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到中華文明，可以說是發展的比較晚，但是超車速度非常快。當四千年前西亞人已經開始玩鐵器的時候，我們才剛剛進入輝煌的青銅商周時代。但只是短短的一千多年，我們就像開了氮氣加速器，憑著春秋時代的百家爭鳴和戰國時期的軍事征伐以及政體改革，迅速的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進入帝國制度的統一王國。還榮獲了三大古典軍事強國的稱號，並且在大漢帝國時期同羅馬、帕提亞和貴霜帝國並稱為古典世界四大帝國。

在經歷了4世紀的蠻族入侵之後，中華帝國得以倖存，並且汲取了大量的優秀異域文化。自南北朝開始，中華帝國的國力迅速發展，一度在多個領域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帝國，這種優勢一直保持到宋朝。而在隨後的元明清三代，中華帝國卻開始慢慢的走起了下坡路。排除掉地域較偏這一問題，更多的原因還是要從王朝本身去尋找。

蒙古人對中國的入侵以及元朝的大一統，其實都是落後文明對先進文明的征服，這個性質就和日耳曼人對羅馬帝國的顛覆和毀滅一樣。

可以說，從隋唐至宋朝以來，中華文明五百多年的發展，都隨著大元的一統而崩塌了。元代的政治具有極強的世家性質，類似於魏晉時期的中國政治。元世祖忽必烈並沒有將大元徹底漢化，其中一大特點就是沒有科舉。當然，後來元仁宗重開科舉，可以說是給了天下文人一絲慰藉，不過通過科舉考上的官員終究在權力上是幹不過世家子弟的。

而且為了平衡大元的根基，元代的科舉是按照人種和地域錄取生源的，其中蒙古﹑色目人考二場﹐漢人﹑南人需考三場。這也就是網上流傳的四等人制的出處，其實只是針對科舉罷了。

而且元代統治者為了方便統治，單純的認為儒學是宗教，並且將理學設定為唯一的教派，三綱五常上升為教義，孔子被極度神化成了宗教領袖。有這麼一個觀點是任何哲學一旦過渡出了宗教，那麼它必然會出現大批的腐敗人員。也就是說，從元代開始，儒生中出現了腐儒。

所謂腐儒，就是頑靈不化、讀死書、認死理、不切實際、只會空談的儒生。他們只會照抄和守舊，不懂得變革，而一旦有人跟他們發生思想衝突，或者出現的事物超出了他們的認知，他們就會出面反對。典型代表就是明末和晚清那些反對西學東漸和洋務運動的老敗類們。

不過縱然如此，元帝國對於的態度民間還是很包容的，只要你不搞事情，政府才懶得管你，這也是和蒙古人鬆散自由的遊牧習性有關。再這樣的環境下，除了蒙宋戰爭中丟失的科技，元朝整體的文學發展和科技走向也是持進步態度的。

中國的正式落後是從明朝開始的，這個一點也不假。之所以會這樣，和明初的種種政策是分不開的。社會底層出身的朱元璋眼界不夠開闊確實很大程度的影響了明帝國的走向，太祖皇帝在帝國的初期建設上太過於理想化。他所構思的明帝國，是一個百姓好好種地，附屬國好好朝貢，普天之下皇帝最大，所有人都要忠於皇帝的一個閉塞社會。

明朝的閉塞從他嚴苛的戶籍制度就可以表現出來，也是為了方便管理，明政府不允許自己的百姓到處走動，就算是為帝國運送食鹽的鹽商也要憑政府的票引走規定路線，途中不可擅自逗留。匠人和軍戶永遠不可脫籍，卻得不到更高的待遇，再加上被上級官員的欺壓，就預示了明代軍事的荒廢和技術進步的停滯。

民間的船隻不可以擅自出海，這點倒是不足為奇，但是先前歷代都有民船可以憑票引出海經商，而明初是連這個條件也沒有的，一直到隆慶開關，也只是漳州地形封閉的月港一處允許民船出海。

