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耶濟德一世是第一個以拜占庭方式殺掉弟弟掌握政權的蘇丹。

不過他本人倒是一個雄主，在他得到了軍事權、立法權和財政權後，他就不滿足於只當一個伊斯蘭蘇丹了，而是要當一個羅馬皇帝。

那麼羅馬皇帝和伊斯蘭蘇丹有什麼區別呢？

他就不僅僅是一個伊斯蘭世界的領袖了，他也要成為基督教，甚至猶太教的領袖。

他要做一個三教合一的領袖，成為世界的君主。

你從他三個孩子的名字就能看出來，一個叫做蘇萊曼，就是猶太舊約中的所羅門王，一個叫做爾撒，就是阿拉伯語的耶穌。

還有一個叫做穆罕默德，這個就不用多說了。

你從他給他孩子起的這三個名字，就能看出他的野心了。

他要進入君士坦丁堡，做三教合一的皇帝。

若不是因為帖木兒，可能不用到穆罕默德二世，巴耶濟德就已經進攻君士坦丁堡了。

他沒攻進君士坦丁堡，就是因為他搞的拜占庭專制這一套，在奧斯曼原有的封建體系中，引起了激烈的反應，讓他在與帖木兒的戰爭中吃了一個大虧。

那些封建領主們已經對巴耶濟德非常地不滿了。

所以即便沒有帖木兒，這幫領主們很大可能也會發生政變。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胡虜無百年之運”，為什麼胡兒不過百？

就是因為皇帝有錢了，想要搞專制，就必然會打擊他手下的封建領主，封建領主們自然是不會坐以待斃的。

我們算一下，奧斯曼宣佈獨立，自稱埃米爾的時候，是1299年，巴耶濟德在安卡拉戰役輸給帖木兒的時候，是1402年，胡虜無百年之運差一點就在巴耶濟德身上實現了。

當時巴耶濟德的奴隸禁衛軍，已經從穆拉德時期的幾千人擴大到幾萬人。

雖然奴隸禁衛軍可以打敗任何單獨的一支封建軍隊，但從帝國的總體上講，封建軍隊還是佔優勢的。

不過封建軍隊也很難同時集結起來，因為封建軍隊本來就是分散的勢力。

但是這並不能保證，封建領主們聯合起來，用武力強迫蘇丹，就像七國之亂一樣，打著類似“清君側”的旗號，讓蘇丹裁掉奴隸禁衛軍。

或者在戰爭中拋棄蘇丹。

這種事果然發生了，帖木兒一路殺到小亞細亞，巴耶濟德帶著以自己的奴隸禁衛軍為核心，封建軍隊為輔助的軍隊，在安卡拉交戰。

結果一戰而敗。

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封建軍隊的背叛。

帖木兒知道，奧斯曼各封建領主，他們對蘇丹並非是絕對忠誠的，而且此時他們對蘇丹搞奴隸禁衛軍，又要搞三教合一頗有怨言。

出征前領主們就問，蘇丹到底是一個穆斯林還是基督徒？

他為了加強專制，帶著那些東正教和塞爾維亞人組成的奴隸禁衛軍，打壓那些原先輔佐他父親和祖父打天下的封建領主。

巴耶濟德究竟是我們伊斯蘭教的蘇丹，還是拜占庭的東正教領袖呢？

這個輿論一出，帖木兒一來，巴耶濟德還沒有出戰，那些封建領主就已經有一半投靠帖木兒去了。

開戰之後，跟著巴耶濟德的那一部分領主在戰爭還未分出勝負的時候，就臨陣脫逃了。

帖木兒見狀也不打封建軍，專門打巴耶濟德的禁衛軍。

在禁衛軍的幾個將領在渡河的時候被帖木兒打死後，奴隸禁衛軍團就都垮了。

巴耶濟德戰鬥到了最後一刻，最終被帖木兒俘虜，不過帖木兒打完了奧斯曼，就馬上打別的地方去了，再也沒有管安納托利亞的事。

蘇丹被俘後，奧斯曼帝國馬上陷入了混亂的內戰之中。

因為巴耶濟德開了兄弟相殘的壞頭，因此他的兒子們也得互相殘殺不可。

所以內戰就形成了兩個陣營，一邊是穆薩，他是支援巴耶濟德本人的政策，要打擊那些封建領主的勢力。

他認為巴耶濟德加強專制是沒錯的，失敗的原因反而是因為專制的不夠，如果他有幾十萬奴隸禁衛軍，然後把那些封建領主全部削藩，就不會被失敗被俘了。

而穆罕穆德就是站在了封建領主這一邊，他認為巴耶濟德太專制了，所以才導致了領主們的背叛。

最後的結果是穆薩輸了，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一世，1413~1421在位）贏了。

