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關係也是每一個王朝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通常民族關係處理得當，政治、經濟和文化也會處於健康向上的發展態勢，處理不當則往往會處於內外交困的境地，甚至陷入危亡之中。宋代是一個特殊的朝代，從現有研究看，過去所說的“積貧積弱”觀點已受到學術界的質疑和反思。李裕民先生認為宋代無論經濟還是科技、文化等方面與唐代相比，均有過之而不及，談不上“積貧”; 而就“積弱”來說，宋朝與遼、金、西夏以及後來的蒙古在軍事上也是旗鼓相當，才不致很快被滅亡。①可是從對外政策來看，宋庭絕大多數情況下奉行的是保守的以進為退的防守策略。在與遼、西夏和金乃至後來的蒙古人的戰爭中，勝少敗多，這樣的結果要說民族自信心不受影響很難令人信服，一個不自信的民族在處理民族關係時就多少顯得有些底氣不足，也為其最終的失敗買下了伏筆。

　　北宋政府面對的最大危險主要是來自於遼、西夏和金。遼和西夏互相借重對方勢力來脅迫北宋答應他們提出的議和條件。宋也往往透過重賞和賄賂等政策來瓦解夏遼同盟，乃至於後來興起的金人往往藉機趁火打劫，而面對金人的步步緊逼，宋庭又在決策上出現重大失誤。末期的北宋猶如沉痾在身的病人，積重難返。北宋就在這樣一種被動防禦、內外交困的尷尬處境中被金人結束了 160 多年的統治。具體而論，北宋滅亡既有客觀方面難以克服的困難有關，也有主觀方面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等原因造成。

　　一、客觀原因

　　（ 一） 都城偏居開封，對西部、北部鞭長莫及

　　宋朝都城遠在開封，整個西北乃至北部的廣大疆域均被西夏和遼及後來興起的金佔領，導致中原地區時常危機四伏。1004 年宋遼訂立《澶淵之盟》後割幽雲十六州給遼，宋北鄙失去屏障，遼人遂能長驅直入，如骨鯁在喉，長期受遼掣肘。所以錢穆認為： “建都開封，尤使宋室處一極不利的形勢下。藩籬盡撤，本根無庇。”[1]531“不僅對東北顯豁呈露，易受威脅。其對西北，亦復鞭長莫及，難於駕馭。”[1]533陳鋒先生亦在《從定都開封說北宋國防政策的演變及失敗》一文中認為北宋的滅亡與“地形無險可守的弱點有一定的關係”,加之太宗及後繼諸帝“改行消極的國防政策”,從西到北被契丹和西夏以及後來崛起的金人所牽制，渙散了北宋的國防能力，最終導致失敗乃至亡國。

　　（ 二） 軍糧運輸困難

　　由於北宋都城遠居開封，遂致另一致命軟肋---軍糧運輸遙遠艱險，百姓深以為苦。《宋史·蘇軾傳》雲： “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之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3]10802長途運輸導致財傷民勞，嚴重製約了宋軍在前方的軍事行動。范仲淹曾在慶曆二年上仁宗《乞先修諸寨未宜進討》奏議中指出了當時在與西夏戰爭時這一頭疼形勢： “臣相度前項軍需糧草萬數不少，必是一兩月辦集未得。如令辦搬運上項隨軍輜重糧草，又須用廂軍二三萬人，必慮諸處廂軍數少，起發不得。或使駱駝騾子一二萬頭，即山路險隘，與兵馬三二百里，轉難主管。若多差人夫，即恐有雨雪之變，崎嶇暴露，稍有驚危，便多逃散，拋棄糧草，為賊之資。”[4]652 -653該劄子指出了四個短處，首先籌集糧草的時間過於久長，延誤戰事，元昊軍隊倏忽而來，倏忽而去，豈容一兩月之久！ 其次運輸軍糧動輒幾萬人，難以調集。其三，路途遙遠，輾轉二三百里，人員難以管理。其四，遇到惡劣天氣或蕃部襲擊，難保差夫臨時逃散。這些因素都成為制約北宋在與西夏和遼的戰爭中難以解決的客觀問題。如宋太宗兩次對遼進行北伐戰爭①的失敗均由於對軍糧需求量太大而難以保障前方需求； 加之西北地勢崎嶇險阻，運輸艱難，百姓不堪重負，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北伐戰爭的失敗。

