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宋朝福利制度農民起義宋徽宗宋江方臘水滸傳,募兵制度招安
前面文章中我們細數了宋朝令人羨慕的福利制度。 有些讀者說,如果宋朝這麼富有,福利制度這麼好,為什麼還出現《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呢? 宋江、方臘的民變不都是在宋朝嗎?
說到這一點,就不得不說到北宋的皇帝宋徽宗趙佶,他在位二十六年(1100年—1126年初),是宋朝第八位皇帝,也是一位傑出的藝術家,但最不適合當 皇帝。 宋徽宗在生活上窮奢極欲、在軍事上好大喜功,在政治上重用奸臣,把北宋的大好江山短短20多年就給葬送了。
宋徽宗葬送北宋只用了20多年
話說徽宗以前的大宋皇帝都是非常節儉的,比如當了42年皇帝的宋仁宗,有一次批閱奏章到很晚,餓了想吃烤羊肉,交代下去之後又後悔了,說不用準備了。 為什麼呢,他說因為烤羊肉要很長時間,而御膳房知道皇帝可能晚上要吃烤羊肉,會每天殺一隻羊烤了,無論皇帝吃還是不吃都要提前準備,就會造成很大 的浪費,所以就不吃了。 宋仁宗就節儉自律到這種程度。
宋徽宗在位的最初幾年,還比較勤政愛民,那時,天下太平無事,一派繁華的景象。

宋徽宗在位的最初幾年,還比較勤政愛民,那時,天下太平無事,一派繁華的景象(示意圖片:宋徽宗趙佶畫作區域性,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然而宋徽宗在以蔡京為首的六賊的吹捧蠱惑下,生活日漸奢靡,大興“花石綱”,竟至搜刮天下,導致民怨沸騰,國力困竭,成為激起方臘造反的重要原因,包括《水滸 傳》中梁山好漢的造反,也是發生在這個時期。 但比方臘的造反規模要小。
宋朝的募兵制度
在宋太祖看來,“民間如果富裕,那麼兵反民不反。如果民間窮苦,那麼民反兵不反。”
就是說宋朝自開國皇帝,就對農民之所以會造反的原因看得很清楚,就是如果百姓的生活富裕,是不會造反的,之所以造反,就是生活過不下去了。
宋朝在民與兵之間採用了一種有特色的募兵制度。 宋朝百姓沒有服兵役的義務,官軍都是僱傭軍,每個士兵都有軍餉,減輕了農民的兵役負擔,而當某個地方發生饑荒災禍時,宋朝就會在該地區加大募兵力度,徵召 饑民入伍,並可以帶家屬隨軍,解決了饑民的吃飯問題,也就沒有必要造反。
雖然這樣也造成了宋朝軍隊多而不精,即是所謂的“冗兵”,並需要花費鉅額資金供養軍隊,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也確實得以快速解決了饑民的生活問題。
廣泛採用的招安
基於同樣的思路,對於造反,宋朝政府常常採取招安的方式解決。 把叛軍直接轉為官軍,給頭目官職,給隊伍發餉,朝廷付出幾個官職、幾份俸祿,與大軍開拔打仗相比,價效比是相當高。 並可以派這些人鎮壓流寇,還能消除社會不穩定因素,穩固統治。 透過招安,一些沒有成氣候的民變就會在短時間內得到平息。

對於造反,宋朝政府常常採取招安的方式解決(示意圖片:出自〔明〕《水滸全圖》)
以上是從朝廷的角度來說,從造反者的角度來說,宋朝百姓要造反,難度是比較小的,好處比較大。
因為北宋在軍事上實施的是“強幹弱枝”之策,強大的禁軍都是駐紮在都城附近,從而導致地方的兵力十分虛弱。 所以農民造反很容易爆發起來。
而爆發起來之後,也有招安一步可以走,民變首領由賊成為了“官”,對於沒有什麼追求的流寇來說,也是一條不錯的人生捷徑。 就象宋江的這個造反隊伍,就是被招安的。
宋朝甚至有一句名言:“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鬚鬍做。”(《雞肋編》)
方臘屠殺平民 不值得同情
當然有些造反隊伍是不能招安的, 比如方臘的造反。
史載方臘是浙江青溪經營油漆的一個漆園主,因對當時宋徽宗的窮奢極侈,官吏的橫徵暴斂不堪其擾,於宣和二年(1120年)起事,他為人豪爽,又有較 強的組織領導能力,在短時間內就組織了很多人追隨他。 方臘起義利用了摩尼教,他自號“聖公”,與宋朝分庭抗禮。 儘管方臘之亂持續時間只半年左右,但是《續資治通鑑》記載,“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 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所以雖然方臘起義是由宋徽宗和一眾奸臣的責任,弄得民不聊生而起,然而方臘卻殺害平民二百萬,劫掠姦淫婦女,禍害極大,至少可以說後來完全是禍害百姓的匪賊強盜, 並不值得同情。
重視文人
歷來民變沒有知識分子的參與是難成氣候的。 宋代對於知識分子的重視可謂是仁至義盡,重文輕武、不殺大臣、高薪厚祿、科舉取士。 既然如此、知識分子又有什麼理由參與到造反中來呢? 沒有知識分子參與的造反也就是流寇強盜之類,成不了氣候。 象梁山好漢的總頭領宋江也只不過是一個縣衙裡寫文書的白領而已,比起人才濟濟的大宋朝廷中的文人,級別是最低最低的。
減輕徭役
徭役一直以來都是民變的導火索之一。 對廣大農民來說徭役確實比較痛苦,完全是免費勞動力。 宋朝鑑於這種情況,採用了獨特的“廂軍”來減輕成年勞動者需要提供的徭役。 所謂“廂軍”雖然是軍隊編制,但從來不進行作戰,打仗都交給了“禁軍”,廂軍平時就負責修築、運輸之類的雜貨。 當然,其兵員素質也很差,大多是囚犯或者被禁軍淘汰的人。 《水滸傳》裡林沖發配去的牢城營就是廂軍。
土地制度
宋朝對土地控制其實是比較松的,並不反對兼併,農民流動性大,選擇多,無需在一個地方綁死。 另外土地商品化也間接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加上農業科技的進步,使得饑荒出現的次數大大減少。 再加上宋朝整體上十分富有,惠及百姓的福利制度也涵蓋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雖然《宋史》記載的農民造反次數不少,一說為歷代之最,但因為《宋史》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為浩繁的史書,史料最多編纂質量又差,可以說 比其它朝代的統計起點低,有些民變的規模小得只記了一個“亂”字就做了數。 如果按照統一的標準,宋朝的民變數量真是未必那麼突出。 而且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宋朝沒有爆發過全國性的大規模農民造反。 造反基本上出不了一省之地,稍稍成點氣候就被滅了,或者被招安了;對大宋江山完全沒有構成過實質的威脅。
其它朝代,無論是明朝、唐朝、漢朝,在國家滅亡的時候,都有民變參與進來,對這個垂危的朝代輪番夾攻。 可是,無論北宋末年還是南宋末年,農民造反不但沒有對朝廷參與夾攻,而且還積極行動起來,抗擊金國和蒙古外族入侵,維護趙家天下,保衛大宋王朝。
團結起來,一致對外。 抵禦外辱,共赴國難。 這就成了農民造反者最後的口號。 北宋末年的時候,被金國佔領的地區有很多的農民造反者,他們都成為了抵抗金國侵略的有生力量。 南宋末年,這樣的情況也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