政治上，自胡惟庸案之後，朱元璋對文官勢力的打壓可謂是空前高漲，其高效率的廠衛活動以及可怕的文字獄，禁錮了明初文人的思想進步空間，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為明代的文人在早期根本沒什麼哲學思想上的進步，一直到王陽明出現，儒學才開始緩慢的復興。

可以說，如果沒有大航海時代的衝擊，明朝就是一個會在閉塞中徹底走向落後的帝國。事實上在西方商人和傳教士第一次來到大明的時候，就已經認識到了明朝軍事科技落後和政府的苛政。

不過即使是大航海時代到來，明朝的態度也只是被動的去接受西方的事物，多數時間並沒有主動的去探索。好不容易崇禎初年在徐光啟和利瑪竇的合作下，明朝嫌棄了一股西學東漸之風，卻因為國家財政不足和劉宗周等腐儒的阻撓，最終中斷了進步的步伐。

很多人把中國的落後怪罪給清朝，但是卻不想想清初的政治都是跟著明朝學習的。

在明末清初的時候，東南地區社會已經重現了宋代的繁榮，朝廷中文官勢力雖然仍不及宋代時的龐大，但是也足以制約皇權的獨斷，總的來說，明初的閉塞在明末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因為明朝本身制度的缺陷，所有的變革都不會那麼徹底。

這個時候最需要的就是一次重新洗牌，然後繼承現階段發展。不過這也是一個賭博，因為誰也不能保證保準新建立的王朝是個什麼樣子的。

結果很遺憾，新興的清帝國重走了明朝的老路皇太極、多爾袞和順治選擇的模式，是明初的制度和八旗的結合。

不過正如小標題說的那樣，清帝國一直在不斷的掙扎。因為清代的皇帝面臨的問題，比歷代皇帝都要複雜。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皇帝，你的選擇是拋棄本民族的傳統徹底融入漢族，還是特立獨行用不融合。少數民族對多數民族的統治，是高壓還是寬容。面對活躍的世界，是開放還是閉塞。對待文人，是獨裁還是共制。

如果說皇太極、多爾袞和福臨時國家尚未統一還可以一切參考戰時模式。那麼當國家基本穩定後又要怎麼走這個難題就要看下一個皇帝的決策了。從玄燁的政治生涯中可以發現，玄燁自己也是不確定，對待文人，玄燁的態度是先緊後鬆；對外開放卻又是先鬆後緊；對待西方科學，玄燁是自己努力學習，卻又在國家是否應該應用上猶豫不決；面對滿漢矛盾，玄燁一直在盡力調解，卻又不想失去滿洲皇帝的威嚴。

到了雍正，態度又變成了內緊外鬆，之所以這樣，也是因為老爸給她留下了不少爛攤子。

乾隆年間，這個掙扎達到了最高峰。早年的乾隆，是個積極向上的君主，他平易待人，給大清創造了一個繁榮的盛世。但是從十四年開始，乾隆一改秉性，成了一個猜忌心很重的君主，對臣子的不信任以及對西方殖民勢力的擔憂，使得大清帝國越來越閉塞。最後變成了北京政府和廣州海關對世界的認知一出現了巨大代溝情況。

可以說，清盛世三代帝王的抉擇，使得大清帝國一直在反覆中蹣跚前行，有科技的進步，卻不能保持持續的進步。有文風的放開，卻最終敗給了皇帝的威嚴。再這樣的環境下，大清的文人中出現了更多的只知道好好考試就好的腐儒，和大批量麻木不仁的子民。正如當初的明帝國那樣，清帝國只是在範付忠被動接受西方的科技，卻從來沒有主動走出去。這種政府思想的侷限性，最終使得中國在工業革命時期徹底落後給了歐洲。

最後不是說怪誰，而是所有事件的集合加在一起湊成的。中國的落後，歸根結底是因為元代的毀滅、明代的閉塞和清代的反覆三個方面造成的。很顯然，三個環節缺少一個，都不會促成這個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