　　（ 三） 西夏、遼資源短缺，必須向外獲取生存空間

　　西夏從李元昊稱帝以來，國力日益壯大。所據地盤據《宋琪列傳》載： “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②。厥土多荒隙，是前漢胡韓邪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至青、白兩池，地惟沙磧……”.[3]9129大致包括寧夏、甘肅、內蒙南部、一度延伸至今陝北地區（ 鄜延西北至今綏德、米脂一帶） 等廣袤地域，然“銀、夏諸州，羌戎瘠壤，得其地不可耕，撫其眾不可守，”“綏、銀僻在羌夷，民貧地瘠”,[5]24縱使地盤再大，如果沒有充足的資源來供養百姓，也難以長享太平。於是夏、遼經常侵擾北宋邊界，搶奪牲口和物資。仁宗寶元二年（ 1039） 太子中允富弼上疏條陳元昊反狀時雲： “西鄙地多帶山，馬能走險，瀚海彌遠，水泉不生，王旅欲徵，軍需不給，窮討則遁匿，退保則襲追，以逗撓為困人之謀，以持久為匱財之計。元昊恃此艱險，得以猖狂。”[6]2926且“元昊援契丹為親，私自相通，共謀寇難，緩則指為聲勢，急則假其師徒，至有掎角為奇，首尾相應。彼若多作牽制，我則困於分張。”[6]2927兩國“復相交構，夾困中國”.

　　（ 四） 將不御兵，兵不知將

　　宋代從太祖執政以來，為了防止武將飛揚跋扈，重蹈唐代覆轍，開國之初就透過一系列措施解除了武將的兵權。形成了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特殊兵制。一旦戰爭發生，協調作戰的靈活性就完全喪失。比如慶曆元年（ 1041） 宋夏好水川戰役，北宋幾乎全軍覆沒，任福及其子戰死，固然與輕敵有關，但是“福所統士卒，皆 非 素 所 撫 循，既 又 分 出 趨 利，故 至 甚敗”,[7]1029同年，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張方平上書雲：“國家自景德以來，將不知兵，士不知戰，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1030 加之將愚兵驕，邊防失利便為常事。趙宋統治集團在與遼、夏約和後三十多年來一貫粉飾太平，恣情享樂，已經腐敗不堪，英宗治平二年，歐陽修曾在《奏西邊事宜》中雲： “自真宗景德二年（ 1005） 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 1038） 元昊擾叛，蓋三十餘年矣。上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 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知戰陣； 器械腐朽，城郭隳頹。”[6]4963而元昊也摸清了北宋的底細，因而“小則恣行討掠，大則侵奪邊疆”.

　　二、主觀原因

　　西夏、遼、金之所以經常騷擾邊境，固然與這些民族“隨水草而遷徙”的特性有關，但也與宋王室因循守舊、保守退讓的諸多思想有關。筆者以為重要原因就是宋庭在對外政策上形成了一個總的指導方針和原則，即“守內”甚於“防外”,在這一宗旨下，面對強大對手時又舉棋不定，導致邊患難絕，進而成頑疾。

　　具體如下：

　　（ 一） 賞罰失當，軍紀弛廢，剋扣軍餉，渙散軍心

　　寶元二年（ 1039） ,“鄜延路嘗與蕃兵接戰，有一寨主為蕃兵所得，及擄去軍民甚眾，西頭供奉官馬遵引兵追戰，即時奪回。延帥範雍及副都部署劉平奏乞酬獎，朝命只遷東頭供奉官而已。”馬遵出生入死，突破重圍，將此寨主從死亡之地營救回來，“雖非大功，亦可謂之奇節。主帥保奏，理合超遷； 只進一官，殊乖輿論。”[7]987故同功不同賞引發不滿是必然。又《宋史·蘇軾傳》記載“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 蘇） 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為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乃至定人感嘆： ‘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久矣。“[3]10816”歲久法弛“不可避免會使兵士驕縱難治。又有貪冒士兵之功勞者，如《范文正公年譜補遺》記載，康定元年十一月虎翼軍第九指揮王瓊把自己部下於興砍到人頭的功勞據為己有，後於興告訴了範公，於是范仲淹以王瓊”奪戎士死戰之功，誤朝廷重賞之意“處斬。對於肆意剋扣軍餉者，如鄜州曹司馬勳、張式、黃貴擅自剋扣兵士軍餉，范仲淹認為”當此軍期之際，兵士多是飢寒逃亡，若更剋扣，轉難 存濟。“[4]766亦以斬首處罰。

