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鎮守北方的安祿山和史思明發動叛亂，史稱“安史之亂”，盛唐的代號從此中斷，不再恢復。

從制度層面來分析，此亂的發生是中央集權旁落的結果。唐太宗時，雖然充分下放財權和兵權，但他用邊將有“三不原則”，即“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經過一百多年的長治久安，到唐玄宗時竟忘了地方割據的隱患，把“三不原則”也忘記了，他最寵信的安祿山兼統三道節度使，擁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權，更可怕的是，節度使除了領兵外，還兼理民政與財政，儼然一方獨立的諸侯。

“安史之亂”歷時8年，最終被平叛，這場戰亂給北方中國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據《唐會要》記載，戰亂初起之時，全國在籍的人口有900多萬戶，僅僅5年後就只剩下190多萬戶。在洶洶鐵蹄下，“數百里州縣，皆為廢墟”，據當代史家趙德馨等主編的《中國經濟通史》計算，公元755年的政府在冊管轄人口為5292萬人，到公元760年，人口銳減為1699萬人。所謂“生靈塗炭”，從這冰冷的數字中可以得出。

“安史之亂”被平息後，盛唐氣象也被消耗殆盡，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描述叛亂後的景象是“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就是地方割據的勢力更加壯大，中央財政收入銳減，邊境的少數民族頻頻挑起事端，朝廷無力支付軍費，把費用壓力都轉給了地方，開銷更大。

而為了財政軍費，各地也多向商人徵稅以充軍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處計錢收稅。從此，“商旅無利，多失業矣”，盛唐以來“天下關隘無一徵稅”、“行千里不持尺兵”的景象不復出現。

公元779年，37歲的李適即皇帝位，是為唐德宗。李適和李世民的經歷很類似，20歲被其父唐代宗任命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在前線和安史叛軍決一死戰。平叛之後，李適因功拜為尚書令，並和名將郭子儀、李光弼等人一起被賜鐵券、影象被畫在凌煙閣上。他登基之後，決心學習漢武帝，徹底切掉藩鎮割據這顆大毒瘤。

公元781年，壯年氣盛的唐德宗親自在長安設宴犒勞征討的兵馬，打響了武力削藩的戰役。各地節度使聯合犯上對抗朝廷，中央軍屢戰不勝，甚至在兩年後被攻破長安城。唐德宗被迫出走，不得已下《罪己詔》，宣告“朕實不君”，赦免了那些叛亂的藩鎮，承諾今後“一切待之如初”。又經過幾年，叛亂的藩鎮才分崩瓦解，叛亂平息。此後，灰心喪氣的德宗再不敢輕言削藩，地方割據之勢，此後再無改觀。

由於藩鎮割據這一頑疾在中唐之後從未徹底解決，中央的集權能力日漸薄弱。據《新唐書.地理志》資料統計，中晚唐時期全國共分15道，計316州，唐皇室能夠實際控制的只有六分之一左右。

同時，中央權柄被宦官把持，各地土地兼併、官商勾結、賣官鬻爵等現象愈演愈烈。

到唐末懿宗朝時，用錢買官已經司空見慣，天下田畝被豪商兼併了三分之一，社會財富的分配極端不平衡，“富者有連阡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

公元873年，關東大旱，千里焦裂，河南、河北先後爆發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其領頭者，正是販賣私鹽出身的王仙芝和黃巢。黃巢屢敗軍官，一度攻下長安，建立大齊政權。“王黃之亂”歷時9年，中原一片狼藉，最終被鎮壓，卻也消耗掉了唐朝的最後一點精氣。

公元907年，曾經在黃巢部隊中當過大將、後投降朝廷的朱溫成了唐帝國的終結者，他篡唐自立，改國號為梁，史稱“後梁”。而在後梁建立後的短短53年間，天下分裂、戰亂不斷，先後出現了5個次第更迭的王朝以及10個地方割據政權，後世統稱為“五代十國”。

直到公元960年，後周將領趙匡胤在陳橋驛發動兵變，建國號宋，定都汴京（今開封），天下才再度統一。（現當代史家越來越不認為北宋是中國的一個統一政權，其原因除了傳統上屬於中原的“幽雲十六州”外，當時的遼、西夏政權所佔領的土地大部分也是在中國的漢、唐時代的境內，所以也有史家稱呼北宋、遼、西夏為“三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