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農民起義，為什麼這麼多？說起農民起義，我們肯定不會陌生。最熟悉的如秦末陳勝吳廣起義、《三國演義》中的黃巾之亂、明末的闖王李自成。在古代，中國的農民起義實在是太頻繁了，有學者根據《清實錄》的記載統計過，光是在清朝有據可考的農民起義就有300次之多。而且古代中國有很多王朝都是被農民起義推翻的，比較典型的就有秦朝、隋朝和元朝。
此外還有一些王朝雖然不是直接亡於農民起義，但也曾經遭到過農民起義的沉重打擊，比如東漢末年爆發的黃巾起義，唐朝晚期爆發的黃巢起義。
那麼問題來了，古代中國一向求穩的農業社會，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農民起義？我們通常會認為這是農民遇上災年活不下去了，不得已才要起義，這也是在所難免的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先對比一下歐洲，歐洲也長期處於農業社會。但是歐洲歷史上根本就沒有那麼多的農民起義，就算是爆發了農民起義背後也是宗教之類的因素，比如德國曆史上曾經爆發過著名的閔采爾起義，這場起義的主力的確是農民。但是領頭的閔采爾卻是個神學博士，他領導的這場起義其實是宗教改革的一部分，目標是衝破天主教會的束縛，在人間建立起真正的天國。
而且歐洲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王朝是被農民起義推翻的。再返回看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這確實是古代中國的一個特色。那這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重農抑商政策古代中國的農民起義那麼多，從根本上與漢代實行的一項政策有著莫大的關係，這就是：“重農抑商”。重農抑商在漢代以後成為了一項重要的傳統，古代中國的農民起義也就頻繁發生了。你可能會覺得奇怪，重農抑商不就是重視農民和農業嗎？怎麼還會惹來農民起義呢？
我將會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解讀這個的觀點：
第一，漢朝政府為什麼要出臺重農抑商的政策；
第二，重農抑商政策和農民起義之間有怎樣的聯絡？
第三，漢代的重農抑商政策對中國社會造成了怎樣的長遠影響？
秦國的重農抑商我們先來看第一個方面，漢朝政府當初是基於怎樣的考慮，才出臺重農抑商的政策。所謂的重農抑商就是重視農業，抑制商業。這在漢代之前就已經出現了萌芽，秦國在商鞅變法時就實行獎勵農耕，抑制商業的發展。農民好好種田，多交糧食就可以獲得爵位，商人做生意卻要繳納重稅。商鞅實行這樣的政策是為了改變秦國落後的面貌，實現秦國能富國兵強，這種想法在當時符合秦國的實際國情，所以很快受到了秦孝公的推崇和支援。因為戰國時期經常發生戰爭，而戰爭需要源源不斷的軍糧供應。而商人們卻喜歡操縱物價，擾亂市場，是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那麼秦朝統一天下以後，有沒有在全國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呢？從現有的歷史資料來看，推行的程度是有限的。因為秦國出現過一些著名的商賈，如曾長期擔任丞相的呂不韋，巴郡的寡婦清夫人。這樣的富豪也確實得到了秦始皇的尊崇。這位清夫人還是秦始皇陵裡大量水銀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因其在政治軍事上的特殊地位，與另外一位大商人大牧主烏氏倮被國家當作上賓禮遇。秦始皇曾經和她平起平坐，討論國事。當然，秦始皇也曾經把六國的豪強富商，一共12萬戶遷到了國都咸陽監視和控制。不過這最多隻能說是限制商人的勢力，不能說是打壓商業的發展。
