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時期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的一百餘年時間裡，隨著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內外軍事作戰的勝利，社會趨於安定，經濟長足發展，人口迅速增加，疆域版圖遼闊，是清朝歷史上的鼎盛時代。

在歷史教科書中，這段時期也被稱為“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盛世”。

其說法最早可追溯到康熙五十二年，當時的康熙帝向天下宣佈：“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隨後，在清朝官方和民間的輿論中，“盛世”意識逐漸形成，也被文人學士廣泛接受，記載下來並流傳至今。

翻開中國古代歷史，我們發現，除了“康乾盛世”外，還出現了“文景之治”、“開元盛世”、“永樂盛世”等一系列封建社會的繁榮時期。

那麼，和這些“盛世”相比，被定義為“封建體系發展到頂峰”的“康乾盛世”又有何不同呢？

主流史學界認為，這一時期主要呈現以下幾個特徵：

一、社會局面和諧安定，政治清明。

清軍入關後，在經過一系列的戰爭後，先後擊敗了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消滅了南明殘餘勢力，平息了吳三桂等人的“三藩叛亂”，至康熙中後期，反清運動基本偃旗息鼓，社會局面趨於安定，進入了一段長期穩定的發展時期。

二、政府賦稅收入增加，國庫充盈。

透過“官紳一體納糧”、“攤丁入畝”、“火耗歸公”等一系列改革舉措，康乾時期國庫財政儲備充足，常年保持在6千萬兩白銀以上盈餘，國內生產總值已恢復到世界三分之一的水平。

三、人口數量快速膨脹，財稅減負。

隨著番薯、玉米和馬鈴薯等高產農作物的引進，以及政府採取的減免賦稅政策，這一時期的人口數量迅速增加，至乾隆末期，全國總人口已達到三億。

四、耕地面積不斷擴大，農業進步。

康乾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全國可耕地面積從六億畝增加到了十億畝，糧食產量超過了2千億斤，較明朝末年增長了近一倍。

五、疆域版圖鞏固發展，國家統一。

先後統一臺灣，收復內外蒙古，平定準噶爾分裂勢力，與沙俄簽訂《尼布楚條約》，由此實現了全國的統一，為近現代的中國版圖奠定了基礎。

然而，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當由馬嘎爾尼率領的英國使團來到中國時，他們看到的不是《馬可波羅遊記》中“黃金遍地，人人綾羅綢緞”的東方大國，卻是另一番景象。

在寄回國內的信件中，他們寫道：

“清朝的老百姓普遍骨瘦如柴、面色憔悴，看上去沒有任何精氣神。”

“收到殘羹剩飯的施捨時，人們都會下跪磕頭，並貪婪的爭搶著，好像是什麼珍貴的寶物。”

“人們住的房屋通常都是泥土夯築的牆，茅草覆蓋作為屋頂，大風一吹好像就能將其颳倒……”

以上這些畫面，大大顛覆了我們對那個盛世時代的美好想象。

同時，近代以來，較多學者對“康乾盛世”持否定態度，認為其只是清朝官方誇大宣傳出來的，不符合客觀史實。

那麼，隱藏在歷史背後真實的“康乾盛世”究竟是什麼樣子？是否真的是清朝統治者自欺欺人的謊言？

為何盛世結束後不到半個世紀，西方列強就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天朝的國門？

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一、關於人口問題。

人口的爆發式增長，向來被視為“康乾盛世”的首要標誌，在某些史學家的思維裡，只有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盛世”，才會出現“人丁興旺”的局面。

這個觀念沒有錯，但是，隨著明末引進的番薯等高產農作物在農村廣泛推廣，災年出現饑荒的機率明顯降低，這才是導致人口急速膨脹的關鍵因素也是所謂“紅薯盛世”說法的由來。

同時，由於“攤丁入畝”政策的推行，人頭稅被取消，地方上報人口時存在的“瞞報”現象不復存在，人口統計的真實性大大增加，也是另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用人口數量來作為衡量盛世的標準，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

二、永不加賦問題。

“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康熙帝的一句話奠定了他“一代仁君”的歷史地位，也成為史書對於“康乾盛世”的另一個有力佐證。

