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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何民(1914—1948)，原名駱家騮，又名駱仲達，江蘇省揚州市江都區人。小學畢業後進省立第八中學求學。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任共青團上海滬西區委宣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1938年後先後在《國民日報》《開明日報》《文萃》週刊工作。1947年7月21日，和陳子濤在家中被捕。1948年5月被押解去南京，同年12月27日在南京雨花臺被祕密殺害，時年34歲。

枚華：

永別了！望你不要為我悲哀，多回憶我對你不好的地方，忘記我！好好照料安安，叫她不要和我所恨的人妥協！

母親、開萬報兄處不另！

仲達留

卅七、十二、廿七

（1948年12月27日)

駱何民寫給妻子的遺書

這是駱何民烈士1948年12月27日在臨刑前，通過一位醫生帶出的一封給妻子費枚華的寫在手紙上的遺書。

這倉促中留下的短短几十字，飽含了一個革命者視死如歸永不屈服的大無畏精神，也飽含了駱何民對妻子的摯愛、對孩子的依依不捨和對敵人的痛恨，可以看到共產黨人鋼鐵般的堅定意志和不可動搖的革命信念。

1927年10月，中國大革命處在低潮，13歲的駱何民被黨組織指派建立揚州共青團特別支部，負責兒童團各項工作。第一次在家鄉因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而被捕時，他還是個不滿16歲的中學生。然而，他毫無畏懼，把親自審問他的縣長駁得啞口無言。雖未成年，也被關3個月。刑滿出獄後，即被校方開除。這是他第一次被捕。

1929年冬，駱何民經黨組織安排轉移到上海，一邊從事地下鬥爭，一邊繼續求學。1930年7月，在駱何民強烈要求下，他回到蘇北，參加紅十四軍。九一八事變後，他又回到上海。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他帶領進步青年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冒著槍林彈雨赴前線慰問抗日將士。3月初，駱何民因在上海火車站演講反對國民黨簽訂淞滬停戰協定而被捕，這是他第二次被捕。面對敵人的淫威，他決不屈服，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由於黨組織和親友全力營救，方獲保外就醫。傷勢還未痊癒，駱何民又投入火熱的抗日救亡運動。

1932年，駱何民先後擔任共青團滬西區委宣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11月，駱何民參加滬西區團委會議，因叛徒告密，連同駱何民在內五名同志再次被捕，被押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判刑五年，送到漕河涇監獄服刑，直至七七事變，國共合作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重新恢復自由。

五年對一個風華正茂的青年而言是一段多麼珍貴的黃金時光，而駱何民卻是在國民黨的監獄中度過的。漫長的鐵窗生涯非但絲毫未能削弱、動搖他的革命意志和信念，相反把他練就成更加理智、幹練、百折不撓的鋼鐵戰士。牢房的條件極其惡劣，終日陰暗潮溼，駱何民憑著驚人的毅力，抓緊時間，刻苦學習。親友們為他捎去食品及生活日用品，他總是請他們多帶些書報雜誌。五年中，他閱讀了大量革命理論著作和進步書刊，不斷汲取新的知識，充實自我，還自學了英語、日語。他常說：坐牢不僅能磨鍊人的意志，也是豐富自己的學識，掌握更多為革命鬥爭本領的好機會。他樂觀地把坐牢當作革命征程中的暫時休整，因此，每次出獄歸來，便滿懷激情地投入新的戰鬥。

上海淪陷後，駱何民按照黨的指示向鄂西撤退。1939年秋，在一次擺脫敵人的追捕中，與同志們失散，他孤身一人翻山越嶺，經武漢、抵長沙，涉足新聞戰線。他先後在幾家報社擔任編輯記者，並參加了範長江等創辦的國際新聞社和中國青年記者協會，公開發表了多篇堅持抗日民主，反對妥協投降的文章，引起國民黨湖南當局的仇視。1940年年底，駱何民遭軍警逮捕，囚禁於耒陽獄中。這是他第五次被捕。由於遠離親友，一時難以找到合適的保人。保釋看來是行不通了，只有尋求別的途徑爭取早日出獄。可是，耒陽監獄內外戒備森嚴，全副武裝的獄警日夜防守。積累了豐富獄中鬥爭經驗的駱何民開始琢磨該從哪兒開啟缺口。一天，駱何民的監房押進一個因鬥毆受罰的獄卒。他就主動與之攀談，漸漸取得獄卒的信任。閒聊中，了解了監獄四周的地形和警戒情況。同時，他又利用僅有的放風時間摸清周圍環境。越獄，一個大膽的計劃在周密地醞釀著並很快付諸行動。駱何民趁上廁所的間隙，躲過監獄看守和崗哨的視線，沿著事先設計的線路，逃離了魔窟。他一路風塵，輾轉跋涉於桂林、香港等地，過著漂泊無定的流亡生活。

