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長安城郊軍事防禦佈局結構在整個防禦體系中最為重要，其形成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初步構建（高祖至景帝時期）和沿用完善階段（武帝至宣帝時期）。構建方式有改造舊城、興建城邑、分置縣邑、徙民關中、臨時駐軍等多種，至宣帝時期已完全形成以東郊“滻灞”和北郊“涇渭”為重點的軍事防禦圈，而西郊、南郊的軍事防禦佈局結構則不甚完善，防禦力非常薄弱。
本章主要講述：初步構建（高祖至景帝時期）
漢長安城遺址
漢高祖至景帝時期國力較弱，主要是繼承秦咸陽城郊防禦體系，此外又根據來自北方匈奴的軍事威脅進行調整，透過改造舊城、興建城邑、分置縣邑、徙民關中、臨時駐軍等方式，重點圍繞長安城東郊、北郊來佈局構建。
（一）、長安城東郊
秦代與西漢時期中央政府一直奉行“以關中制關東”的地域控制策略，在該指導思想下構建的長安城東郊軍事防禦體系最為完善，是透過控制自長安東出關東的函穀道、武關道和蒲津道來保障城東郊軍事安全。
函穀道軍事防禦佈局結構可細分為內外兩層。內層依憑灞河構建，灞河是長安城東重要的自然地理屏障，《漢書·東方朔傳》：“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也。”
東方朔
漢初仍沿用秦代修造的霸橋，橋東部有霸陵亭，李廣曾入南山打獵返回長安時曾被阻於此，《史記·李將軍列傳》：“(李廣)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2871可見霸陵亭有亭尉負責軍事安全，實際上相當於小型關塞。在該亭東南有軍事防禦要地霸上（今臨潼韓峪），秦末劉邦曾攻佔霸上迫使秦王子嬰投降，在西漢時期每遇戰事也必先屯兵霸上拱衛長安，無戰事時霸上則是開放區域並無長期駐軍，平民也可隨意往來。函穀道外層軍事防禦依憑驪山與渭河，以直接位於函穀道上的新豐縣（城）為核心、蕞（掫）戲兩城為輔助，這三城分別承襲秦代麗邑、蕞、戲城而來，透過嚴密控制渭河至驪山一線來阻敵西進。在西漢時期一直髮揮著重要作用，王莽時仍遣將駐紮新豐抵禦更始大軍，《後漢書·竇融列傳》：“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為波水將軍，賜黃金千斤，引兵至新豐。”[3]796此外，漢成帝於鴻嘉元年（前20）還計劃在新豐戲鄉興建昌陵與陵邑（今臨潼溫家寨），實為增強關中實力加強函穀道軍事防禦力，但因選址失誤以致工程進度緩慢、民怨沸騰只好作罷，《漢書·五行志上》：“作治五年不成，乃罷昌陵，還徙家。”[2]1474武關道在霸橋東部折向東南，沿灞河、丹水河谷東出武關，秦漢時期劉邦西入關中、周亞夫東出關東均從武關道出奇兵擊敗敵軍，故此漢廷一直重視武關道上的軍事防禦體系構建。漢文帝在灞河西岸白鹿原上相繼修建霸陵、南陵與陵邑，灞河東岸銅人原上霸陵邑與河西岸白鹿原上南陵邑夾道對峙，嚴密控制著武關道，使來犯之敵不能輕易北上佔據霸上，減弱了自東南來犯之敵的軍事威脅。
長安城東南白鹿原
相較於以上兩條道路來說蒲津道防禦力最弱，主要是因該道跨越黃河，在當時而言大軍渡過黃河作戰是相當困難的，縱使架橋、造船也需大量人力、物力，自秦孝公佔據“河西”之地以後，東方列國便很少從“河東”強渡黃河前來討戰，[]西漢時期亦然。在“蒲津道”上主要以櫟陽城作為防禦體系核心，《史記·貨殖列傳》：“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5]3261按其所載，櫟陽城是秦漢時期重要的交通樞紐，早在先秦時期已有防備戎翟的軍事防禦功能，漢高祖時又在縣域內修建“太上皇萬年陵”、析櫟陽城置萬年邑從而提高其政治地位，間接強化城市本體的軍事防禦力量。
秦漢櫟陽城遺址
（二）、長安城北郊
