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是當時的最高統治者。他擁有最大的權力，總掌國家的政權和軍權、財權，“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具體而言，皇帝握有官員任免權和兵權、財權、立法權、司法權以及其他行政決定權。同時，宋朝的皇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宋朝皇帝擁有哪些權力？1、官員任免權
宋朝朝廷內外官員眾多，一般中、下級官員的差遣由專門機構委任，其他高階官員如宰相、樞密使、三司使、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等要員，則由皇帝親自選派，再經有關機構辦理手續。欽宗時，翰林學士夜間輪流入宿學士院內，以備皇帝臨時下令撰述。
先由一員擔任“御藥”即勾當御藥院的內侍進入學士院，依客禮會見翰林學士，從懷中摸出“御封”，開啟後，裡面就是皇帝所寫“詞頭”。勾當御藥院退出，在西閣住宿。翰林學士歸值舍，起草有關委任高階官員的制詞。不到五鼓，學士院吏書待詔攜帶紙筆立在門外，學士“據案授稿，吏細書奏本待詔用麻紙大書”，然後交給門下省當庭宣讀。學士再“臨視點勘封，以授御藥”，“御藥”開門攜入禁中；院吏再關閉院門，直到朝退，然後開啟院門，如果是任命宰相，宮中則另設彩殿，召喚翰林學士從內東門進入，系鞋立墀下。
仁宗寶元元年(1038)，右司諫韓琦多次上疏論宰執王隨等“不才”，仁宗沒有采納。韓琦估計仁宗一時找不出合適的宰輔入選，便向仁宗推薦杜衍、范仲淹等5人“眾以為忠正之臣，可備進擢”；王曾、呂夷簡等4人“亦人所屬望”。仁宗雖然聽從韓琦的建議，罷免王隨和陳堯佐的相職，又撤銷韓億和石中立參知政事之職，但另外任命張士遜和章得象為宰相，章得象入宮面謝，仁宗告訴他說：“往者太后臨朝，群臣邪正，朕皆嘿識。惟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幹請，今日用卿，由此也。”講出了任用他為宰相的緣由。
當有的官員懷疑內侍在任命二府大臣上有所幹預，仁宗還特地告訴宰輔們說：“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耶?”剖明委任二府大臣是出自自己的決斷。
皇帝還要親自決定冊立或罷黜皇后、皇太子。如真宗景德四年(1007)，郭皇后去世，真宗準備立出身於銀匠之家的劉德妃為皇后，大臣寇準等以劉德妃“家世寒微”極力反對，真宗一直堅持，最後仍立劉德妃為皇后。
又如仁宗晚年無子，範鎮、韓琦、包拯、司馬光等大臣力勸仁宗早立太子，仁宗拒不採納，直到嘉祐七年(1062)八月，才立濮王允讓之子宗實為皇子。
皇帝還親自決定任免正副宰相、正副樞密使、三司使、臺諫官、翰林學士、給事中、中書舍人及六部尚書、侍郎等侍從官，在內諸司如內侍省、入內內侍省、皇城司的長官，三衙管軍將帥及沿邊的主要將帥，以及開封府知府和一些重要地區的監司、知府、知州等高階、親近、清要官員。
這些官員的任免，都要由皇帝親下聖旨，由翰林學士起草制詞，稱為“特旨除授”或“御筆除授”。其他由中書門下及吏部負責任命的一般官員，上任之前，也要上殿向皇帝當面辭行，以便皇帝瞭解這些官員的品行和才能，干預一般官員的任免升黜。行政權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處理決定軍國大事之權。皇帝定期坐殿視朝聽政，主持朝會、朝議，決定戰爭與和議、改元與禪位、大赦與郊祀等國家大事。
2、掌握全國軍事大權
宋朝皇帝掌握調兵遣將的權力。三衙負責統轄全國的禁軍，但沒有調動兵馬之權。樞密院有調動兵馬之權，但必須“去御前畫旨”，才能調動。宋朝曾有兩次皇帝收攏兵權的事件。
第一次，在宋太祖建國的第二年。太祖與趙普討論唐末以來“戰鬥不息，生民塗地”的原因，趙普認為是“方鎮太重，君弱臣強”，太祖心領神會。隨後，太祖立即採取措施，召見分統禁軍的高階將領石守信等喝酒，在酒酣耳熱之際，太祖吐露自己的心事，要求他們放棄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保證“我且與爾曹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石守信等既驚且怕，第二天一起稱病辭去軍職。