　　（ 二） 朝臣閣員攻守意見分歧，相為短長

　　北宋的政務和軍事分別由中書門下和樞密院掌管文武之事，在攻守賞罰等方面兩府意見常不合。《宋史·滕元發傳》雲： ”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詰修堡而中書降褒詔。“[3]10674對於一些邊防要塞及戰略要地的棄守上大臣們亦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如《孫路傳》載元祐初年，司馬光打算放棄河、湟，大臣邢恕謂光曰： ”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並挾輿地圖直陳放棄河、湟的嚴重後果： ”自通遠至熙州才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闢土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3]10688司馬光自悔”幾於誤國“.又《穆衍傳》載： ”元佑初，大臣議棄熙、蘭，（ 穆） 衍與孫路論疆事，以為’蘭棄則熙危，熙棄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 ……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3]10691之所以發生如此錯誤，與文臣不懂邊防有密切關係。朝臣意見相左，就導致皇帝最後才裁決時難免失當。《宋史》卷九十一在”論“”西夏“態度自熙寧至於紹聖”四方之事多矣，夏人乍服乍叛，其地或予或奪“的原因，乃 由 於”廟 堂 之 上，論 靡 有 定，相 為 短長。“[3]10692

　　（ 三） 長期奉行”崇文抑武“的治國方略致使文武失衡

　　宋吸取五代十國長期藩鎮割據、武人跋扈的外實中空的教訓，從立國伊始就採取一系列措施將各地方藩鎮和節度使的兵權逐漸收歸中央。但是宋庭在防範武將權力過大方面又有些神經質，實踐中不斷削弱武將實權，而抬高文官的地位，於是”產生新的文武失衡狀況，特別是宋太宗朝兩次北伐失敗後，徹底喪失與北方遊牧政權交戰的信心，從此眼光向內……逐漸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國方略。“[2]254這一治國方略固然在培育宋代文化藝術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弊端也顯而易見，那就是武將不僅地位很低，被一些文臣鄙視，偃兵息武也導致武將素質有所下降。比如慶曆四年狄青因平定儂智高有功而升任知渭州，負責涇原路地區的防務。後遷樞密院使，但諫官餘靖因與狄青有嫌隙而連上四道奏摺，竭力反對，認為狄青不過是一個武人，”使之獨守渭州，恐敗邊事“,言語中多有輕蔑之詞。[3]10408於是宋朝不少武將便教習子弟棄武從文，學習儒家學問。在制訂對外政策上，宋朝又不像漢武帝朝和唐朝以積極進取和開拓為主，反而以保守和被動防禦為基石，有時候不惜以大量輸出歲幣、布帛等為條件換取屈辱的和平。

　　（ 四） ”內患“大於”外憂“的指導思想和文人不切實際的迂腐言論

　　宋代形成守內虛外的思想絕非出於偶然。唐末藩鎮割據，五代十國紛爭，使宋太宗時便有此論： ”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6]719他們認為北方少數民族的侵入只是教化的問題，只要從根本上把中國整頓好了，所謂夷狄，自然不成問題。[8]400宋代對於內部統治秩序和生活秩序的注重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並希冀從思想文化、社會生活乃至宗教信仰等多個層面確立新的社會規則，①因此宋代興起的理學只適合”治心“,不適合”治世“.此外，宋代從太祖朝便規定”不殺士大夫與言官“,後來文彥博提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主張，於是文士們人身處境相對優渥，敢於對朝廷一些政策直抒胸臆。①他們迂腐的認為國家應當將治理的本根放在內部，至於疆土之事則屬次要。如太平興國五年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太宗書中認為君天下者”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 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6]458又太平興國六年九月，河北南路轉運副使田錫入朝對事亦云： ”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願陛下念征戍之勞，思用度之廣，愛人惜力，無屯兵以費財，修德服荒，無略內以勤遠，亟詔執事，寬其誅鋤，又何必蕞爾蠻陬，勞於震怒，[6]496宋代大文豪蘇軾也曾在上神宗皇帝書中說：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3]10806以上言論說明，宋朝君臣並不認為開疆拓土是立足之本，反以為修道德、務本業才是根本； 不僅輕視對方力量，而且不切實際，缺乏銳意進取的魄力。《宋史·林光列傳》“論”曰： “宋太宗既厭兵，一意安邊息民，海內大治。真宗、仁宗深仁厚澤，涵煦生民，然仁文有餘，義武不足，蓋是時中國之人，不見兵革久矣。於是契丹、西夏起為邊患，乃不吝繒帛以成和好。”[3]10739遂使輸納歲幣成為一種常態，西夏、遼、金“氣焰益張，常有併吞關中之意”.[9]對此《種世衡傳》“論曰”: “宋懲五代藩鎮之弊，稍用逢掖治邊陲、領介冑。然兵勢國之大事，非素明習，而欲應變決策於急遽危難之際，豈不僕哉。”

　　（ 五） 邊疆官吏的盤剝勒索導致蕃部族叛服無常

　　邊吏對羌民的盤剝勒索早在唐、五代②時就已經存在了，這種狀況持續到宋初。如《續長編》卷二十三記載太平興國七年閏十二月，“是歲，銀州蕃落拓跋遇來訴本州賦役苛虐，乞移居內地。”[6]533同書卷一〇開寶二年“八月庚辰條”載，“靈武節度使馮繼業……領鎮頗驕恣，時出兵掠奪羌夷羊馬，戎人不附。又撫士卒少恩，部下多攜二”.[6]230《宋史·王彥升傳》： “開寶二年……移原州。西人有犯漢法者，彥升不加刑，召僚屬飲宴，引所犯以手捽斷其耳，大嚼，卮酒下之。

