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羅新認為，要掩埋重大歷史事件，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緘默，一種是喧譁。他說：“比起記憶的歷史，更重要的恰恰是遺忘的歷史，它們是被精心且系統地排斥出集體記憶之外的。”（羅新，《有所不為的反叛者》）

中國近代史上，從辛丑到辛亥，即從1901年到1911年這10年曆史，就是一段在喧囂中被輕視，甚至被遺棄的歷史。

確實，相比於天朝夢碎的鴉片戰爭、奮發自強的洋務運動、一戰而全民皆醒的甲午戰爭，以及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從辛丑到辛亥這10年，除了“一場缺乏誠意的、失敗的‘新政’”外，基本沒有多少印象。

然而，當我們把這10年放到更長的歷史段來看，比如晚清七十年的歷史，當我們把評判歷史的尺度，從結果的成敗轉向開創性的歷史貢獻，那麼，這10年，或許是另一番景象:

從辛丑到辛亥，是晚清70年曆史中，最有誠意，也最有希望成功的10年。

從辛丑到辛亥，是中國現代化轉型中，承前啟後的10年。

從辛丑到辛亥的10年，是中國向現代轉型的歷史縮影。

▍晚清最後10年：最大危機倒逼最有誠意改革

人類歷史上的幾乎所有改革，都是危機倒逼的，危機的程度越大，改革的力度也就越大。

1900年，庚子國變以及隨後簽訂的《辛丑條約》，讓晚清幾十年的歷史積弊“零存整取”，喪權辱國的結局，將當政者的自私、無能暴露無遺，其威嚴與信用破產殆盡，慈禧太后非常清楚，大清帝國已到最後關頭，已經容不得她有半點遲疑。

1901年的1月29日，慈禧在迴鑾途中，以光緒的名義，頒佈《變法詔書》，轟轟烈烈的改革開始了：

●經濟改革：1903年，朝廷專門設立了商部，並頒佈了《公司律》等一系列完整的商法體系，這意味著，在法律意義上，中國沿襲千年的官商經濟壽終正寢。

如此重商政策，自秦始皇以降，千年一見。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認為：“晚清改革之後的中國，利潤的誘惑才佔了上風，經濟收益才變成主要動機。”

●社會改革：1902年，慈禧下詔廢除女性纏足等封建禮教，允許女性接受教育。1905年，最驚天動地的變革就是“廢除科舉”。大量年輕人，放下四書五經，走出“八股”夢魘，前往海外留學，其中不乏魯迅、陳獨秀等後來影響中國歷史文化的風雲人物。

清末新政時期創辦的北洋新軍

●政治改革：庚子國變後，洋務派和維新派終於達成了共識——君主立憲是大勢所趨，他們迅速合流為立憲派，在他們的推動下，慈溪太后開始觸及改革最核心的問題——約束、限制權力的政治變革。

此外，還有司法、警察、軍隊等種種變革舉措，可以說中國現代化的諸多框架，都是在幾年內建立起來的。

歷史學家雷頤在其新作《帝國的覆沒》一書中認為，甲午戰敗、庚子國變的慘痛教訓，讓清廷高層認識到“中體西用”已經徹底失敗，儘管上述種種措施的直接結果是動搖國本，但是為了延長國祚，依舊在堅定不移地推行這些實質性的變革，其誠意可見一斑。（《帝國的覆沒》P184）

▍生死時速：兩大變數調轉巨輪航向

歷史演進的軌跡，是無數變數相互作用的結果。關鍵時刻出現的變數，會出乎意料地成為歷史的重要轉折。

晚清最後十年，第一個改變歷史軌跡的變數，就是1905年結束的日俄戰爭。

這場以中國東北為戰場的大戰，以日本的獲勝而告終。經此一役，這個曾經的東亞蕞爾小國，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先後戰勝人口、國土面積均數10倍於自己的兩個大國，不可一世地崛起為亞洲最強的現代國家。