太祖便順水推舟，撤銷了石守信和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4人的軍職，皆出為節度使，僅石守信仍兼侍衛都指揮使，“其實兵權不在也”。史稱此事為“杯酒釋兵權”。
第二次，在南宋初年。從高宗建炎元年(1127)開始，朝廷大臣就注意到將兵權收歸朝廷，集中於皇帝之手。建炎三年，御營使司建請，各軍都以1萬人編成1軍，每1軍設10將，合置5員統制官。每員統制官准備三本軍兵花名冊，一本上交御前，一本上交御營使，一本留在軍中，每季揭貼，各將不準互相招收。高宗批准此議，但這時“諸將方自擅，迄不行”。
次年，宰相範宗尹受命兼知樞密院事同時撤銷御營司及其官屬。規定今後軍額有缺，皆中樞密院增補，不準非時招收；仍用符來、遣發。“庶幾可以收兵柄，一賞罰，節財用”。
建炎四年，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請求依照宣撫處置使司例，“合隨宜措置事，並從便宜”。高宗下詔允許他在“臨陣出奇，或事幹機會”時，准許便宜行事外，其他場合“並稟朝旨”。還下詔各州守臣，“自軍興以來得便宜指揮者，並罷”。
隨著抗金斗爭的不斷開展，各地抗金武裝力量逐步壯大，形成了幾支相對獨立的抗金武裝。此後，幾乎每年都有大臣向高宗提議“漸銷諸將之權”，具體辦法種種，其一為精選偏裨十多人，各授以兵幾千人，直屬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為數萬，用擴充御前禁軍的辦法來收回各將領的兵權。但抗金斗爭的需要，高宗長期不能收回各將領的兵柄。
紹興八年(1138)，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又論諸將權太重，高宗回答說：“若言跋扈，則無跡。”又說：“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還吐露一個秘密，即計劃將在一二年內採取措施予以解決。
紹興十一年四月，高宗首先將嶽(飛)家軍的重要幕客、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謀官朱芾和李若虛升遷職名，出知外州，朱芾和李若虛“自軍中隨飛赴行在，上將罷飛兵柄，故先出之”。接著，高宗和秦檜經過緊張策劃，決定召集韓世忠和張俊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行賞”。三大帥到達臨安後，立即任命韓世忠和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樞密副使。
同時，撤銷淮東西、湖北、京西宣撫可建制，官屬皆遷兩官；各軍皆“以御前為名，謂之‘御前諸將””。各軍統制官依舊駐紮“將來調發，並三省、樞密院取旨施行”。高宗在收回三大將兵權時，還假惺惺地對韓世忠等三大帥說：“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共為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顧如兀朮，何足掃除乎?”
明是剝奪韓世忠等人的兵權，卻又冠冕堂皇說是增加他們的兵權。事後，高宗十分得意地對秦檜說，唐朝藩鎮跋扈，原因是“制之不早，遂至養成”。現今“兵權歸朝廷，朕要易將帥，承命奉行，與差文臣無異也”。透過這次集中兵權，皇帝又重新控制了全國的軍隊成為真正的最高軍事統帥。
3、財政大權
宋初將地方的財權收歸朝廷中央後，皇帝加強了對全國財政的直接控制。皇帝親自參加全國財計甚至地方財計制度的制定，親自掌握國家的一大批財賦，而且經常過問全國財政收支的具體情況。
宋太宗淳化元年(990)，頒佈詔書：命令三司自今起每年開具現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一冊奏聞。從真宗景德間(1004一1007)開始，規定三司主持編定“會計錄”，稱《景德會計錄》。此後，各朝皇帝陸續編定《皇祐會計錄》、《慶曆會計錄》、《元祐會計錄》、《宣和會計錄》等。會計錄的內容包括戶賦和郡縣、課入、歲用、祿食(祿賜)、雜記等，其中還包括戶口、吏員、宗室、軍兵的統計數字。