對於封建領主來講，穆罕穆德的勝利就等於是過去部落封建自由的時代又回來了。

但實際上，穆罕穆德的復辟是不徹底的，他只是把那些官僚打壓了一下，恢復了貴族的權力，但並沒有把禁衛軍，和國務會議徹底取消。

所以你可以看出，穆罕默德對穆薩的勝利，其實就是因為巴耶濟德搞專制主義的步伐太大了。

所以即便是帖木兒沒來，巴耶濟德沒被俘，那麼蘇丹與封建貴族的鬥爭最終也會爆發。

你從穆薩的下場就可以看出，當時奧斯曼帝國封建勢力還是很強大的。

就算是巴耶濟德雄才大略，比他兒子穆薩更強一些，但也不能保證他就一定能戰勝封建領主。

個人的能力在歷史洪流面前，是微不足道的。

康熙能做到順治做不到的事，並不是說順治的能力就不行。

漢文帝做不成的事，漢武帝能夠做到，也不是說漢文帝就無能。

而是因為歷史發展的階段不同。

康熙時代的滿洲貴族已經腐化了，所以康熙做了順治皇帝做不成的事情。

經過文景之治的修生養息，才有漢武帝的雄才大略。

巴耶濟德做不成，那是因為還沒有發展到那個階段。

當時的奧斯曼帝國的封建勢力還是比較大的，而且蘇丹本人禁衛軍對封建領主也並沒有絕對的優勢。

所以穆罕默德只能向著封建的方向妥協了一步，才把帝國穩住。

直到穆罕默德二世攻進君士坦丁堡，名正言順地繼承了羅馬皇帝的稱號，才又開始向著專制方向發展。

也就是說，穆罕穆德一世的復辟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

不過這也是可以預見到的，只要是皇帝，他想要他的江山穩固，肯定是希望權力越來越大的。

如果他減小了自己的權力，那一定是當時形勢不允許他這麼做，所以他必須擺正一個姿態，向對手讓步。

等到時機成熟，形勢允許後，他自然會重新擴大他的權力。

經過了默德一世、穆拉德二世和穆罕默德二世，原先巴耶濟德時期的那些制度就又回來了。

不過他們吸取了教訓，並沒有像巴耶濟德那樣激進。

比如今天給國務會議多招幾個官吏，明天再給他們漲點工資，過幾天再把禁衛軍擴充一下。

然後先是在首都伊斯坦布林，蘇丹掌控了財政權、行政權、和司法權。

然後慢慢地，外省，也就是貝伊領主們的地區，也要受到國務會議的監督和領導。

也是從穆罕默德二世開始，他成為了奧斯曼帝國的卡努尼。

卡努尼(Kanunî)就是立法者，立法者在伊斯蘭傳統中是一個非常不虔誠的詞。

因為按照伊斯蘭教法的原則上講，真主是唯一的立法者。

真主安拉透過先知穆罕穆德教導穆斯林，這個法是完美的，不允許凡夫俗子隨意更改或增添的。

教法學家能做的只是司法解釋，不能叫做立法。

但實際上，現在的伊斯蘭法大部分都是透過司法解釋搞出來的，已經產生了立法的作用。

因為古蘭經裡面可操作的空間不大，那麼要因時、因地制宜，肯定是需要教法學家重新解釋的。

但是，這話是不能點破的。

教法學家或者是蘇丹、哈里發說自己是立法者，這個意義就相當於我是叛教徒了。

真主已經透過先知傳達了法典的內容，你們不能違背真主的意思。

難道你比真主的使者判斷得更準確，難道你比真主的使者更偉大嗎？這是不可能的。

你修改真主傳達的法典，這就是不虔誠的體現。

穆斯林當然是敬畏真主，相信真主的使者傳達的古蘭經。

如果你認為你比真主更正確，不敬畏這部法典，這難道還算是虔誠的穆斯林嗎？

大家當然不想被當成不虔誠的穆斯林，所以教法學家在做司法解釋的時候，肯定會反覆強調，真主才是是唯一的立法者。

除了真主立的法之外，穆斯林沒有其他的法，教法學家只是因時因地的對司法進行一個解釋。

無論你是哈里發、蘇丹還是穆夫提，必須強調這一點。

而蘇丹居然會自稱為立法者，就是從穆罕默德二世開始的。