很快，中國從上到下的民族情緒被這一事件激發起來。朝野上下對日俄戰爭成敗得失的分析全部指向了一點：

日俄戰爭，不是兩國軍事的競爭，而是政治競爭；不是兩國國力之戰，而是立憲與專制兩種政體之戰，專制國家必敗於立憲國，因此，晚清必須立憲。

在《帝國的覆沒》一書中，雷頤老師分享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當時，主張推翻清王朝的激進革命黨人都認為，一旦立憲成功，革命則再無希望，於是派人暗殺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團”做最後一搏。暗殺事件，不僅沒有阻止清廷的決心，反而讓其立憲的決心更堅定。

日俄戰爭

以1905年的日俄戰爭為界，之前的改革，立憲不是最核心的問題；之後的改革，立憲成了最緊迫的“牛鼻子”問題。

日俄戰爭這一變數，徹底改變了清末新政的節奏：面對洶洶民意，清廷被迫出臺了一份檔案，即《欽定憲法大綱》，並附著一份清單，從議會如何選舉，選民如何產生，法律如何轉型，到皇室地位如何確定，國會如何召開會議等等，事無鉅細，全部公之於眾。

同時，清廷宣佈預備立憲期為9年，所有的一切直接對標“立憲模範生”日本。最後，9年縮短為5年。

然而，日本的歷史、體量、專制與集權程度以及對文化與國民性的侵蝕，與中國完全不是一個量級，按照日本的改革速度，去設計中國的轉型節奏，必然會產生嚴重的排異反應。

中國政法大學著名憲法學者王人博在《1840年以來的中國》一書中，從“語境”差異的角度，對《欽定憲法大綱》進行了深刻剖析。

大清皇帝相較於日本天皇的處境要糟糕得多，日本“大和民族”，具有很大的單一性，其君主政體一姓相傳，千年未變。而大清帝國則不同，少數民族的滿清，入主中原統治占人口絕大人數的漢族，必須堅持“以滿治漢”的方針，但立憲卻要求消除民族界限，這意味著從根本上取消了滿族統治者的合法性，這種與國情矛盾的改革，無法擺脫立憲與君主專制、漢族與滿族的矛盾纏繞。（《1840年以來的中國》P194—P195）

於是，清末立憲必然陷入“越改革越激化矛盾，矛盾越激化改革越激進”的惡性迴圈。

如果說第一個變數日俄戰爭，讓晚清立憲走向激進，那麼，第二個變數，光緒、慈禧兩人相隔不到一天相繼去世，則讓早已走向激進的改革猝死。

1908年11月14日，被幽禁10年，年僅38歲的光緒暴崩。第二天，晚清改革的掌舵者，有47年政治經驗的慈禧太后病逝。

慈禧選中的接班人，是宣統皇帝的父親載灃。攝政王載灃給人的最大印象，是一手炮製了臭名昭著的“皇族內閣”，是一個開歷史倒車的頑固派。然而，就歷史程序而言，頑固與保守不應是評價載灃的標準，缺乏政治經驗，缺乏政治決斷力才是。

攝政王載灃

載灃下的第一招臭棋，就是撤換袁世凱。

在高層權力結構的調整中，載灃只看到了袁世凱對皇權的威脅，沒有看到袁世凱是調和滿漢矛盾的唯一人選，也沒有看到袁世凱是唯一能掌控當時複雜局面，保持政治穩定的唯一人選。這一招臭棋，無形中將整個滿清皇室推到了改革的對立面，反倒加劇了滿漢矛盾。

載灃政治經驗的不足，還反應在設立、應對諮議局一事上。

諮議局，於1909年由載灃下詔設立，它是帝制時代從未有過的政治機構，諮議局議員，非官非民，唯一的權力，就是隔空向朝廷做各種政治表達。不久，十九個省諮議局先後舉行了三次大規模縮短立憲週期的請願，最終朝廷被迫妥協。