與秦代相比，漢長安城北郊防禦佈局結構發生鉅變。一是因漢長安與秦咸陽所處地理位置不同。秦都咸陽“南帶涇渭”——渭河是國都南部屏障，而西漢長安城位於渭河以南，“涇渭”轉化為都城的北部屏障；二是因北方匈奴實力劇增。秦始皇時注重邊塞防禦體系構建，關中咸陽面臨匈奴軍事威脅較小，而漢初則形勢迥異，《漢書·韋賢傳》：“及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並其土地，地廣兵強，為中國害。”[2]3125這都促使漢廷必須構建與之對應的城北郊軍事防禦體系。
西漢早期城北郊防禦佈局結構大體也可分內外兩層：內層以涇渭兩河為自然地理屏障，漢初沿用秦代建造的渭橋和長夷涇橋，自長安城西出、北出關中的甘泉宮道——直道、回中道（蕭關道）、隴關道、散關道和褒斜道均在長安城北涇渭之間交匯；[]從而使涇渭之間的咸陽原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軍事地位。漢高祖時在咸陽原上修建的長陵安陵及陵邑就兼有防備匈奴的軍事功能，
漢代皇陵
《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5]2702意在透過控制“渭北”、守住“渭橋”來保障長安城軍事安全，但僅有兩座陵邑防禦力顯然不足，漢文帝時每遇匈奴犯邊仍需屯兵“長安城旁”或渭河北岸軍事要地以保障國都軍事安全，渭北軍事要地以“棘門”和“細柳”兩處最重要。“棘門”在渭橋北部、長陵安陵以南，駐軍於此既能保障渭橋安全又能保障東、北、西三面道路暢通；“細柳”在渭城西部（今咸陽呂村），回中道（蕭關道）、隴關道、散關道和褒斜道等西北出、西南出關中大道均由此透過，駐軍於此兼有向西、向南雙面防禦的作用，且漢初在此建細柳倉轉輸軍糧，戰時必須加強守備力量。到景帝時又在長陵以東（今高陵馬家灣）修建陽陵、陵邑與陽陵橋（東渭橋），繼續加強對涇渭之間地區的軍事控制力。北郊防禦佈局結構外層基本承襲秦代而來，仍以甘泉山谷口為自然地理屏障，《史記·範睢蔡澤列傳》：“範睢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5]2408秦代已在谷口處建谷口宮作為甘泉山防禦體系的輔助據點，漢初因匈入塞後多選擇沿著涇河谷地南下，故此甘泉谷口的軍事地位顯著提高，一躍成為最重要的軍事防禦關隘，漢文帝三年（前117）親臨甘泉山準備親征北伐匈奴。文帝后三年（前161）在原谷口宮的基礎上置谷口邑，後來又將其升為谷口縣，行政級別提高意味著軍事力量亦隨之增強。不過在谷口至涇河之間的軍事防禦力卻非常薄弱，該區域原有秦池陽宮、蘭池宮、望夷宮、曲梁宮等多處具有明顯軍事作用、曾為秦都咸陽北郊軍事屏障的離宮均在秦末遭到破壞，西漢早期並未得到恢復。為避免該區域成為軍事真空區，漢惠帝時設定池陽縣，《元和郡縣圖志·關內道二》載：“漢屬安定郡，惠帝改置池陽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縣西北二里，以其地在池水之陽，故曰池陽。”[]縣城雖然位於長安—甘泉宮道上，對道路有一定的控制力，但是作為普通縣邑其軍事力量不強，在戰時只能起到遲滯敵軍進攻的效果。
（三）、長安城南郊、西郊
位於“渭南”的長安城南郊、西郊均有優越的自然地理屏障，南郊有“南山”（秦嶺山系），《漢書·東方朔傳》：“夫南山，天下之阻也。”[2]2849
秦嶺山脈
雖有蝕中道（即王莽所開子午道）南通漢中（南鄭），但因“途路澀難”不被人們所採用，漢末才因政治原因闢為驛道，一般自關中入漢中常走陳倉故道（嘉陵道）或褒斜道；[]而西郊（渭河以南）則有灃、澇、潏、滈等多條南北向河流，直到漢武帝時修建便橋（西渭橋）以後，沿渭河南岸至茂陵邑才逐漸成為主要道路。此外，西漢時期漢中巴蜀地區經濟軍事實力一直弱於關中，未形成對關中漢廷構成軍事威脅的敵對勢力，故此城南郊、西郊一直被漢廷認為是安全區域，軍事防禦力量最弱。這一區域原為秦代上林苑，漢高祖將上林苑的土地分贈予平民耕種，尋常百姓也可自由出入，[]9《史記·蕭相國世家》：“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稿為禽獸食。”[5]2018即便在戰時也不曾增派駐軍，基本為軍事真空地帶。
本文改編自本人文章《論西漢長安城郊軍事防禦佈局結構的形成》，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