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中國，科舉制度可以說是功利的，帶給學子們的身心戕害也是刻骨銘心的。這一點，晚清時代來中國傳教的美國傳教士，以外來者的獨特眼光觀察著中國的儒學教育，觀察著中國的科舉制度。

1860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硝煙中踏上中國土地的林樂知，恐怕他自己也不會想到，懷著傳教的初衷，卻成為大清的僱員，成為中西教育的開創者，而且在中國一待就是四十年，直到他生命的盡頭。中國是他追夢的地方，也是他生命得以昇華的所在。在中國的四十多年裡，他翻譯了諸如《歐羅巴史》《格致啟蒙化學》《列國陸軍制》等國外的歷史、地理、軍事、自然科學等著作外，還致力於中國教育的發展，致力於中國社會問題的研究，同時也與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結下了不解之緣。

本文根據《晚清官場的洋大人》第二部改寫

林樂知1836年生於美國佐治亞州，早年父母雙亡，由姨父母養大成人，少年在家鄉讀書，即加入了基督教。1858年畢業於佐治亞的一所大學。1860年7月抵華開始傳教。按照基督教美國監理會的意圖，林樂知抵華後應到杭州去開展傳教工作，但當時的杭州，清軍與太平軍正在打仗，他曾試圖進入杭州但因戰事無法入城，只好前往南京。他見到太平天國幹王洪仁玕，表達了希望傳播福音的願望，但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國並不歡迎外國人傳教，林樂知只好離開南京，返回上海。

1861年，美國發生南北戰爭，林樂知與美國南方監理會失去了聯絡，傳教活動經費也隨之斷絕，他只好在上海靠出租、變賣教會產業，做煤、米、棉花生意來維持生計。正在他感到前路迷惘之際，1864年4月，經時為李鴻章幕僚馮桂芬、上海道臺應寶時的推薦，他被聘為上海廣方言館英文教習。這是他在中國第一次從事教育活動。1881年，林樂知辭去廣方言館和翻譯館職務，自辦中西書院。[1]

林樂之在中國開展中西教育沒正如他為德國漢學家花之安的《教化論》一書所做的序言中所言，他到中國後發現，中國科舉制度下的傳統教育無論是在有用的技能或者道德方面均不能提供指導，這就是中國缺少像西方那種能推動科技和道德進步的人員的原因。[3]

總而言之，林樂之，林樂之認為中國的科舉制度是失敗的。懷著推動中國教育的信念，林樂知在1881年辭去清朝的官方職務，開始籌辦中西書院。中西書院的試辦，時人評價說，這是非常之人的非常創舉。[4]

1884年2月，中西書院正式開辦，招收學生140名。林樂知自任校長，並擔任英語、自然科學、數學方面的教學。課程安排上力求中西兼顧，“中學課程，因諸生年歲大小不同，難以預擬，因材而絕名分班次。凡肄業諸生，以十二歲以上者學習西學，如有聰明子弟十歲以上者亦可，即八九歲者，亦準來館讀書，迨年稍長，再習西學。並有女師教授女生課程，同然兼教女紅針線。來院諸生理應衣服清潔，讀書勤敏，確遵師訓，毋得怠惰。至西書、石板、墨水、鉛筆等，院主代辦償還價值價；中書紙墨筆硯，諸生自備。”[5]林樂知畢竟是個傳教士，他開辦書院也不忘兼顧他的傳教事業。課程安排雖為言明《聖經》為必聽之課，但也說，諸生可以在歷百日聽講《聖經》，但不會勉強。

林樂知雖然對中國儒家學說持批評態度，但也感到中國儒學歷史悠久，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澱。如果學生們能正確地理解這些遺產，對中國文明、改革的推動倒也不是壞事，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中國的經典著作對中國的學者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我們不再考慮摒棄它們，而是考慮像在歐洲和美國引用希臘和拉丁文化那樣對待中國的傳統文化。”所以林樂知開辦中西書院，在課程的設定上，力求達到中西兼顧。

林樂知認為，中國此前的學校不是偏重中學就是偏重西學。如普通書院偏重中學，而一些教會學校，則偏重西學。這兩者都不適應中國文明進步的需要。他的中國助手沈毓桂的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代表著他的觀念：“當今之世，專尚中學固不可也，要必賴西學以輔之；專習西學亦不可也，要必賴中學以襄之”。[6]

