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在接觸世界史的時候，人們總是會被一些地跨三大洲，幅員遼闊的帝國折服，比如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等等。

這些帝國有些曇花一現，有些綿延上千年。

這涉及到的最根本的時間空間問題，也反映出一個地區的時代需求，也就是說，它們不得不建立起龐大的帝國，來維護內在結構的穩定。

這其實也有兩個緣起。

一個是這個地區的不安定成分過多，民族與地域特色比較複雜。這是為何那些地跨三大洲或者歐亞兩大洲的帝國都是在銜接地帶？如果沒有一個超大共同體，就很難安分守己，就一定會互相攻伐。

另一個是時代的召喚，比如亞歷山大帝國，蒙古帝國，這些帝國有一個特點，就是曇花一現。就是說它們僅僅是給人們看到某種可能，底層結構並不會因為它們而改變，只是在逐步深刻影響局勢演進。

相比那些地跨幾大洲的帝國，中國是個很特殊的地方，它雖然沒有地處銜接地帶，可是，不安定成分過多，民族與地域特色也非常複雜。

我覺得這與中國的地理格局與人口構成，以及洋流走向，青藏高原的崛起有關，如果再加上民族矛盾，就很難維持分裂的局面。

在世界歷史上，從來都不曾有過這麼一個偏安一方，卻可以不斷繁衍至今的超大共同體。

從中國本身來看，從未有過一個漢族人建立的王朝可以突破它周遭巨大的地域鴻溝，當然，也有覺得那些地域不能種地的農耕民族思維的干擾。

當然，十幾個世紀以來，也從來不曾有過一個大帝國可以將整個大中華地區囊括進它們的版圖之內，這也是因為地域限制。然而，蒙古人做到了，他們突破了這個限制。

它具備了哪些條件才得以突破邊界的？

從地理構成來說，蒙古在亞歐大陸腹地，正好卡在農耕民族的邊境線，它並沒有像中原地帶始終困在周邊的崇山峻嶺與汪洋大海中，可是它內部的地理構架是比較一致的。

從人群構成來說，相對簡單，並沒有那些歷史遺留的民族風俗困境。在信仰上也基本一致。

同時，在組織構成的方面，蒙古人以一種人人持股的模式來構建體系。這和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如出一轍。

當然這些只是必要準備，真正讓他們突破各種地理限制的背後原因是到了這個時候，人類已經把可知的地區以當時的生產力開發殆盡了。也就是說，是空間不足導致蒙古的擴張。

蒙古擴張之前的地理格局

這種整個世界已經完成地理開發的局面，很像當年的智人走遍全球的過程，一旦沒有向外拓展的空間，就會出現大規模的碰撞。

這個時候，可以說是真正全球化的開始。

這個世界上所有堅不可摧的事物都會隨著現實流變而一一流轉的。包括那些自古以來就攜帶著的核心資訊---------信仰。

那些信仰不夠堅定的靠文明反哺過多的族群就都被這場衝擊搞得文明重塑。

在國內也可以看出這一點，那些信仰不夠堅定的地區就會被首先征服，而那些經過非常艱難的維護才得以衍存的地區就信仰較堅定，也就更難以被征服，比如南宋。

西方也一樣，信仰氛圍更濃厚的地區更難以被征服。

世界上從來都沒有一個先進文明代替落後文明，是因為文明是以信仰衰落為代價的，也可以說，文明是信仰衰落之後的解決方案。

這其實是說信仰氛圍濃厚就說明信仰更適應現實，不適應現實的信仰就只能依靠文明反哺。

文明化其實就是建構文明的三大要素---------宇宙觀，社會執行體系，核心價值觀。

蒙古帝國擴張之後的版圖

先說宇宙觀，蒙古擴張之後，帶來的影響是中原的財富、草原的武力、穆斯林的商業能力，所有這些東西全都被他們給整合在一塊兒了，形成了一個空前的東西方大交通、大融合的一個局面。遊牧世界、農耕世界、海洋世界，所有這些地方都在歐亞大陸的規模上被聯絡在了一起。

這其實就是全球化的先驅，突破地理限制，整合各地域的不同資源，這些都是為了更好地轉化資源利用率，也就是生產力提升的源泉。

這的確衝擊了中華文明的宇宙觀，這也是為何元朝修史會出現無法確定正朔的尷尬處境？

對儒家來說只有修了前朝的歷史，才能說清楚自己這個朝代是如何繼承了前朝的天命，從而才能讓帝國的法統獲得一個清晰的表達。

儒家所謂的天命其實就是與信仰祖先崇拜與宗法制契合的體制，君權神授其實也包含在其中，天命觀同樣是一種對集權的賦予。

而這些都限制了它的地域，也就是適應範圍。

如果要建構一個更大的共同體，就必須重塑宇宙觀。

宇宙觀是整個文明最核心的要素，它是在描述人與天地的關係。

這麼艱鉅的使命，蒙古人自然沒有能力完成，只好暫時擱置。

這是古話說胡擄不過百年，以及顧炎武說的亡國還是亡天下的背後意義。

崖山海戰

再說社會執行體系，蒙古人的擴張，似乎就帶著這麼一個使命，摧毀那些固化的政治實體。

前文說過宋朝是一個平民社會，從社會內部看，階級已經不再是核心矛盾了，民族問題上升成為了核心矛盾。

也就是說，宋朝過度強調穩定的思想讓它容易出現集體性風險，流變就從外部衝擊它內在的結構。

遊牧民族的流動性與祖先崇拜，以及宗法制相悖，可是，它順應了時代。

海角崖山一線斜，從今也不屬中華。錢謙益這句話在描述現實，沒想到被一些人改成崖山之後無中國。

這句話其實是人們懷念當初那個宗法制度完全覆蓋或者基本覆蓋的中國。

崖山之後，再也沒有一個社會體制能夠把信仰與文明的關係處理得如此平衡了。

也就是說，只要想維護信仰，推行宗法制。就必然會為了追求穩定而過度壓抑人性，畢竟流變才是現實，流變越來越快也是大勢所趨。要麼脫離現實，要麼背棄信仰。

背離信仰，在社會層面就是背離宗法制與集權制，就會出現各種社會危機。

宗法制是一種以小共同體為主的社會體系。集權制是宗法制的必要補充，也就是當小共同體擴張之後，把其他小共同體框定到這麼一個大共同體的裡面。

隋唐時期始終出現的藩鎮危機，元朝出現的四種人困境都是源於背離信仰。

他們的思維邏輯是在小共同體擴張後，仍然要保留當初的小共同體結構，自然會形成各自為戰的局面。

最後說一下核心價值觀，蒙古人害怕自己的文化被同化，所以，只能設定邊界，這在對平等這個核心價值非常需要的漢民族體系裡是不能夠容忍的。

中國這個地區因為周遭皆有非常難以逾越的地理侷限，所以空間是閉合的，再加上一些外部壓力的擠壓，讓其中的體系急速演變。

現在有一個詞，是內卷化，就是描述這個困境。

一旦遇到這種困境，人們就會要求平等的氛圍。

蒙古人採取的階層統治方式是一種保守主義的思維模式，完全無法適應這個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