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網路平臺曾有一批人集中談過“元朝是否進行過科舉”這一問題，很遺憾的是一些自稱這個行家、那個行家的人竟說元朝沒有進行過科舉。可見，元史領域的研究多麼薄弱。說實話，我也是元史的門外漢，但沒有資料做支撐的話，我是不敢肆意流言的。

那麼，為何有所謂的行家如此大言不慚呢？其背後有“元清非中國”理念的影響。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在各種勢力支援下曾形成一箇中國曆史研究學派。其成立主旨就是否定“中華民族的存在”，否定“民族間的融合”。但既然被稱為學派，那麼自然有值得推崇的地方，例如關注邊疆問題、關注少數民族政權對本民族文化的堅守，這些都是我們傳統的歷史治學時容易忽略的問題。

邊疆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政權即元朝和清朝。元清兩朝在一些國外學者筆下是一種“與中原政權統治嚴格對立的文明”，他們經常舉出“國語騎射”來展示自身的不同。同時，元朝的開創者元世祖忽必烈在“附會漢法”的同時，也對其他文明進行支援，更被一些人認為是“有意制衡”。

然而，中華民族作為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的“稱呼”是我們的歷史的延續、昇華，不可能被國內外一些人的醜化、矮化下就能消失的觀念。在現在、未來，只有中華民族內各個族群團結合作，我們才能更好地抵擋風吹雨打。

談元清歷史，既要立足於當時，又要立足於現實，孤立、靜止地看待問題不可取，以國語騎射為例，談元朝和清朝的統治

“國語騎射”確實是乾隆皇帝，對本民族文化的堅守，甚至是對當時的“漢化”風氣的一種反抗。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政權往往都要經過儒家化、風俗漢化兩個階段。儒家化主要是指統治階層為了對人口占主體的漢人的統治更和緩，往往對中原地區施行“附會漢法”的政策。也就是利用中原政權的管理方式去管理中原地區，在邊疆地區施行原有的或者土司或者大汗統治方式。清朝如此，元朝也是如此。

儒家化的同時，因為和漢人特別是漢精英交流增多，本身更先進的文化、更享受的生活方式就使得在風俗方面，元清統治階層逐漸對漢風俗從“蔑視”轉向“推崇”。元朝的問題是“儒家化”從建立到滅亡都沒有完成。清朝乾隆前其實就已經走完了這一歷程，甚至在康熙年間就已經走完了“儒家化歷程”。

乾隆之後對漢精英的打壓是比較厲害的，從各種功臣圖上的記載可以看到乾隆朝漢精英的數量比較少。柴大紀因為沒有給福康安行大禮就被乾隆殺害，為的就是“重新樹立滿精英的權威”。殺了柴大紀後，為了壓迫漢精英臣服，又以“反腐”為藉口對遍佈全國的福建籍、在福建做過官而今在各地的漢官進行打壓。

再借以“文字獄”、重用和珅等方式，乾隆時代拒歷史潮流挺的傾向確實很明顯。但問題是，作為統治階層，你如果不與最大多數民族的風俗、語言進行融合，你的統治就不會長遠。由此，我們看到道光時期開始，這種拒絕的態度已經失敗，以陶澍為代表的漢精英層開始崛起。

特別是在“白蓮教大起義”衝擊下，漢精英大範圍崛起。為“太平天國起義”這一更大沖擊做了歷史性鋪墊，至此，清廷與地方就是“互相制衡”的態勢。

同理，民族融合也是互相影響的。比如滿族同胞對語言、文化藝術、服裝等各方面的影響，都是今天的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當然，隨著國內外一些極端民族主義（請注意它和民族主義可是不同的）、否定中國近現代革命歷史的勢力對歷史的影響，對這種“融合”有一種反推心理。