那麼，永不加賦後，這一時期人民的負擔真的減輕了嗎？

首先，“賦”和“稅”是兩個概念。

這裡的“賦”主要指人頭稅和徭役，所謂的永不加賦，其實是為以後的“攤丁入畝”做準備，而不是為了減輕百姓負擔。

其次，除了正常的錢糧稅收之外，在各級官員的層層盤剝下，老百姓還要交各種巧立名目的稅目，如“鼠鳥耗”（糧食在上交途中被鳥、鼠吃掉的損耗），“火耗”（上交的散碎銀子在熔鑄成整錠銀塊過程中的損耗）等。

整個康乾時期，火耗徵收的比例不斷提高，最高達80%以上。到了饑荒年份，老百姓往往不堪重負，饑民背井離鄉、賣兒賣女的情況成為了家常便飯。

所謂的“永不加賦”，更像是一句漂亮的政治口號，老百姓從中得到的實惠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三、經濟及工商業發展問題。

明朝時期，鑄鐵、造船、絲綢、棉布、瓷器等工業發展，在世界屬於領先水平，工業產量佔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重還要高。

而到了清朝，這幾項代表性的工業產品總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時水平，工業產值僅佔世界十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說，康乾時期的工業發展不僅停滯不前，甚至還出現了倒退，更毋論有什麼科技創新了。

商業方面，“重農抑商”的思想變本加厲，政府甚至明令禁止種植除糧食之外的一切經濟作物，民間的一切商業交易活動被嚴格限制，明末江南地區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直接被扼殺在了搖籃裡。

對外貿易方面，實行了比明朝“海禁”更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僅保留廣東作為通商口岸，且只允許政府參與貿易活動。

四、思想文化發展問題。

康乾時期，《四庫全書》、《古今圖書整合》等大型類書的編纂成功，成為了盛世文化繁榮的標誌。

但同時，清朝實行了高壓的思想鉗制政策，大興“文字獄”，大批不符合其統治思想的書籍被毀，大量文人學士遭到殘酷迫害。

當時的世界，正處在傳統走向現代的轉型期，思想的禁錮，文化的停滯，對於當時愚昧閉塞、急需“睜眼看世界”的中國民眾來說，無疑是致命的。

從以上幾點來分析，筆者以為：

一方面，“康乾盛世”確實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巔峰，財政賦稅改革成效明顯，人口規模快速增長，農業生產力顯著進步，版圖疆域也達到了極盛。

但是另一方面，其並沒有擺脫封建社會體制的桎梏，而是在君主專制達到巔峰、社會控制力空前加強後的必然結果。它和歷朝歷代出現的“盛世”，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這種“盛世”，都是在統治者採取一系列“與民休息”的改革措施後，暫時緩和了階級矛盾，恢復了農業生產力，實現了社會相對穩定的局面。

但是，這種“改良主義”並未觸及封建制度本身，因此也不會走出封建王朝興衰存亡的“死迴圈”，更不會帶來任何意義上的時代進步。

某種程度上說，“康乾盛世”只是統治者極少部分人的“盛世”，這種危機四伏的“盛世”下，千萬老百姓遠沒有實現安居樂業，充其量只是勉強能吃飽飯而已。

而吃飽飯，也許就是古代老百姓們的最高奢求了。

公元1799年，八十九歲的乾隆皇帝駕崩了，和他同年去世的，還有領導美國民主建國的“國父”華盛頓，這兩位歷史人物的“同框”令人感到違和，更讓人心生悲哀……

而同一時代，西方工業革命方興未艾，社會發展進步翻天覆地，在浩蕩奔湧的世界潮流中，此時的清朝統治者們還在沉睡“天朝上國”的美夢中。

“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乾隆皇帝對當時來訪的馬爾嘎尼斬釘截鐵地說。

然而，四十多年後，隨著“鴉片戰爭”的炮聲轟隆響起，他口中的“天朝”已沒有了掌控自己命運的話語權。

從此，中國人民苦難、屈辱的百年近代史開始了……

而那一場“康乾盛世”，註定只能是封建社會的“迴光返照”，成為了清朝皇帝們稍縱即逝的“黃粱一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