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上映的電視劇《大宋提刑官》講述的是法醫鼻祖宋慈破案的傳奇故事。宋代真實的司法審判雖然沒有劇中描述的那樣神乎其神，但也是很值得稱道的。

1 冤案的防範

從古至今，冤案都是一個無法被消滅的存在。既然冤案無法徹底消滅，那麼採取有效的防範就顯得尤為重要，這樣至少可以降低冤案發生的機率。那麼，宋代是如何防範冤案的發生的呢？

宋代人的司法理念是：與其殺不辜，寧失不輕。換成現在的說法，就是疑罪從無。體現在司法問責上，就是宋代對失出人罪的處罰很輕，對失入人罪和故入人罪的處罰則很重。

說到這，就得先說說“出入人罪”。出入人罪是古代對法官錯判的叫法，包括故出人罪（故意輕判或脫罪）、失出人罪（因過失而輕判或脫罪）、故入人罪（故意重判或捏造罪名）和失入人罪（因過失而輕罪重判或無罪者入獄）。

宋代對失入人死罪尤為重視，創設了中國法律史上第一個失入人死罪法。按照宋神宗時期的立法，誤判死罪達三人的，將首席審判法官刺配到千里之外的牢城；誤判死罪一至兩人的，雖然所受處罰要輕一些，但都會被流放到偏遠的地方。其他涉案審案人員也要受到撤職、降職等處罰。如果犯人未處決，則涉案法官的處罰可減輕一等。

當然，處罰最嚴厲的是故入人罪，凡是故意重判或捏造罪名使人獲罪的，一經查明，即對審案法官處以受冤者所受到的罪罰。如法官捏造罪名將人處決，則該法官也會被處決。

另外，宋代還規定，凡是犯有出入人罪的法官，一律不得再升官，更不能擔任法官。

除了對出入人罪的法官進行處罰外，宋代司法制度還賦予了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權力。不論是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還是在行刑前，犯罪嫌疑人都可以提出翻供。一旦翻供，就必須組織另外的法官，或移交另一個法院重新審理，原審案法官不得參與接下來的審案。這叫翻異別勘。

宋代法律規定，犯罪嫌疑人有三次翻異別勘的機會，南宋時改為五次。但在實際操作中，為避免誤判，一部分案件已經突破了法定次數的限制，有的甚至前後審理好幾年也未見結果。

舉個例子。宋孝宗淳熙年間，南康軍有民婦阿梁，被指控與姦夫一起謀殺親夫，遂判處死刑。但阿梁翻異了近十次，該案件前後審理了九年，阿梁仍不服判。最後，法官依據罪疑惟輕的原則，從輕發落。阿梁免於一死。

阿梁是幸運的。對於那些被冤殺和被冤枉獲罪的人，政府一方面對冤屈者進行國家賠償，另一方面還要追究審案法官的責任。

我們看電視劇《包青天》，會發現劇中包公審案明察秋毫，一樁案子，當庭就可以問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後大喝一聲：堂下聽判，義正嚴辭地宣判後，又大喝一聲：虎頭鍘伺候，當庭就執行處決，看得人大快人心。

但實際上，宋代絕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審訊與判決情景，包拯如果真如此斷案，則嚴重違反了司法程式，將會受到責罰。

為防止法官枉法或誤判，宋代形成了一套非常繁複、嚴密的司法審判程式。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會覺得這套程式過於繁瑣。以州一級的法院為例，朝廷在各州均設立兩個法院，一個是司理院，一個是州院。兩個法院是平級的，並配置了專職的司法官。

當一個刑事案子進入庭審程式之後，州法院必須啟動鞫（jū）讞（yàn）分司的司法機制。即審訊問罪的法官（獄司）與檢法量刑的法官（法司）不可為同一人，而是由沒有利害關係的兩個人分別擔任，各自獨立地行使事實審與法律審的司法權。

在詢問的過程中，法官需要遵循據狀鞫讞的原則。所謂據狀鞫讞，就是法官審問的罪情，必須限制在起訴書所列舉的控罪範圍內，起訴書沒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問罪，否則，法官將被以故入人罪論處。另外，宋代對刑訊的適用也有嚴格限制，違法用刑的法官，將會被追究責任。

案子審訊結束後、檢法量刑前，還有一個錄問的程式，即由另一名法官提問犯人、核對供詞，讓犯人有冤申冤，無冤伏法。如果錄問官與審案的法官有利害關係，比如同年、同門等，則必須迴避，改由他人錄問。

錄問過程中，如果案情有誤，錄問官及時發現並駁正則有賞，反之則會受到懲罰。如錄問無誤，案件就轉入檢法程式，由法司根據詢問所得的罪情，檢出適用的法律條例，供長官作為判決的法律依據。檢法時如發現案情有誤，法司也有權駁正。

需要強調的是，在審訊—錄問—檢法的整個過程中，三個法官是各自獨立的，不得相互商議。如相互商議，依據律法，各打八十杖。

檢法之後，就是判決的程式。首先由獄司、錄問官、法司之外的法官，按照獄司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法司檢出的法律依據，草擬好判決書，這叫擬判；然後還有過廳的程式，由負責該案的所有法官集體對判決書進行稽核後簽字確認。