　　其人流血被體，股慄不敢動。前後啗（ 即啖，吃） 者數百人。”[3]8828其心如此狠殘，這不能不激起當地羌民蕃落的怨恨與反抗。所以張齊賢曾於太平興國五年（ 980） 上太宗書雲： “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11]82此外，關於漢蕃不同官即漢蕃官位序一直從神宗熙寧元年（ 1068） 討論到元祐元年（ 1086） 方才有了定論，“諸路蕃官不問官職高卑，例在漢官之下”（ 《宋史·兵志五》） .[3]4761《寇準傳》載溫仲舒知秦州，把居住於渭南蕃戶“驅之渭北，立堡柵限其往來”.[3]9528翟繼恩知環州，“擅配州界熟戶和買糧草，因縱人入諸族帳催督……催督者恣為奸欺，誅求數倍，小不如意，則鞭撻隨之”.[6]2383因此吳天墀先生談到李繼遷反宋能“以弱小戰勝強大，具有民族起義和農牧民起義的性質，是帶有一定的正義性質的。”[10]16且不談其論是否確當，但中原政權在面對少數民族時，漢蕃異制或者執行過程中含有一定的政策性歧視則應該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 六） 用人不當，奸邪誤國

　　這裡僅以“將門世家”種家將種諤與种師道及師中為例說明。種家將三代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朝廷，在與西夏、遼及金人的作戰中事蹟可歌可泣。宋夏戰爭頻仍，成功不足以威懾對方，而失敗往往帶來致命的後遺症： 慶曆年間的熙河會戰發生在隆冬之際，本不適宜作戰。時種諤之子種樸為熙河蘭會鉗轄兼知河州，夏人屬羌由阿章帥大軍，種樸認為西夏軍氣焰正盛，冰雪遍野，盛寒難耐，宜按兵不動，但熙河帥胡宗回不聽勸諫，並催促儘快出兵，結果遭遇埋伏，種樸戰死陣亡，傷亡慘重。這次戰役極大地挫敗了宋軍士氣，此後“無敢復言戰者。”[3]10750到種世衡之孫師道與師中時，北宋已如身患沉痾之病人，不堪一擊。歷史往往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唇亡齒寒的道理想必無人不曉，但是腐朽不堪的宋庭卻輕信了金人在戰爭結束後把燕雲之地歸還宋庭的承諾，採取聯金滅遼的政策，並且將兵權交給一個只知個人恩怨而沒有民族國家大義的閹宦童貫之手。之後宋軍與遼人在白溝（ 今河北新城） 之役中，童貫為了報復种師道，強命出兵，導致兵敗。鑑於金人對遼、宋一樣虎視眈眈，遼期冀與北宋講和聯合對付金人。老將种師道認為此舉可取，但童貫又以個人恩怨不聽勸諫，執意與遼作戰，又遭致盧溝（ 今河北盧溝橋附近） 之敗，兩次失敗徹底暴露了宋室的虛弱不堪。金人滅遼後，很快就對北宋展開了最後的進攻。

　　當金人即將打到東京開封時，師道帶病迎戰，與種家將同為“山西巨室”的姚平仲為副帥。師道主張宜等春風過後開戰較為有利（ 比朝廷開戰計劃晚七天） ,但姚平仲卻擔心戰功獨歸師道一人，極力上言李綱，要求及時出戰。欽宗和李綱都偏信一面之詞，臨時讓軍隊聽姚平仲節度，主動攻打金人大營，遭致大敗，後又以割地換取金人的暫時退兵。种師道認為金人還會捲土重來，建議應當“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

　　如果這時候聽取种師道建議，重新組織力量，還可能有反擊的機會，或許歷史將會得到改寫，至少不會敗得如此徹底。但最終不用其言，師道遺恨病死。宋庭的畏縮退讓換取的卻是金人短暫休整後的全面反撲，京師遂失守，欽宗“搏膺曰： ’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 ‘”[3]10753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北宋乃至於後來的南宋被異族所滅，與其所奉行的政策有著直接關係。地理上由於都城深處中原腹地，很難組織起有效而強大的進攻來解決外來危險； 在統治方式上，又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對內加強管理控制方面，民族政策上執行防守為主、進攻為輔的方針，不能不說是一種避重就輕的選擇。北宋的滅亡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和防禦能力作為後盾，遲早都會成為一塊任人宰割的肥肉，遑論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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