例如經常拿一些已經被歷史淘汰的思想如“正統”去否定少數民族對歷史的影響，或者誇大這種影響以推動這種爭論。

例如大過年地對“北方人吃餃子指手畫腳，甚至有人說餃子是滿族同胞發明的”。當然，如果真是這也沒什麼，但自唐朝“餃子”食物就已經出現，如果說張仲景發明、東漢出現等觀點還可以打嘴仗的話，那麼，“食物餃子”出土那就沒必要了。這些早已經是板上釘釘的歷史，但有些人仍然要睜眼看不見。這就是人品和人心的問題了。

當然北方人吃餃子又引來一群人攻擊北方人的習慣，顯示了地域發展問題。總之，這世間什麼人都有。有的人天生就是為國家民族發展、團結做貢獻的，有的人天生就是搞破壞的。對後者怎麼辦？可以參考朱元璋對付曾秉正的做法。

清朝儒家化成功，元朝何以失敗

對於清朝有許多問題，作為第一個少數民族政權統一天下的元朝更是如此。滿族同胞古有金國統一北方的歷史借鑑，近有自身封建化和臣屬明朝較早期“漢化”早已存在，隨意在入主中原後進一步“儒家化”甚至“漢化”也就比較容易。

元朝則不然，它的崛起速度非常快。一方面，有成吉思汗這位天才指揮者的戰略；一方面，周邊政權封建化已久，馬上民族的鬥志早衰，享樂奢侈貪腐風氣比較嚴重。由此，在蒙古帝國疾風暴雨式古代閃電戰的打擊下紛紛土崩瓦解。時間並不長！

因此，一方面帶著對被統治的民族有一種“蔑視”心理；一方面因為自身文化限制，對周邊先進文明採取較為“中立、灑脫”的心理，內部道教、中原佛教、藏傳佛教、儒家、伊斯蘭文化甚至基督教等都有著自己的支持者。那麼，這種“儒家化”的速度就相對緩慢。許多內容都是半拉子工程。

例如科舉。清朝的科舉制獲得成功，儒家化也非常成功，相反元朝的問題就相對多了。其主要問題就是科舉制下的官員人數太少，無法對各民族的既得利益貴族產生有效制衡。相反，清朝皇權就很完美地利用科舉制削弱了貴族對皇權的制衡。

元朝的科舉制雖無大用卻給人以希望

元朝自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第一次開科取士開始，到元惠宗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的51年間共進行16次科考。除了在惠宗元統年間，權臣伯顏曾在1336年、1339年兩次廢棄科考外，每三年科考一次。由此，共有一千一百多名進士進入官場。

進士分三等一等授官六品、二等授官七品、三等授官八品。51年，1100多人，這個數字並不多，平均每年20人。而且，這些進士當中，還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蒙古、色目人。蒙古人、色目人、蒙古化漢人和漢人考試內容不同，分為左右榜分別公佈。由此，51年間也就六七百名漢人進入科舉，但這些人至少有一半兒又是官商權富之家出身。

綜上所述，科舉制最大的好處是從底層民間選拔一些有才能的人進入官場，從而實現民間與官方之間的交流成為活水。

很顯然，51年16次科考，頂多有三四百名中下階層的漢人進入官場，那麼平均每年不過6人、每次不過20人進入。這與龐大的人口，每年上千名官員進入行政體系相比，數量太小了。由此，元代的科舉確實存在但實際作用並不大。

對於這一點，元代漢精英也看到了，在伯顏廢棄科舉制時，漢精英集體反對的理由也很務實：雖然沒什麼大用，但畢竟給百姓一個成功的希望。

人不怕生活不好，怕的是沒有活的希望。正因為清朝的科舉制給大部分漢精英帶去了希望，而古代中國是以“文化認同”為第一，到了康熙後期，“反清復明”就已經沒有希望了。元朝的科舉制雖然不成功，但懂歷史的人都知道，反對朱元璋支援元朝的儒生並不少。

這就是科舉制的厲害之處。

參考文章

內附元滅明初系列三文：淒涼元順帝：螳螂捕蟬、黃雀與彈弓，皇權是不能休息的；永遠在路上的元朝儒家化：從忽必烈到元順帝；元順帝一生何以悲慘？諸王、權臣、後宮、太子、奸臣全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