西漢的重農抑商西漢的政治制度是承接秦朝，所以西漢前期的狀況也與秦相似，西漢統治者雖然公開表示扶農乃天下之本，意思是農業才是國家根本。但這其實只是一種觀念，國家並沒有打壓商業的發展。相反，西漢初期政府為了儘快恢復生產，對商業活動上是相對寬容的。一些重要的資源都會向商人開放，其中最重要的是兩樣東西一樣是食鹽，另一樣是生鐵。食鹽是生存的必需品啊，生鐵可以打造農具，這些都不愁銷路。鹽鐵生意獲利非常豐厚，所以西漢前期迅速地冒出了一批從事鹽鐵生意的大商人。
司馬遷專門為大商人作了一個《貨殖列傳》列傳裡提到了卓氏家族，說他們世世代代以冶鐵為生積累了鉅額財富。其實《貨殖列傳》裡排行前幾位的大商人經營的都是鹽鐵生意，可見鹽鐵在當時是最重要的生財之道。漢武帝繼位之後開始打擊大商人，它出臺了這麼幾個政策，首先就是把鹽鐵生意收歸國有。
公元前119年，漢武帝命令一位名叫桑弘羊的大臣主持制定鹽鐵官營的方案。桑弘羊把方案拿出來以後，漢武帝非常地讚賞，馬上頒佈實行。在全國各地設定鹽官和鐵官，鹽官負責招募民眾煮鹽，鹽成品由政府統一收購和銷售。鐵官負責的就更多了，從採礦、冶煉、鑄造和銷售，全都歸鐵官統一指揮，在這樣的鹽和鐵就都被國家管控了起來。
漢武帝對商人的打擊漢武帝的第二個招數是對於大商人收取財產稅，稅率是6%。並且這個財產稅徵收物件是商人所有的財產。漢武帝規定，在全國設定關卡，商人的貨運馬車要透過需要繳納6%的關稅。為了確保這項政策能夠執行，漢武帝還想出了一個損招，那就是鼓勵民眾相互告發，有人告發商人偷稅漏稅，查明屬實。政府會沒收商人的財產，並且把其中一半財產獎勵給告發的人。不少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傾家蕩產，而政府的收入卻大大增加了，國庫也稍稍充實起來，可對工商業的發展卻是嚴重的打擊。
此時漢武帝的這兩項政策，把重農抑商從觀念變成了制度。商人們遭到了沉重的打擊，漢武帝為什麼要這麼做呢？我們在前面提到，商鞅在秦國重農抑商是為了保證戰爭的需要，防止商人操縱物價。那漢武帝是不是也是出於類似的考慮呢？其實漢武帝的動機要比商鞅複雜得多，你可能會說漢武帝是想從商人身上賺錢吧，的確漢武帝是有這方面的考慮，當時漢武帝要打匈奴，打仗需要錢。
不過政治家和商人不一樣，他考慮的重點一般不是錢，而是整體國家的局勢。漢武帝打擊大商人背後最重要的動機是抑制土地兼併。漢代的這些大商人，很多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叫做豪強，所謂的豪強就是有錢有勢的大地主。漢朝剛建立的時候，因為秦末農民戰爭的打擊，社會上的豪強並不多，國民經濟的基礎是小農經濟。
所謂的小農經濟就是獨立的自耕農，一般是一戶小家庭。小農經濟就是獨立經營小規模的農業，生產出來的東西，除了給國家交稅，主要是供自己消費。有一句老話叫做：兩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說的就是典型的小農經濟。
漢武帝打擊豪強但是到了漢武帝即位的時候，社會上出現了大批的豪強，著名的大學者董仲舒，上書給漢武帝說，社會上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意思是說富人擁有成片的土地，窮人卻連放下一個錐子的地方都沒有。那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的現象？答案就是：土地兼併。
漢武帝時期經過了文景之治後，社會經濟走向繁榮，有錢的人開始變多，而這些富人們吞併了小農的土地，變得更加富有了。小農失去了土地，連生存都成了問題，這些兼併土地的是什麼人呢？主要就是前面說的大商人，因為光靠農業生產很難積累起這麼多的錢。而工商業賺錢就容易得多了，大商人賺了錢，除了擴大自己的生意，也會投資土地，發展農業。
農業賺錢，沒有工商業這麼快，但是畢竟比較穩定，當時生產力水平不高，農民的日子過得緊巴巴的，還要給國家交稅服勞役，一旦遇上災年，農民就可能要賣地還債，富商們就趁機把農民的土地買過來，變成自己的莊園。賣地的農民們也就變成了富商們的勞動力，這些靠工商業發家的商人，擁有莊園和勞動力的富商就是所謂的豪強。
