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5日，粟裕指揮新四軍發起車橋戰役。戰至3月6日晨，新四軍大獲全勝，殲滅日軍465人，偽軍483人，繳獲92步兵炮1門及大批武器彈藥。

戰後的3月8日，粟裕和葉飛聯名致電新四軍軍部並報中央軍委，將戰役發起的緣由、經過、戰果及戰後敵情，上報新四軍軍部和軍委。《解放日報》發表社論祝賀，陳毅（時在延安）、劉少奇發來賀電，嘉獎參戰部隊。可是，粟裕卻遭到新四軍領導人饒漱石的來電批評，認為此戰“似是不妥”，“對蘇中敵‘淸鄉’恐影響不大”，“我們不宜主動過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可能引起敵人大的報復”。甚至聯絡百團大戰後黨內軍內的有關爭論，“過去華北百團大戰固然有很大的政治影響，切實檢查我是吃虧的。

3月11日，粟裕、葉飛、陳丕顯聯名致電饒漱石，再次重申車橋戰役發起的理由，並針對敵人報復的估計，指出“在敵人兵力不夠之現勢下，不一定對我們再作大的進攻”（參見《粟裕文選》第1卷583-585頁）。形勢發展正如粟裕估計的那樣，車橋戰後，蘇中地區的日偽軍再也無力作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只是在漣水、寶應等地作短暫的“掃蕩”。

3月13日，饒漱石覆電稱：“車橋戰役既已打了，而且戰鬥打得很好。不過今後關於較大戰鬥部署，應先告軍部，同時在策略上應注意到區域性和全體，今天與明天各方的聯絡。因為對區域性暫時利益如果處理不當，可能造成全部各方不良的影響和牽制。”

1978年4月，粟裕談車橋戰役時，針對關於百團大戰的說法，指出：“打車橋同打百團大戰的歷史背景完全不同。百團大戰時是日軍氣焰正高漲的時候。而打車橋時，日軍已經是銳氣大減，窮途末路了。”他還說：“進行一個戰役，首先要從戰略上考慮，戰役要同戰略相結合，當前與長遠相結合。車橋戰役首先是從戰略大局考慮的，不然就變成了近視眼”。

對於當時主持軍部工作的新四軍政委饒漱石，後來粟裕說：“他那時強調不過分刺激敵人，事實上在蘇中不與敵人鬥爭就談不到堅持、發展、準備力量”。“但那時他是華中局唯一的領導人，不好怎樣明顯地反對他。他是偽君子，那時中央信任他，我們只有服從。但軍事上，認為他不懂，他是一個書生，稍有一點風吹草動，他就很緊張，就驚慌失措。我們的具體戰鬥行動就是對他的抵制。後來的南坎戰役也正是如此。”

車橋戰役對蘇中軍民的反“淸鄉”鬥爭的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此戰的勝利沉重打擊了敵人，也給蘇中四分割槽軍民以極大的鼓舞，乘勝發起攻勢。4月28日，南通縣8個鄉的民兵和群眾在新四軍掩護下，焚燒了80多個日偽軍了望臺。5月19日，新四軍特務4團，突破封鎖線，進入如皋串場河以南“淸鄉”區內，攻克童家甸據點。後來，在粟裕的堅持下，又發起南坎戰役，不僅在耙齒凌粉碎了日偽軍的“掃蕩”，又在南坎打開了“淸鄉”區封鎖線一個缺口，主力進入“淸鄉”區內作戰，繼而發動夏季、秋季攻勢作戰，使我軍的反攻作戰向縱深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