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這下跪磕頭呢，有時候也確實怪不得有些人把它視為封建糟粕，俗話說得好：“男兒膝下有黃金”，在我們現在看來，動輒下跪磕頭確實也是有辱斯文、侮辱人格。這不，中國歷史上就有一個帝師級的一代名臣因為“下跪磕頭”被嘲笑了兩百年，這個人就是清王朝中期的三朝老臣，諡號為“文正”的重臣--曹振鏞。

曹振鏞是名門之後，按族譜說，其家族是魏武帝曹操之後，他的父親曹文植在乾隆時期擔任過戶部尚書，這是一個正宗的正部級的實職領導幹部，所以曹振鏞的起點可以說是相當高，換現在的話說，他本身就是“官二代”，而且比我們現在新聞裡爆出來的好多所謂的“官二代”正兒八經得多。

帶著高官家族光環出生的曹振鏞實際上資質不算特別出眾，他27歲的時候考上的進士，這比很多歷史上的天才還是有些差距。當時的乾隆皇帝看在他父親的面子上，授意栽培，選為庶吉士，任翰林院編修，後來又特擢侍講，再晉升為侍讀學士，正式成為皇帝講師團中的一員。曹振鏞這些經歷，與其說是他自己的才華出眾，倒不如說是因為父親官位的蔭庇和皇帝的照顧。

在乾隆之後的嘉慶統治期間，曹振鏞也是一步一個腳印，一路步步高昇，依次任少詹事、內閣學士、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工部尚書、戶部尚書、吏部尚書等職。期間又奉命指導編纂《高宗實錄》，書成之後，朝廷加贈太子少保，並命其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到1820年嘉慶皇帝駕崩，因軍機處有人犯了政治錯誤，曹振鏞被拔擢到了軍機大臣的位置，從此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這還不算完，道光元年（也就是公元1820年），跟這個曹老爺子相當對眼的道光皇帝，很快就晉升曹振鏞為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可以說是位極人臣，尊榮備至了。此後，不論是清廷之中有些什麼政績，曹振鏞都能分到一杯羹，不論皇室之中有誰要讀書，他都是最大的那個老師。

道光十五年，曹振鏞81歲，這時候他已經當了50多年的官了，他的人生也走到了盡頭。他下葬的時候，道光皇帝親自到場弔喪，並下詔褒恤其功業，最重要的是賜給了他“文正”這樣一個萬千文人仰慕的哀榮稱號，還准許其入祀賢良祠。

其實不單是後人，當時的人也有很多向他請教為官之道的，曹振鏞也是厚臉皮，也不含糊地答了六個字的真經，即：多磕頭，少說話。這六個字直接導致了兩百年來歷史對他的輕蔑，但這確實也有他的經驗所在，但你要是真的按照這六個字去踐行，估計你這個官也當到頭了。稍微有點邏輯，其實也很容易想明白，能磕頭的人多的是，但下個跪、磕個頭就能位極人臣幾十年，官宦人生50多年？是你純潔還是我愚笨？

那麼，曹振鏞到底為什麼能獲得如此大的成功？下跪磕頭真是他的真正為官之道嗎？他是否真的是一個為人不所不齒的太平官、馬屁精？這些我都不去下結論，我們就來探討探討曹振鏞真正的“官道”。

道鹹王朝是中國封建史上的最後一個轉折時期，這一時期的中國已經和世界經濟和文明脫離開來，以往長期領先於世界的中國逐漸步入腐朽落後的深淵，而歐美列強包括東亞的日本開始崛起並縱橫捭闔與世界。在這樣的一個內部和外部環境之下，任何人任何事其實都只是在歷史大潮流的裹挾之下滾滾向前，無法掙脫也難以振作，直到找到真正適合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方法。

曹振鏞作為這一時期的重臣，自然而然地也在這樣的歷史裹挾之中存在著。中國封建王朝的統治，歷來都是從上至下的，曹振鏞儘管因對上察言觀色而被後世詬病，可在千古以來的官途之中，又有幾人不是對上察言觀色？

道光皇帝其實也為這個國家努力過，他肅過貪，曾經也新政過，甚至對外強硬過，為這個國家的尊嚴也努力過，但歷史數千年的發展弊端壓到一個人的身上，要他在短短三十年間扭轉乾坤，即便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再世，我估計也是很難做到的。而他最大的追隨者，一代名臣曹振鏞則也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之中，儘量地配合自己的領導去完成那種使命而已，失敗了自然有他的責任在，但你要是把這種責任全部歸結於某一兩個人，我覺得是很不公平的。

曹振鏞寬宏大量，有革故鼎新之意。

當時的經世濟用的兩江總督、湘軍真正的開山鼻祖陶澍面對朝政鬆弛，稅負銳減的情況，決定在漕運、鹽政、水利等方面進行一系列改良。這種改良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觸及既得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這裡面既包括皇室，也包括曹振鏞這樣的重臣親眷。