皇帝透過會計錄，得以“總括邦計，量入為出”，全面瞭解財政的執行狀況，總結各項財政措施的成效，從而採取新的增收節支的有效措施。
北宋前期，三司掌握了全國絕大部分的錢穀(僅常平倉的錢穀由司農寺管轄)，“一文一勺以上悉申(三司)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元豐改制後，戶部接管了三司的大部分職權。孝宗即位初，對於“財用大計，尤所經心”，有時召喚戶部官吏入宮，“驅磨財賦”，“諸庫皆有簿要，多自按視”。皇帝由控制三司、戶部和“會計錄”，掌握了國內的大部分財權此外，皇帝親自掌管部分財賦，貯藏在內藏庫。
內藏庫的前身是封樁庫和左藏庫。內藏庫的財賦，主要來源於各地的上供物品，各地坑冶所產的金銀和錢幣，榷貨務和市舶司、店宅務等機構的收入等等。其數量從北宋至南宋，有逐步增加的趨勢，到高宗時全國財賦有一半歸入內庫。內藏庫的財賦，主要用於支付軍費，補助三司或戶部的費用救災賑濟，皇室消費以及各種賞賜等。內藏庫號稱“天子之別庫”，成為宋朝皇帝掌握全國財政的主要手段。
宋朝皇帝還經常干預地方財政，孝宗淳熙三年(1176)，四川總領所請求再借四路的租課10年，每年為錢12萬貫，充作揀汰軍士的請給。孝宗認為：“昨借諸路職田尋已給還。四川自當一體，豈可再借!”參知政事龔茂良和李彥穎說，職田用來“養廉”，“誠不當借”。孝宗指示龔茂良等人，另外撥錢充揀汰人的請給，“職田自今歲便與給還”。
淳熙四年，戶部侍郎韓彥古針對當時兩稅實際翻番徵收的狀況，提出根據各州、縣一年的收入約數，仿照唐制，分成三等，按其用度的多寡，制定計劃：首先留一部分充作“上供”，“上供所餘，則均之留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送使所餘，則派分遞減，悉蠲於民”，朝廷“不利其贏”、上供和留州、送使三部分各有定額，這樣從朝廷到州縣“取於民者，皆有成數”，“不可得而容私於其間”，然後統一全國的帳目，責成戶部和各路轉運使“量入以為出”，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也不得多取於州縣。孝宗十分讚賞韓彥古的地方財政改革計劃，“御筆”批示先在一州試行然後推擴各路。
4、立法和司法權
宋朝皇帝又是最高立法官和司法官。宋太祖時，法制極簡，僅修訂了《重詳定刑統》一部法典，太祖動輒“以便宜行事”。此後，各朝皇帝陸續立法，“講求備具”。太祖、太宗甚至真宗、仁宗時的立法，都成為以後各朝皇帝遵循的“祖宗之法”。頻繁的立法活動，為數眾多的各種法典和法規彙編的纂修，使宋朝立法機構的立法程式越來越規範化。
在整個立法程式中，“以制命為職”的皇帝，發揮了重要作用。朝廷經過商議，準備編修新的法典或法規彙編，必須得到皇帝的批准，由皇帝頒佈詔書，決定編修的內容和方針以及任命編修的官員。在編修過程中，皇帝往往親自審定新編纂的法典或法規彙編，藉以行使其最高立法權。
宋朝皇帝一般是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行使他的最高司法權。皇帝主要審理些重大的疑難的案件，以及複審京城拘押的囚犯等。直接受命於皇帝，而審理某一案件的臨時司法機構，稱“制勘院”。制勘院是奉詔設定的，故又稱“詔獄”。
制勘院或詔獄，成為皇帝直接行使最高司法權的場所。百姓遇有冤屈，赴京城擊登聞鼓申訴、有的皇帝也親自登殿審問。如太宗時，京城百姓王元吉被冤下開封府獄，判徒罪。王元吉派其妻張氏擊登聞鼓喊冤，太宗召見張氏詢問，“盡得其枉狀，立遺中使捕原推官吏，付御史鞠治”.終於使真相大白，王元吉得以平反。而原來的審訊官員皆一一受到懲處。
孝宗時，陳亮與友人、妓女在婺州永康飲酒作樂，彼此戲稱左、右相和妃子，不料被人誣告至刑部。陳亮被捕，在受審時遭嚴刑拷打，幾乎體無完膚，陳亮“誣服為不軌”。結案後，刑部奏申孝宗複審，孝宗“固知為亮，又嘗陰遣左右往永康，廉知其事”，立即對大臣說；“秀才醉了胡說亂道，何罪之有?”用筆畫其案卷於地。陳亮及其友人因而被昭雪出獄。