然而，載灃的妥協，換來的並非政局的穩定，各地的立憲急先鋒們，猛踩油門，大清帝國即將迎來車毀人亡的生死時速。

皇族內閣

1910年，諮議局再次逼迫朝廷，要求辛亥年立憲。1911年5月，在各方的催促、圍攻，甚至是逼迫下，載灃慌慌張張搞出了一個責任內閣，這就是清末立憲史上臭名昭著的“皇族內閣”，它被認為是引爆辛亥革命的重要導火索。

不過，雷頤老師卻在《帝國的覆沒》中認為，時隔百年，當我們平心靜氣地看這張皇族內閣的名單，不難發現，其中雖然有大部分是皇族，是滿人，但都是清一色的，做實事的改革派，沒有一個保守派和頑固派。衡量任何一場改革的首要標準，應該是願不願意改革，而不應是其出身和血統。

到底誰葬送了清末改革？雷頤老師用充滿遺憾的筆調寫道，“徹底葬送改革的，恰恰是激進改革派本身，缺乏政治經驗的載灃與立憲派的‘革命化’是清末立憲失敗的最大誘因。”（雷頤，《帝國的覆沒》P226頁）

▍從辛丑到辛亥，晚清最後10年的歷史遺產

對同樣一段歷史的認知與定位，視角不同，答案也不同。

如果僅從王朝覆沒的角度看，從辛丑到辛亥，最多是掌舵者有心改革，無力迴天的一曲輓歌；但如果不先預設立場，跳出階級革命和意識形態的桎梏，單從一艘東方巨輪，告別帝制，緩慢掉頭，駛向現代化的角度看，晚清最後十年，則是中國現代化路上一個承前啟後的存在。

◎終結了長達六十年的體（制度）用（器物）之爭，晚清中國的掌舵者與精英階層，罕見地達成了制度改革的共識，開始了最真誠的，卻也是最後的改革。

王人博老師說，“立憲”是現代化的格林威治時間。中國近代史的首次立憲，以及與之配套的整體改革，正是晚清最後十年曆史的主軸。即便清朝退出歷史舞臺後，日後的中華民國立憲（從君主立憲走向共和立憲），以及被王人博老師總結為中國現代性橢圓結構的“八二憲法”，無論歷史如何演變，“立憲”“現代化”始終是基本方向。（參閱王人博《1840年以來的中國》）

◎廢除科舉，開啟國門，一批又一批覺醒的年輕人，走出國門，將歐美日等國家的新思想、新觀念介紹到中國。至此，中國開始真正擁抱世界，中國也成了各種新舊思想、制度的角逐場和試驗田。

◎搭建了現代化的基本雛形，除了工業、制度、司法、警察，還有軍隊領域的改革之外，從中央層面的君主立憲，到地方自治，政治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參閱雷頤《帝國的覆沒》）

歷史，在中國語境中，長期以來是宗教一樣的存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歷史，比如，從辛丑到辛亥這十年，之所以被輕視和誤讀，不是因為立場先行，遮蔽了史實本身，就是因為找錯了解讀歷史的工具或正規化。

滿清出洋考察團

●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曾說：“最危險的時刻，不是不改革的時候，而是開始改革的時刻。”這句話常被誤讀為托克維爾為拒絕改革者的辯護，其實，這句話是雷頤老師“激進改革者葬送改革”的另一種表達。回到晚清改革現場，如果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和強悍的駕馭能力，一味的提速，不過是在猛踩開往墳場的油門——這已經與方向錯對無關。

●歷史事實、歷史真相，只能無限接近，不可能全部還原。因此，比史實本身更靠譜的，是選擇更強大的分析框架，讓自己具備對“事實”去偽存真的元能力。對於一部複雜的中國現代史而言，使用任何一個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都不合適，例如立憲與專制，救亡與啟蒙，這種思維方式會遮蔽大量歷史事實。（王人博《1840年以來的中國》P71）

●任何一段歷史，任何一種思想，無論是理解、衍生和評價，都必須還原到當時的語境中，否則不過是徒勞而已。可見，不抽象，我們就無法深入思考，但不還原，我們就看不到本來面目。（王人博《1840年以來的中國》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