如果真是奸臣庸臣，面對這樣的情況，一言八鼎（比皇帝少一鼎啊）的曹振鏞大可以在皇帝面前讒言幾句，但曹振鏞沒有，他只是對他的子侄親眷們說了這麼一句話：“焉有餓死之宰相家？”淡然一笑，任由陶澍等改良派們撬動他自己家的乳酪。只此一件事，就足以說明曹振鏞為官的寬宏和創新壯舉，至少我們可以說，這不是一個頑固的守舊派。

從那之後，鹽政、漕運等稅負之重地的欠收狀況很有改良，清朝中期極其糟糕的現象也得到了一些緩解。與此同時，陶澍等人藉機擴大漢人官員的勢力，湘軍在後來能夠崛起，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張之洞、李鴻章等人能夠嶄露頭角，與此也是不無關係的。

不僅如此，曹振鏞在拔擢人才方面不拘一格，還很有些風骨。

曹振鏞雖然自己資質不是上上乘，但也是人中翹楚，以他的地位和能力，要是想搞點任人唯親、唯利是圖的事情，顯然是輕而易舉的。清中期的官場，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其實已經是比較主流的現象了，封建王朝發展到當時那種境地，如果只顧自己享樂、不顧國家安危，曹振鏞這樣的舊貴族，完全可以過上天上人間的日子。

但曹振鏞沒有這樣，他曾經三次當學政，主持了四次鄉試、四次會試，每一次都能夠都能盡心竭力為國選拔人才；在考評試卷上，能做到公平公正，著意提拔任用博學有才之士；對到黃點面試的考生，每一個他都親自詳細地校閱試卷，保證沒有關係戶、水平低下的人出現在朝堂上。

你要知道，在道光咸豐以前，漢族士子想要進入到清朝實權階層是有多麼的困難，那幾乎是不可逾越的萬水千山。道鹹以後，因為歷史的機緣和曹振鏞本人的用人觀念，經世濟用的實用主義漢族官僚才真正地步入到清朝統治階層之中，正式開啟了滿漢一家的治國模式。這才有了後來的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雖然說這些都失敗了，但你不能否認的是，這是我們整個民族在國家危亡時刻所作出的一系列努力和嘗試，而“失敗是成功之母”，沒有這些失敗，我們的成功又從何而來？

不說別的吧，當年有個窮酸的福建文人林則徐入京考試，是曹振鏞不帶有色眼鏡將其錄用。後來林則徐受到他人排擠，憤而棄官回鄉時，還是曹振鏞認為人才難得，幾次三番在道光皇帝面對奏對，這才有了再後來一代名臣林則徐的虎門銷煙、經略新疆，這才有了左宗棠的趕走阿古柏，平定新疆，也才有了後來湘軍的崛起和湖南近現代人才奔湧情況的出現（別不信，如果沒有林則徐，很多湘軍重臣很可能早就消失在歷史煙雲之中，而湖南近現代崛起可能就失去了原始基礎）。

要說中國古代文人的理想和追求，被諡為“文正”這樣一個榮譽稱號應該是絕大多數人的終極夢想了。之所以說是終極夢想，是因為在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能夠獲得“文正”這個諡號的人，幾乎可以說是鳳毛麟角，扳著手指都能數出來。

據有心人統計，從“文正”這個諡號誕生的北宋時期開始，到我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王朝結束，歷史上也就不過區區26個文人最終擁有了這個諡號，其中就包括眾所周知的范仲淹、李東陽和曾國藩，當然，也包括我們今天的主人公--曹振鏞。

很多人對曹振鏞的輕視和不屑是源於他自己總結的那“多磕頭，少說話”的六字真經，但個人認為，這只是當年他對自己成功的一種自謙之語，只是後來的我們誤會他了。

在那樣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條件下，面對“伴君如伴虎”的古訓，曹振鏞屹立朝堂50餘年，沒有因為任何不利因素而失去過皇帝信任，他可以做到不貪腐、不放肆斂財，能容忍改良派觸及他的利益，一力護衛革新成果，還能公平公正的慧眼識英才，拔擢賢臣能吏為國報效，實在可以說是無愧於孟德之後了，說他是治世之能臣或許有點過，但說他是亂世之緣由，我看還是有點過了。

我們現在有句話叫：“未經他人事，莫勸他人善”，我想說，我們誰都沒有處在那樣一個紛亂複雜的年代，作為一個封建舊有體制下出來的官僚，曹振鏞也算是盡了他的一分心力了，我們就不要強求他以現在的境界去處理當時的事務了，這有些過於苛刻了。

這樣一來，依我說的話，曹振鏞即使匹配不了“文正”這樣一個諡號，也不能說是辱沒了這兩個字，你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