每年盛夏，皇帝“臨軒慮囚”，實際上再次複查，囚犯常常得到寬貸。如孝宗“究心庶獄”，每逢“慮囚”時必定提前幾天命有關機構進呈款案披閱，然後決遣。慮囚成為制度，皇帝又掌握了複審拘押在京師罪犯的權力。
宋朝皇帝對各個案件的判決，是案件審判過程中的最後一道程式即終審，通常是不容改變的。徽宗時，還下詔：“應系御筆斷罪，不許詣尚書省陳訴改正。”用詔書的形式，規定皇帝所判決的刑事案件，為終審判決，犯人不得上訴改正。
5、其他行政權
宋朝皇帝還擁有召集和主持朝會、朝議，決定改元和改用年號，禪位，頒佈大赦命令，舉行郊祀和明堂大禮，改革各項制度，決定“大誅討”，官員給假等權力。皇帝的命令都用“詔書”或“手詔”、、“筆”、“御札”等形式頒發。有時，御筆直接支付給外廷執行，不經宰相等審議和簽押，成為國家的最高命令，不準違抗和改動。
如太祖建隆四年(963)頒佈的《有事南郊詔》宣告“朕以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有事南郊，宜令所司，各揚其職，務從省約，無令勞煩。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為名，輒有率斂，庶遵儉德，以奉嚴禋。中外臣僚，當體朕意。”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頒佈《討交州詔》，宣告“唐末離亂，區內剖分”，交州“遂為僭偽之邦，因成聾瞽之俗”，派遣孫全興和張浚、崔亮為邕州路兵馬都部署，劉澄等為廣州路兵馬都部署，“分路率師致討”。
神宗元豐八年(1085)正月，頒佈《赦天下制》說：“門下：朕以眇躬，奉承聖緒。……可大赦天下，除劫、謀、故、鬥四殺，已殺人，十惡、偽印、放火、盜賊抵死不赦，及情輕奏裁，減等刺配外，其餘罪無輕重，鹹赦除之。”這些詔書從各個方面體現了皇權，是皇權實現的主要方式。
二、皇帝受到的制約因素宋朝皇帝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但皇權卻是受到一定的約束，因而不是絕對的和無限的。宋朝雖然採取了種種措施，把政治和軍事、財政大權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中央，不過它是按照“人主蒞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的原則建立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因此各項制度中也包含著對皇權適當約束的內容。同時，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限制皇權的理論，在社會上廣泛流傳，產生深遠影響。
第一、宋朝形成了朝廷宰輔集團和臺諫系統、封駁系統的約束機制。
太祖時，宰相趙普首先注意約束皇權，要求皇帝服從法律。史稱，有一名立功者理應遷官，太祖討嫌其人，不予晉升。趙普“力請與之”，太祖生氣說：“朕故不與遷官，將奈何?”趙普答道：“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不聽，立起，趙普跟隨在後。太祖入，趙普立在宮門口，長久不離去，太祖只好答應他的請求。
又有一次，趙普想授某人為某官，但不合太祖之意，不用。次日，趙普又奏此事，太祖仍不用。第三天，趙普再奏，太祖大怒，將奏稿撕裂，擲在地上。趙普神態自若，慢慢拾起回府補綴，第四天又交給太祖。太祖醒悟、乃批准其奏。後來，趙普推薦的人“果以稱職聞”。
太祖曾對趙普說：“朕與卿平禍亂，以取天下，所創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在這些“法度”即後來所稱的“祖宗之法”中，自然包括對皇權限制的內容。不可否認，趙普在宋初逐步建立約束皇權機制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宰輔集團和臺諫系統、封駁系統有權對皇帝實行全面的監督，這種監督的深度和成效是以皇帝自覺接受的程度為轉移的，從而成為皇權約束機制的主要組成部分。每遇皇帝任命或責降官員不當，或者違反程式，負責起草制詞的知制誥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可以“封還詞頭”，加以抵制。