如有法官有異議，又不能推翻原判，則可在判決書上附上自己的意見，這叫議狀，以後如判決有誤，附上議狀的法官可以免除處罰。

最後，由州最高長官宣判。如犯罪嫌疑人不服，則又進入前文所講的翻異別勘的程式。如犯罪嫌疑人無異議，則案件審判結果就可以呈報上級提刑司、中央刑部，進入複核階段。如複核無異議，則案件進入結案執行階段。

宋代這套繁瑣的司法體系，雖然不可能完全過濾了錯案，但在防範發生冤案、錯案方面，有一整套非常周密的程式的，可以大大降低冤案的發生機率的。

2 臨刑關懷

說到臨終關懷，人們自然就會認為這是現代文明的產物。殊不知，中國古代的司法機構，早已把臨終關懷用在死囚身上，叫作臨刑關懷。宋代人搞的臨刑關懷，不是某些有同情心的法官搞的小眾行為，而是在法律上確定下來的制度。

根據宋代的法律，這套臨刑關懷制度包括七個層面，可謂考慮得特別周全。死囚在被處決前，可以好酒好肉地吃一頓，除此之外，犯人還享有臨刑前會見親人，進行人生告別的權利。甚至臨刑前，犯人或其親屬還可以申冤。

同時，政府還允許家屬為死囚收屍，沒有親戚家人的死囚，由官府給予體面的安葬，以維護死者尊嚴。北宋有個叫宋玘（qǐ）的法官，甚至還請來僧人替被處死的犯人唸經超度。

臨刑關懷制度的背後，蘊藏著古老的恤刑慎殺的司法理念。也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深處的恤刑慎殺理念，催生出臨刑關懷的制度。人死不能復生，死刑一旦實施，便不能逆轉，所以不可不慎之又慎。正是出於對人命的珍視，中華文明很早時候就產生了疑罪從無的思想。

我們今天司法講求“既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但有時候兩者是有衝突的，不可兩全其美，只能在“可能放縱”與“可能冤枉”中二選一，宋代司法接受了寧願放縱罪犯，也不殺害無辜的思想。

雖然宋代幾乎每年都會判處兩三千名罪犯死刑，但大部分最後都獲得了減刑，沒有被執行死刑。

雖然宋代建立了臨刑關懷制度，但我們不能肯定這項制度就得到了嚴格的執行，更不能說宋代司法審判就沒有冤假錯案。但不得不承認，一千年前的政府，不但建立了一套相對完備的臨刑關懷制度，而且在全國範圍內得以實施，確實是難能可貴的事。

3 司法獨立

關於宋代的司法獨立，我們準備從發生在舒州太湖縣的一起投毒謀殺案說起。

北宋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春夏之際，前國子監博士、太湖縣知縣陳世儒的庶母去世了，為官的陳世儒須停職守孝兩至三年，這叫丁憂。陳世儒在呈報朝廷丁憂條中稱母親死於突發心口痛。

本來這事也很平常，陳家發喪回到京城，陳世儒按慣例丁憂守制。誰知到了六月份，一名從陳家逃出來的奴婢跑到開封府衙門，檢舉控告陳母並非死於急病，而是中毒身亡。

當時擔任開封府尹的蘇頌是一位正直、持穩的官員，聽到陳家奴婢控告後，馬上組織京城法院的法官審問此案。經過法醫檢驗，陳母確有中毒跡象，但更嚇人的是，胸口上還釘著一根致命的大鐵釘，毫無疑問，陳母不是死於突發急病，而是被人謀殺。

那麼是誰謀害她的呢？審來審去，這起謀殺案不僅扯出了主謀——陳世儒的妻子李氏，還牽扯到陳世儒是否知情，是否參與弒母。這宗駭人聽聞的人倫大案在開封府審了大半年，還是未能結案。可能因為牽涉到幾股龐大的政治勢力，陳世儒案出現了久審不決。

隨後的過程就不細說了，感興趣的同學可自行查閱相關資料。到了神宗元豐二年（公元1099年）九月，御史臺終於宣佈結案，認定陳世儒夫婦合謀殺害庶母的事實。作案動機是因陳世儒不願待在太湖縣當知縣，便默許妻子教唆婢女毒殺母親，以借丁憂的機會回到京城。

神宗考慮到陳世儒的父親陳執中只有一個獨子，想要留陳世儒一命，但是負責監察的御使中丞蔡確不答應。最後，陳世儒夫婦以及參與謀殺案的婢女，均被判處死刑。

從這起謀殺案我們可以看出，在宋代，即使是皇帝，都不能凌駕於司法機構之上，干涉司法審判。因此，我們可以說，宋代司法機構具備足夠的獨立性。這種司法獨立性，是最大限度確保司法公平的基礎。

由此我們也可以說，宋代在這方面堪稱古今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