豪強勢力的危害對於政府來說，最理想的狀態就是普天之下全是小農，由皇帝派官員去管理小農。這背後的道理很簡單，小農都以小家庭為單位，沒有自己的勢力，對政府沒有威脅。而且小農就這麼幾口人，很難隱藏土地和人口，不會少交稅。如果在國家和小農之間出現了豪強的話，那就複雜了。豪強一般都有自己的勢力，甚至和地方官也有交情，我們看《水滸傳》裡面就有個地方叫做祝家莊，祝家莊裡甚至養著私人武裝，這些豪強把百姓變成了自己的附庸。這就威脅到了政府對當地的統治，而且豪強仗著自己的勢力，經常會隱瞞實際的土地和人口數字，這樣就可以少交稅。
地方官和豪強們也有交情，甚至還拿了他們的好處，往往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久而久之，國家在當地的權威就會下降了。所以漢武帝即位後就想要解決豪強的問題，他動用了很多手段，包括暴力鎮壓。不過在當時，最根本的手段還是斷了豪強的財路，這就是漢武帝要推行重農抑商政策的主要原因。
重農抑商的反效果漢武帝想透過重農抑商來維護穩定，可結果卻是事與願違。那麼重農抑商和農民起義有密切的聯絡，這是怎麼回事呢？首先漢武帝重農抑商想要阻止土地兼併，但是土地兼併非但沒有被遏制住，反而更嚴重。西漢末年漢成帝在位的時候，有一位名叫陳湯的大臣向皇帝上書說，現在關東地區有錢的人越來越多了，他們大量地兼併土地，並且驅使老百姓為他們幹活。重農抑商反而加劇了土地兼併，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呢？
背後的原因，其實也很簡單。豪強們經營工商業遇上了障礙，他們也就開始找別的財路了。當時的土地稅比商業稅要低得多，投資土地的風險也遠遠小於投資工商業。司馬遷就曾經用八個字來形容當時的豪強：“以末致財，以本守之”。意思就是用經商努力賺來的錢購買土地，才能把賺到的錢牢牢守住。豪強們把農民的土地買過來，改建成了莊園，還會在莊園裡因地制宜發展多種生產專案。
農民依附豪強西漢末年南陽郡，有一個叫樊重的豪強，是當時數得上的大莊園主，樊重還有一個身份，他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外祖父。史書上說樊重的莊園佔地三百多頃，裡面修建了完善的水利設施，種植的農作物包括了糧食、水果、桑樹，還挖了魚塘養魚，甚至還有草場用來放牧牛羊，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農民把土地賣給了豪強，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就變成了豪強的勞動力。你可能會覺得這些農民成天被豪強剝削，應該會成為農民起義的主力吧！可事實卻恰恰相反。
歷史學家漆俠根據漢書中的記載，把兩漢時期的農民起義全都整理出來，結果卻發現漢代的豪強主要分佈在長安洛陽附近地區，但是這邊的地區很少發生農民起義。因為農民依附豪強，總歸是有口飯吃。而且這一地區的經濟即使受到了打擊，但仍然比邊遠地區要發達。不少農民還可以發展一點副業，或者乾脆去城裡找點活幹，不會活不下去。反倒是很少有豪強活動的河北北部，山東東部以及安徽，湖北等地。成為了農民起義的主要策源地的，這又是為什麼呢？
豪強引發的移民農民把土地賣給豪強以後，有的不願意依附豪強的，就移民到更偏遠的地方去開墾新的土地。在漢代，河北山東以及長江以南的廣闊土地還有很多沒有開墾，這就成為了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著名歷史學家勞幹曾經根據《漢書》和《後漢書》裡的人口資料指出，漢代人口變化最明顯的地區是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這一地區的人口在西漢末年只佔全國人口的2%左右，到了東漢中期，這一地區的人口已經佔到了全國人口的15%，這主要是移民帶來的成果。
移民引發的社會問題大規模的移民帶來一個問題，新移民地區的農田水利設施質量很差，抗風險能力很弱，商業又不發達，農民發展不了什麼副業，只能種田。一旦遇上天災，糧食欠收，農民就有可能活不下去了。而且這些地方天高皇帝遠，地方官更容易胡作非為，農民會受到更多的壓迫。有一句俗話說，窮山惡水出刁民，雖然帶有地域歧視的色彩，其實背後也有一定的道理。一個地區的人民如果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確實更容易選擇反抗。