仁宗至和元年(1054)，入內押班石全彬遷為入內副都知，知制誥劉敞拒絕草制，封還詞頭，並上奏陳述理由，說石全彬不到三天前剛有制旨，遷為宮苑使、利州觀察使，這無異是“朝令夕改，古人所非”。朝廷應該“愛惜事體，無宜輕改成命”。這種做法也稱“繳奏”。在起草任官制詞時、中書舍人有權索取差除官的履歷，置於畫黃之首，以便中查其賢否。
孝宗時，戶部郎官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不肯書黃”，於是改授謝廓然外官。如果兩制官員抵制不力，門下省的給事中還可封還詔書，駁正所失。給事中所封駁的內容較為廣泛，除有關官員任免和升降而外、還有斷遣刑名、改更敕令等。
在司法方面，皇帝的司法權也常常受到限制。神宗時，陳執中(仁宗時宰相)的兒子陳世儒之妻李氏與群婢殺其婆母，而陳世儒“知而不發”。蔡確主張陳世儒應連坐。神宗說：“執中止一子，留以存祭祀，如何?”蔡確說：“五刑之贖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其可赦邪!”竟判處陳世儒及其妻李氏極刑。
高宗紹興四年(1134)，大理寺卿張請求今後凡遇“朝廷降指揮，應特旨處死，情、法兩不相當，許本寺奏審”。高宗批准了張的請求。表示皇帝的司法權也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皇帝動用內藏庫等經費和宮廷向朝廷索取財物，常常受到朝廷有關機構的監督，並且要求按照制度辦事。宋太祖曾下令後苑製造一隻薰籠，幾天過去仍不見迴音，太祖怒責左右。一名官員告訴他：這件事要經過尚書省、本部、本寺、本局的逐級審批，辦齊手續，復奏，得到皇帝的批示“依”，才能製造，然後送上。
太祖對趙普說：“我在民間時，花幾十文銅錢就可以買一隻薰籠。今天做了天子，反而要了幾天還弄不到，是什麼道理?”趙普答道：“這是歷來的條貫，不是單為陛下制定的，而是替陛下的子孫安排的。假若後代子孫要非理製造奢侈物品、浪費錢物，必須各個機構逐級審批，還要經過臺諫官的‘理會'(彈奏)。這就是條貫制定的深遠用意。”太祖聽後，立即不再責怪左右，反而大喜，說：“這樣的條貫好極了!”
從此，太祖在積極制定各種條法的同時，率先遵守法制。作為“天子之別藏”的內藏庫，其財貨原則上不歸朝廷管轄。太祖和太宗時，內庫所貯財貨，“皆三司使總之”。三司掌握內庫的歲入和貯存數字，依此調節財計。真宗時，開始只允許三司使瞭解內藏庫的收支總數，副使以下不得預聞。到仁宗時，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三司已完全不能知道其出納、貯存等情況。神宗熙寧間，三司設定“拘催內藏庫錢帛案”，規定各路每年將輸納內藏庫的金、銀帳目上繳三司拘。三司由此掌握了內藏庫的金銀歲入情況。
在調撥財物上，朝廷與宮廷反反覆覆進行著監督和反監督的鬥爭，這種鬥爭是擴大皇帝財權和限制皇帝財權鬥爭的主要組成部分。
朝廷官員密切注視皇帝的宮廷生活，以防止皇帝過分違反法度。元祐四年(1089)，哲宗14歲，實際僅13歲。京師百姓宮中物色奶孃，給事中、侍講範祖禹上疏說：從今年秋天開始聽外人說，“陛下於後宮已有所近幸。臣初聞之，不以為信，數月以來，傳者益多，或雲已有懷娠，將誕育者”。但陛下今年僅13歲，“豈近女色之時乎”?
有錢人家有13歲的兒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況於萬乘之子乎”?臣看陛下近來“氣怯”，但陛下“上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二十年基業，為億兆之人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範祖禹還指出，陛下“生長深宮”，還不懂稼穡的艱難，不見人的情偽，不習國家的政事，不盡讀六經聖人的說教，不盡知前世興亡的教訓。“天下至大，萬事至眾，何所不關聖慮，豈可不愛惜聖體哉”!
