝去世後，大將軍何進輔政，袁紹等士人依附何進，打算徹底除掉宦官。何進為此調集四方軍隊進入京畿，自己又被宦官所殺。於是董卓才能夠趁虛而入，控制朝政，導致東漢的中央與地方徹底割裂。

從史料的記載上來看，大部分宦官以及宦官的宗親朋黨確實是劣跡斑斑，佔據從中央到地方的各個要職，不僅尸位素餐，更是刮地三尺，不奇怪會引起士人的歧視和仇恨。但是拋開感情色彩來看，宦官確實是皇帝能夠信任並且倚仗的一支力量。在東漢時期外戚當道的時候，漢和帝、漢桓帝都是憑藉宦官的力量消滅外戚，重奪政權。這也難怪宦官勢力會受到統治者的偏袒。

而在曹魏時期，或許是目睹東漢滅亡與宦官猖獗有極大幹系；或許是士人與宦官的矛盾仍然沒有徹底消除，曹魏對宦官進行了嚴格的壓制。這一點在曹丕還沒有即位的時候就有所體現。

在東漢延康元年（即公元220年），漢獻帝還是皇帝的時候，曹丕就“下詔”遏制宦官做官的上限，“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列卿下屬諸署長官）”；設定散騎常侍、散騎侍郎，以士人作為天子近臣，取締中常侍。曹丕還將這道命令刻在金屬上，藏在石室中，以示為後代法則。曹魏從始至終，都沒有出現東漢時期的權宦。

曹魏對宗室的遏制，主要是在於對近系宗室的遏制。其實在曹魏初期，曹魏宗室還是相當有影響力的。曹真、曹休、夏侯楙、夏侯儒、夏侯尚（夏侯氏與曹操的關係比較模糊，而且夏侯氏與曹氏關係緊密，小編姑且視作宗室）等人在地方手握兵權，成為一方都督；曹爽也被魏明帝曹叡選為輔政大臣（原本的名單中有更多宗室，在孫資、劉放的影響下換成曹爽和司馬懿）。

但是上述這些宗室，與曹丕一支的關係並不親密。曹真是曹操養子，據說原本姓秦，改姓為曹；曹休是曹操族子，也非直屬後代；夏侯氏更不可能有繼承皇位的機會。對近系宗室，曹丕的態度簡直是防範有如猛虎。

當然這也是有歷史原因的。遠在西漢時期就有“七國之亂”，宗室的權重太大威脅中央皇權；近在東漢末年的曹魏雛形時期，曹丕本來就是與兄弟曹植進行一番非常激烈的鬥爭之後才上位的。他在做皇帝之後，仍然對有機會爭奪皇位的近系宗室抱有戒心。

以曹植為例來看曹丕對近系宗室的壓制。這些曹魏宗室派遣到地方為諸侯王，這一點倒是沒有太大問題，但是這些諸侯王的權重實在是低微得可憐。曹植受到監國謁者的監控，曾因“醉酒悖慢，劫脅使者”的罪名差點被處死；曹植的幕僚屬吏都是庸才或者社會地位不高的商人，士兵只有不到二百人的老弱病殘；曹植的封地不斷變遷，從鄄城到雍丘到浚儀到東阿到陳郡四縣，目的無外乎防止他與地方產生聯絡；曹植沒有任何參政或者統兵的權力，甚至與其他宗室交談都會被監國謁者阻止。

曹植等近系宗室可以說是被嚴防死守，名義上是在地方為諸侯王，享受錦衣玉食的優渥生活，但是實際上這也只是外在華麗的鐐銬，限制住他們在政治或者軍事上的影響力。在曹叡執政時期，曾經一度對宗室有所鬆動，令地方宗室擇人入朝，但是程度也比較有限，與士族權臣的力量相比還比較微弱。

在東漢時期，有兩股比較強大的政治力量，一個是上文中提到的宦官集團，他們在皇權強健的時候往往也會很強盛；另一個則是外戚，他們的獨立性超過宦官，甚至可以左右皇權，行生殺廢立皇帝之事。外戚與士人的身份往往有重疊，比如說號稱“三君”之一的竇武，但是他能夠輔政的原因絕對不是士人的名望所致，而是與竇太后的裙帶關係。

曹魏遏制宦官、宗室、外戚，基本上都是在曹丕時期，也就是曹魏伊始的階段，作為曹魏長期履行的國策。曹丕做這些舉動自然是希望掃除內部的威脅，維護中央皇權的安穩。但是這樣一來，士人的環境就會變得寬鬆，潛在的敵人遭到巨大地削弱，以至於沒有制衡他們的力量。

在曹丕、曹叡這種年紀稍長，能夠親政的皇帝在位時期，曹丕的舉措確實有利於集中皇權；但是到少帝曹芳時期，曹芳沒有能力親政，皇權非常羸弱，曹爽與司馬懿攝政。曹爽作為外系宗室的新生代，缺乏執政的經驗和資歷，被代表士人利益的司馬懿所消滅。

而曹爽一派失敗之後，宦官、外戚、宗室這些立場偏向曹魏的勢力，卻沒有足夠的力量對抗司馬氏。所以在“高平陵之變”之後，曹魏政權難以遏制地轉向司馬氏手中。值得一提的是，司馬懿除掉曹爽的“詔令”出自郭太后；後來揚州都督毌丘儉發動兵變也是受到郭太后的“詔令”。曹魏雖然遏制後族外戚，但是無論是摧毀它的人，還是試圖挽救它的人，都打著後族的旗號，也是比較有意思的現象了。

參考文獻：《三國志》、《後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