書院開辦之後，林樂知考慮到目的是教書育人，對於生源，他努力做到統籌兼顧，對那些天資聰明而又家境貧寒的學生儘量給予照顧和捐助，使學校體現人性化關懷。要做到這些，經費的來源則成為一大問題，林樂知設法獲得中國人的贊助，他畢竟有過在廣方言館和製造局的任職經歷，他很快獲得一些官員、文人和商人的援助，這些人都與外國人有過接觸，對林樂知中西結合的辦學方針也非常讚賞。

中西書院在課程的設定上雖然力求達到中西兼顧，認為儒學是不容忽視的文化遺產，但他主張學習其精華，去其糟粕，他很反感科舉制度的八股取士。在中國的傳統教育體系裡，科舉制度是傳統儒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維繫皇權專制的紐帶，由於根深蒂固的觀念所致。通過科舉考試、八股取士成為中國舊知識分子的最大誘惑。林樂知對此予以了強烈的抨擊。他認為，中國曆代王朝的取士制度，只注重那些八股經文、條對和一些浮詞策論，而不注重實學，這種傳統而腐朽的科舉取士制度正是中國落後、積貧積弱的禍根，他說，“乃自唐以來，競尚詞華，罔事實學，詩賦時文騁妍抽私，雖使才踵屈宋藝，逐章胡究，不知其所為用者安在，猶復尊之以盛名，歆之以厚祿。至今天下才智之士錮塞，明日鑽研於試帖之時文之中，以至老死而不知所止，中國之積弱豈不坐此哉？”[7]

在林樂知看來，中國的考試製度（科舉制度）、八股取士實在是一無是處，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革。只有廢除科舉制度，崇尚八股取士的風氣才會得以扭轉，進而基督教與近代科學才會在中國生根發芽，這也是林樂知創辦中西書院教學方法上採用中西兼顧的原意之一。但開辦一所中西書院，根本改變不了中國科舉取士的風氣和中國教育嚴重落後的局面。

林樂知甚至指責說，科舉制度下的中國，教育是缺失的，一個缺式教育的國度，簡直是與禽獸無異。人之所以區別於禽獸，是因為其接受教育，禽獸只是自然界中有生命週期的行屍走肉罷了，無所謂接受教育；人卻不同，人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在教育中得到成長和啟發。林樂知說，人類不同於動植物又不同於禽獸的重大區別就在於，“若人則於自然生理之外，別有思想，別有能力，能自主以養其所欲，給其所求，是皆出於人生固有之特性也”，因此要引導人類這一特性是教育的首要任務。

那麼，在科舉制度根深蒂固、新式教育嚴重滯後的中國，該如何開展教育呢？正如他開辦中西書院，在製造局翻譯近代自然科學、先進思想、文化著述那樣，他強調學習西學要循序漸進，尤其要重視中國的啟蒙教育，教育與學問只有由淺入深、由近及遠才能使教育得到發展。

林樂知主張中西兼顧，興辦中國教育，但作為基督教徒的他也有功利的一面，他認為中國教育應與西方基督緊密結合。他直言，中國不信基督而學習西學，則後果不堪設想，他片面的認為，西方的強大就是由崇信基督的緣故，“曠觀天下大局學問之興，賢才之多，甲兵之強，莫如從耶穌之國。天下之國眾矣，而偏讓從耶穌之國獨興，何哉？固有耶穌道為之本，所謂君子務本，本立道而生也”。[8]

盡然，林樂知的教育理念有一定的功利性，宣揚基督是萬物之源，是國家發展的根本。但其在中國開辦教育，崇尚中西兼顧的教育理念，他對中國教育近代化所做出的貢獻，還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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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第615頁。

[2]《書林樂知先生西學課程後》，《萬國公報》1881年第14本，第8613、8614頁。

[3]李濟深等：《戊戌百年祭》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頁。

[4] 林樂知：《中西書院規條》，《萬國公報》1891年，第18本，第11807頁。

[5]林樂知：《中西書院課程條規》，《萬國公報》1881年，第14本，第8577頁。

[6]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第617頁。

[7]《萬國公報》1874年12月，第1本，第689頁。

[8] 林樂知：《續養賢能論》，《萬國公報》1879年第11本，第66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