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省吏職非不易之法 （總第一百五十六）

《資治通鑑》裡最具鑑戒意義的這些事兒

東漢立國後設置官位的辦法，與後世朝代科舉選用人才的制度有所不同，但在大體上還是一致的。關於這個論題，不是一兩句話能說得很清楚的。有一點毋庸置疑，儘量與民休息而把先王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發揮到了極致。但也還是有昇華空間的。

東漢設定官位的辦法，與後世科舉選用人才的制度有所不同，但大體上還是一致的。

減少冗官，可讓百姓得以休養生息，但會導致為數本就不多得的讀書之人閒置待崗。如果，待崗時間久了才有機會展現才幹，變相增加了勞動人民的負擔，朝廷也會苦於財政緊張。然而，若官員多了，眾口難調，部門之間的律法條文繁瑣扯皮，導致責任分散，權力不能統一。結果是任職官員的難度增大，工作中相互推諉扯皮，讓人恐懼沮喪。於是，注重於吏治的減省。

吏治減省，那麼，法規趨於簡單，黑心的貪官和兇惡的小人就會因此而攬權自重，獨斷專行，導致缺少制約，而且，地方上的基層官吏和豪強，就易於躲避上面的監察，並相互勾結，橫行鄉里。因此，官員設定的興與廢，法律條文的繁與簡，其可能產生的後果，就不是那麼容易說清楚了。只能智者見智了。

治理天下要有一定的法則，卻無一成不變的模式。所謂“一定之法則”，就是要知人善任，就是要安民，提拔賢明，遠離小人。所謂“不固定之模式”，是指對官員設定的興與廢，法律條文制定的繁與簡，要與時俱進，不能死板地一成不變。

在戰亂停息之初，朝廷用不著憂慮如何勸導知識分子求取功名，而患於人太多。大家競相出而仕，練武之人有技擊武功之能，讀書人則言談書寫超群，如果把他們不加區別地都放在一起考試，競爭紛擾之中，若有某一方面特長的人有幸入選，則仿效此人者接踵而至。同時，如果再多一些出仕的途徑，讓大家心癢癢地都想著做官，人們就會拋開父母，放棄祖墳，捨棄田園，不顧自身實際去求取功名。

為此，唯有減省官職，沒有了職位能容納他們，他們才會退而安於靜僻之處。這樣，現有的祿位，才會尊貴，人們才會知廉知恥。

況且，百姓處在羸弱困苦的戰亂之餘，能夠偷安並倖免於戰亂的心情極為迫切，其中倘有行為不軌之人，如果都是那些橫行霸道之人，罪惡明顯，易於察覺，或者，雖只是一些無賴，他們根本不知進退，但在他們之中，並容不下那些個有深不可測的奸巧計謀，且也難以產生那種有能力規避法律制裁而不被覺察者。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法網稀疏，官吏較少，治理當前的天下也能綽綽有餘。

再說啦，新生政權在草創初期，百廢待興，姑且先讓天下百姓休養生息，因此有些部門暫時不安置官員，是可行的，完全可以等到經濟恢復到富足有餘是再說也不遲。

有些郡縣地廣人稀，地處偏遠，社會狀況卻十分複雜，這樣做，正是為了消除不安寧因素，使天下大定。以此看來，減省官員的辦法切實可行。

等到天下安定，人們也已安居樂業了，馳廢的政教就需要得到修復了。這個時期，讀書之人因為沒有了走後門巧取功名的途徑，加之溫飽安居時間長了，漸漸淡忘了上進。一些貴族子弟，以及出自於民間的優秀青年，也還會有志於學業，只不過，都困在了田園鄉里。這時候，如果不相應多安排一些職員官位，廣泛科舉人才，引導他們走上君子之途，那麼，原本質樸率真的民風，就會轉化而變得淺陋、背理，即使在此後，政府有心強調詩書禮樂，也不足讓正在蓬勃興起社會擁有更多可造之才。

而在另一方面，不法之徒依靠以往強搶豪奪的方式斂財已經不能得逞，他們開始運用狡詐的手法進行巧取；地方豪強的勢力業已得到鞏固，他們開始玩弄法律，鑽法律的空子。此時，百里設一亭，千里置一郡，所需官吏嚴重缺員，而中央政權耳目閉塞，瞭解不到地方情況，加之官員已經習慣了簡略的法制體系，公務卻日累月積，諸如教化百姓，需要周密安排；各級官員的著裝，需要完備。官員配備不足，不能較好地管理百姓；公務不能完全得到執行，就沒辦法應對時局變化。這個時候，如還是採取“並官慎選”的模式，就不能讓天下讀書者人盡其才；如還在施行省減官吏，休養生息的措施，就不能適應快速發展的社會需求，就沒辦法治理好天下百姓事。

吝嗇爵祿，吝嗇權位所造成的社會危害，難道會遜色於濫發官帽而人浮於事嗎？故此而說：治理天下有一定的法則，而無固定不變的模式，要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劉秀合併減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更是達到每十個職位只留下一職，正當其時，正當其時啊！

光武帝建武六年，河北初步平定，江、淮剛剛收復，關中地區也基本肅清了殘敵。劉秀接管國家政權後，面對的是王莽亂政後割裂的郡縣、改變西漢制度而後重新設定的百官架構，以及嚴苛而且瑣碎的法制，同時，光武帝君臨天下正值四海紛紜、蛇龍競起之後的混亂時刻，乘亂而徼倖獲取功名的想法已深入人心，到此時，還遠遠沒有消除，劉秀合併減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更是達到每十個職位只留下一職，正當其時，正當其時啊！

其要點正說明，吏治，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