1942年駱何民經友人介紹前往福建，繼續從事新聞出版工作。1945年7月因著名記者、軍事評論家羊棗案件的牽連，駱何民第六次被捕入獄，並因此而失去了黨組織關係。1946年9月由社會上層人士出面保釋後，他四處奔波，急於接上黨的關係。有些同志和朋友不明真相，對他產生了誤解，投以不信任的目光。駱何民一度深感苦悶、委屈。但他很快就振作起來。

1946年11月，駱何民帶著妻兒重返上海。時值國共和談瀕於破裂，國民黨政府大肆扼殺進步輿論，上海出版的許多報刊如《民主》《週報》《群眾》等相繼被查封，《文萃》也已屢遭查禁，被迫轉入地下。上海警備司令部下令全市各印刷廠一律不準承印《文萃》。駱何民不顧自己剛出獄不久，且多次被捕，自告奮勇擔負起籌建印刷廠的任務。在親友的幫助下，從籌集資金、購置機器裝置到落實廠址，很快就建起了友益印刷廠，使《文萃》得以繼續出版，保住了共產黨僅存的幾個宣傳陣地之一。1947年春，國民黨中統上海辦事處派特務到處收繳《文萃》叢刊，可《文萃》叢刊仍以不同的封面形式一期接一期地出版，在上海及周邊地區的人民中廣泛傳閱，當出至第十期時，中統特務終於找到了印刷《文萃》的工廠所在地。7月下旬，連續逮捕了《文萃》發行經理吳承德、主編陳子濤和印刷廠經理駱何民及部分工作人員。

對駱何民來說，這已是他投身革命20年來的第七次被捕，距前次獲釋相隔不到一年，他那神情如同往日出門一般。年僅3歲的女兒眼看爸爸被一群陌生人帶走，用稚嫩的嗓音邊喊爸爸，邊撲了過去，被媽媽緊緊地抱在懷裡。聽到女兒的呼喚，駱何民放慢了腳步。回首凝望著一直伴隨他顛沛流離、歷經艱辛的妻兒，濃眉下一雙剛毅而充滿智慧的眼睛流露出一絲難以察覺的眷戀與歉意。

駱何民和妻子費枚華1942年結婚。費枚華出生於上海一個書香門第，追隨兩個姐姐加入新四軍，皖南事變後，隨新四軍被疏散到浙江麗水，後輾轉到了桂林，在新知書店工作。他們沒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海誓山盟，有的只是執子之手、相濡以沫的深情。顛沛流離的革命生涯，見證了他們愛情的堅貞。駱何民曾對戰友說過，生命只有一次，我這一生，一是選擇了黨，一是娶了費枚華這樣的好姑娘，我對自己的選擇，雖九死猶不悔。

特務們對駱何民施盡酷刑，一無所獲，找到他的妻子，她一口咬定什麼都不知道。敵人又企圖用親情來感化他們，對他妻子說：“你先生不說話是不行的，你要是不想他死，就快勸他自首吧！”還故意安排受了重刑，雙腿幾乎難以支撐行走的駱何民與妻子見面。妻子一眼望見他腳後跟血跡斑斑，又紅又腫，忍不住難過地哭了。駱何民強忍傷痛親切地安慰她：“沒什麼，裡面蚊子很多，抓破了皮，塗了些紅藥水。”他們默默相視，一切盡在無言中。臨別時，駱何民說：“不要悲傷，死並不可怕，只是對不起你，今後也只好靠你的努力了。望你好好撫育孩子，告訴她，爸爸希望她做個好人。”短暫的相聚竟是這對革命夫婦最後的訣別。

雖然身陷囹圄，駱何民還是像前幾次在監獄裡那樣讀中外文書報，和難友們憧憬著革命勝利的那一天。而他最迫切的願望，就是儘快恢復組織關係。他讓獲釋出獄的同志帶出一封信，請求黨組織審查他的黨籍。1948年12月27日深夜，革命即將勝利的前夜，駱何民與另外兩位難友陳子濤、盧志英犧牲在雨花臺。駱何民，這位15歲就投身革命的戰士，為了人民的利益、心中的信仰戰鬥了20年，犧牲時距35歲還差10天。

1949年7月1日，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作出《關於追認駱何民同志黨籍問題的決定》，恢復了駱何民的黨籍。

《致我深愛的中國—烈士遺書的故事》，常浩如、聶紅琴編寫，中國方正出版社2019年出版

《致我深愛的中國——烈士遺書的故事》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