宰臣呂大防、左右速議大夫以及範祖禹解釋說：“後宮御幸無此事”，“外議皆是虛傳”。範祖禹隨後又上疏懇求高氏“保護聖體”。
宋朝朝廷各機構以及開封府官員還不時抵制“內降”詔旨，按照制度，皇帝的詔旨須經朝廷商議進呈，再由皇帝審閱批准，才能發付朝廷執行，皇帝一般不能直接將詔旨發付朝廷執行，否則稱為“內降”或“內批”、“中批”，朝廷各機構以及開封府或臨安府皆可拒絕執行。仁宗慶曆間，宰相杜衍不肯奉行“內降”，每積到幾十份，即當著仁宗之面繳還給他。
仁宗曾對侍臣說：“外人只知道杜衍封還內降不知道朕以杜衍不肯執行而拒絕者，要大大多於杜衍封還的。”
徽宗時期，宋徽宗為了防止三省和樞密院、臺諫官對自己的命令有所駁難，直接用“御筆”方式頒發到有關機構推行，稍有阻隔，便以“違制”罪論處。從此，全國政事不論大小，惟白己所欲施行，大臣們不敢再有異議。
後來，徽宗委派宮女代寫“御筆”，由內侍蓋印付外。徽宗無限地擴張皇權，喪失了自我約束能力，破壞了中樞權力結構的分權制衡關係，終於導致社會大動盪，宋室被迫南渡。南宋初，吸取上述教訓，高宗鼓勵對“御筆處分”，由給事中和中書舍人“繳駁”，有關機構“申審”。但時間較久、“內降”又恢復增多。孝宗時，宮中常常將“密旨”“真下諸軍”，甚至“宰相多不預聞”。直到內侍張方的事情敗露，宰相陳俊卿發現問題的嚴重性，才奏告孝宗說：“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意即取消“內降”。孝宗批准了他的建議。宋朝朝廷對皇帝“內降”的抵制，也是約束皇權的一個方面。
第二、史官對皇權的約束。
宋朝統治者充分認識到歷史的政治功能。北宋史學家歐陽修認為；“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哲宗初年，大臣呂公著上奏說：“人君一言一動，史官必書，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為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為念。
”主張史官直言不諱地將皇帝的所作所為寫入史書，以此勸諭皇帝，切勿做“失德”之事。所以，統治者重視編修史書，尤其重視編修國史和日曆、實錄、會要等當代史和史料彙編。為了名垂青史，統治者從積極方面是順應時勢的發展，多做有利於國家和百姓之事；從消極方面說是皇帝親自幹預修史。
在宋太宗以前，修史有相當的獨立性。唐朝開始出現皇帝干預修史的現象，如唐太宗、文宗曾試圖調閱起居注，但遭到史官褚遂良、魏暮的拒絕，宋初，有一次太祖在後園彈雀，忽有官員求見。太祖急忙接見。這名官員所奏只是普通的事情，太祖聽了勃然大怒，責問他何急之有?官員答道：“臣以尚急於彈雀。”太祖更加生氣，順手操起柱斧柄打其嘴巴，擊落兩顆牙齒。官員慢慢拾起牙齒，藏在懷裡。
太祖罵他：“你藏起來牙齒想告我嗎?”官員答道：“臣不敢告陛下，但自有史官會記載下來。”太祖立即好言勸慰，並賞給了金帛。
這件事反映此時仍保持史官獨立修史的傳統，當代史和史料彙編具有約束皇權的作用。但此後情況逐漸發展變化。到太宗時，梁周翰兼起居郎，首先建議由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值崇政殿，以記錄皇帝的言行，另編成“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此，“起居注進御”成為制度。
太宗時，宰相李昉加監修國史之職，開始實行“時政記先進御而後付有司”的制度。起居注主要記錄皇帝的言行，時收記主要記錄兩府的軍政要事。史館以起居注和時政記為基本史料，纂修成“日曆”。又以日曆為基礎，參取其他官方檔案、私家記錄，編成“實錄”。最後，再根據起居注、時政記、日曆、實錄、會要等官方材料，加上私家記錄，編纂成“國史”。
宋朝的各朝實錄，最受皇帝的重視。太祖、太宗、神宗、哲宗、徽宗、孝宗、光宗朝實錄，都在修成後，再次重修。《神宗實錄》曾四次編修：第一次在哲宗元祐間。第二次在哲宗紹聖間，出自蔡卞之手。第三次在徽宗即位初。第四次在高宗紹興初，出自範衝之手。
第三、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限制皇權的理論。
他們否定君權神授論，認為皇帝並非天生聖人，不可能永遠世襲。司馬光提出“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穎而為臣。”
認為皇帝只是智與力超過常人，所以承受天命，取得皇權。陳亮提出皇帝“才能、德義足以為一代之君師，聽命者不之焉則不厭也。世改而德衰，則又相率以聽命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豈得世次而長有天下哉!”認為充當皇帝也要有一定的標準，必須才能和德義都是當代的楷模；如果時代改變，道德衰落，又要推舉另一位才能和德義“特出”之人。
所以，不可能皇帝長期世襲。以這一理論為基礎，很多思想家提出皇帝要與官員們共治天下，不可獨專賞罰，要帶頭遵守法度等。度正提出，“天下，大物也，非一人一手之所能獨運也，合天下之智力以運之，而天下日趨於治矣。”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