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與西夏的作戰三戰連敗，最終不得不支付大量銀倆換取議和，同時遼國趁宋夏交戰勒索宋朝增加歲幣。

宋朝對外支付大量歲幣換取和平的政策，給宋期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這種財政負擔最終要轉嫁到老百姓身上。

這種財政上入不敷出導致宋朝經濟出現弊端的現象，稱之為“冗費”。

不僅如此，到仁宗時期，宋朝的官僚集團人員越來越多，機構臃腫不堪。

宋朝立國之時，為了結束五代時期割據局面，維護宋朝的中央集權，宋朝太祖時期就採取了一系列機構改革的措施，這些措施主要是機構上要分權並相互制約，職務上要一職多員，這使得宋朝官員眾多。

在最高行政機構，於內庭設“中書門下”（政事堂），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權，為限制宰相權力，增設副宰相“參知政事”這樣政府機構增加，相應官員也要增加。

軍事機構和軍官編制方面，為了防止五代時期那樣地方節度使頻頻軍事政變的情況，宋朝廢除了統領禁軍大權的殿前都點檢，把殿前都點檢權力分散，增設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由“三帥”分別統領禁軍，為限制三帥的權力過大，又在中央設樞密院，由皇帝領導樞密院掌控調兵權，這樣軍事機構及軍職官員增加。

宋朝宰相之外再設三司使，三司分管鹽鐵、 度支、戶部，三司使由皇帝的親信任職，掌控財政大權，但宋朝以前這些都歸宰相管理。

所以宋朝為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官員的權力，實行一職多官，政府、軍隊、財政等部門公務員隊伍大大增多，吃皇糧的人就多。

同時由於宋太宗開始大興科舉選拔士子，這些士子都要安排相應的官職。

宋朝錄官除科舉外，為籠絡官員還採用恩蔭制，比如父親當官，兒子到了年齡就要錄官，奉行“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導致官員多貪戀權位，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各級官員缺乏進取心。

這一系列的改革導致宋朝“冗員”問題日益突出。

為穩定社會秩序，抵禦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實行“守內虛外”策略，奉行“養兵”之策，廢除府兵制，府兵制實行兵農結合，寓兵於農，不打仗時務農。宋朝時改為募兵制，募兵制的好處是兵不識將，將不識兵，這樣有效防止了軍隊尾大不掉的現象。

至仁宗時，軍隊兵員總人數已達140萬，這個數字是十分驚人的，要知道我國現在也才200-300萬兵員，但宋朝時全國總人員才今天的十分之一左右。這樣宋朝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系，養兵的費用，竟達到全部賦稅收入的十分之七八，這樣能用在其他地方的錢就捉襟見肘；同時為了防止武將專權，在軍隊中實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習，兵士雖多但不精，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對外作戰時處於不利地位，從而形成“冗兵”。

冗費，冗員，冗兵這“三冗”直接後果就是讓宋朝財政入不敷出，百姓負擔加重，民生無保障，也沒有能為加強國防建設，國家危機就會開始，北宋到這時已是積貧積弱。

北宗的危機還遠不止這些，更嚴重的是宋代建國起就縱容功臣、大將們兼併土地，如當時太祖為了解除大將兵權，作為補償，讓這些大將到封地大量圈地。

而農民失去土地的數字快速增加，“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宋代人民的負擔很沉重，各種稅壓的百姓苦不堪言，各地都暴發了農民反抗事件，農民起義隨時可能會發生。仁宗慶曆年間，農民起義和兵變在各地相繼爆發，正如歐陽修所說 “一年多於一年，一夥強於一夥”，當時在首都附近甚至有盜寇。

歐陽修等朝廷有識之士憂心忡忡，上書要求改革吏治，尹洙在上書中指出“因循不改，弊壞日甚”。富弼就曾說：“自此以往，只憂轉熾，若不早為提備，事未可知！”

宋仁宗在改革呼聲的推動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宋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總算開始行動了，一場變革就要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