一開始立法者用到穆罕默德二世身上的時候，大家還是覺得很生硬的。

因為在之前的伊斯蘭世界，你說某人是立法者，就相當於說他不夠虔誠，是一句罵人的話。

而穆罕穆德二世居然欣然接受了這個稱呼，而且周圍的人也把立法者當成了討好奉承蘇丹的話。

這就代表了奧斯曼內部制度以及輿論的轉變，那麼對於罕穆德二世來講，他成功了。

到了蘇萊曼時代，大家都認為，稱呼蘇丹為立法者是對蘇丹的一種尊敬和讚美。

這實際上就是輿論的一種轉變，這個轉變是伴隨著政治結構的轉變，代表著，蘇丹專制的程度加深了。

比如說，以前大家都認為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你現在發現很多人說秦始皇是明君，是千古一帝。

這並不是一個歷史問題，關鍵不在於秦始皇到底是暴君還是明君。

而是代表著輿論已經發生了轉變，這個轉變必然有其政治形勢的需要的。

從穆罕默德二世到蘇萊曼這個時期，情況就是這樣的。

此時的奧斯曼帝國，毫無疑問仍處於巔峰期的。

奧斯曼帝國的蘇丹，他們征服了更多的地方，領土範圍也到達了巔峰，包括君士坦丁堡。

同時獲得了更多的技術專家，奴隸禁衛軍也空前的強大，官僚系統也趨於完善。

在穆罕穆德攻進君士坦丁堡，使奧斯曼帝國可以名正言順地以羅馬帝國的繼承者自居。

此時如果你是一個奧斯曼土耳其人，那你就很難像巴耶濟德時期那樣，譴責蘇丹羅馬化和專制化。

因為蘇丹的羅馬化本身，就是奧斯曼由區域性強國變成了世界性強國的關鍵。

使奧斯曼帝國能夠在世界的舞臺以羅馬繼承者的身份與西方和俄羅斯打交道。

如果蘇丹不用羅馬皇帝這個頭銜，那就等於是把奧斯曼皇帝從世界性君主，降回了地方君主。

此時無論你是一個多麼虔誠的穆斯林，但是隻要你是一個愛國的奧斯曼人，你就必須要考慮一下了。

因為奧斯曼蘇丹透過征服君士坦丁堡獲得了羅馬皇帝的身份，你再說皇帝不該羅馬化，那你就是不愛國了。

伊斯蘭社會原來可以限制蘇丹專制的那些東西，可以對付穆罕默德二世之前的君主，但是對於羅馬皇帝的繼承者來說，是毫無用途的。

穆罕默德二世為奧斯曼帝國增加了羅馬化的法典，透過這部法典，他實現了他的立法權。

但在一開始，皇帝的立法在穆斯林心中與真主的法典是有區別的。

比如說在我們儒家社會，儒家的道德觀是仁、義、禮、智、信。

我們要尊老愛幼，孝敬父母；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先天下之憂而憂……

雖然法律沒有逼我們這樣做，但我們覺得這樣做就是對的。

孔子的話是沒錯的，不是皇帝制定法律讓我們這麼做的。

但是如果皇帝派官吏來收什麼人頭稅之類的，這些事孔聖人可從來沒說過，只是皇帝想娶小老婆，或者修宮殿要錢而已。

你不能用孔子的名義去支援皇帝個人享受做的這些事，這肯定是不行的。

雖然我們不得不服從皇帝，但我們清楚，皇帝不是在所有事上都能代表孔聖人的，兩者是有區別的。

穆罕穆德二世把沙利亞法和自己的立法放在一起，於是就削弱了真主的旨意與蘇丹法之間的差異。

也就是說，原先給教團建清真寺、屠宰場那些錢，和給皇帝娶小老婆那些錢就沒區別了，這些都是奧斯曼帝國的法典，合法性是一樣的。

這就是穆罕穆德二世立法的實際意義。

之後到了蘇萊曼把這個立法權進一步擴大，當然結果就是進一步擴大了奧斯曼蘇丹的權力，削弱了伊斯蘭世界教法學家的司法解釋權力，使蘇萊曼獲得了之前哈里發和蘇丹前所未有的巨大權力。

那麼這個權力能否讓奧斯曼帝國保持極盛的狀態，奧斯曼帝國又是如何走向衰落的呢？

我們下次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