農民起義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老百姓們起義時都會擁有自己的領袖。比如秦末的陳勝吳廣，西漢末年的王匡王鳳，東漢末年的張角，唐朝末年的黃巢，明朝末年的李自成，清朝末年的洪秀全。這些農民起義的領袖通常是農民群眾裡比較有威望，經常能為人調解矛盾，或者喜歡替人打抱不平，這樣的人在窮苦的百姓生活中，很容易受到百姓的擁護。
現在我們談到的農們起義的幾點重要因素：“地點、起因、領袖”都有了。這樣一旦遇上饑荒、當地官員又容易糊作非為，再加上新移民抗風險能力弱，這時只要有人振臂一揮，揭竿而起，一場頗有規模的農民起義很容易出現了。與其啃樹皮餓死，不如跟著領袖反了，至少還有奪得一口飯吃的機會。
重農抑商對後世的影響這樣的農民起義在很多王朝的末年，往往都會頻繁發生。這與漢武帝的重農抑商政策有著密切的聯絡。那漢代確立的重農抑商政策，對於後世究竟產生了怎樣的長遠影響？這個影響就是因為漢代確立了重農抑商政策，古代中國難以走出王朝興衰的週期率，最終在1800年前後出現了和歐洲的大分流，歐洲開始走上了工業革命和現代化，而中國卻逐漸陷入落後捱打的局面。那古代中國王朝興衰的週期率又是怎麼回事呢？
自漢代起中國歷史上一個王朝的平均壽命大約也就是兩三百年，當王朝建立之初，因為國家經過戰亂，地多人少，這時國家會把土地平均分配給百姓，讓民眾休養生息。一般經過四五十年後，就會出現一個盛世，社會穩定了，人口也會隨之增長，然而糧食的生產卻慢慢跟不上了，於是一旦天災或者瘟疫出現時，農民起義就爆發了，很快的這個王朝也就滅亡了。
古代中國的統治者難道覺察不到這個規律嗎？不是的，早在漢朝他們就有所認知。漢文帝在位時期，著名的學者賈誼就意識到了人口增長可能帶來糧食短缺，但是他給出的對策卻是督促更多的人口去務農。與賈誼同時代的名臣晁錯就更進一步了，他認為人們脫離農業生產的根本原因就是商業利益的誘惑，所以應該督促商人去種田，這樣才能增加糧食產量。
主流學者們就這樣把糧食與人口的矛盾，錯誤地歸因於農業人口向商業領域外流的原因。也導致了後來漢武帝採取重農抑商的政策，一方面是為了打擊豪強，而另一方面也與賈誼和晁錯的判斷有關。這個判斷看上去非常符合現狀，所以被後世繼承了下來。
可經過1800多年後，一直到清朝雍正皇帝還在說，集市上多一個做買賣的商人，農田裡就少了一個種田的農民，所以應該重農抑商。那這種做法恰恰是阻礙了古代中國發展工商業的道路，工商業得不到發展，科學技術也就得不到快速進步，古代的中國就跳不出王朝興衰的週期率，從而中國在近兩百年的時間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近代工業革命，我們認識到了工商業加速了科學技術的進步。同樣的，科技也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當科技成為第一生產力以後，人類生產食物不僅依靠體力，也依靠腦力發明出各種機械工具，再透過工商業的交流，科技取得的突破性就更大了，這就能大大提高了糧食生產效率。這個時候人口數量和科學技術就形成了一組良性迴圈。在工商業的基礎之上，人口越多科技越發達，科技越發達就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
比如，我們看看現在的美國農業社會，依靠著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糧倉，是當之無愧的農業大國，然而，美國又是個農民很少的國家，農民只佔國民總數的1%左右。僅佔全國人口1%的美國農民，不僅養活了3億美國人，而且還使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
中國和西方的不同命運同樣的事情，古代中國為什麼沒有做到呢？我們看中國歷史啊，可以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新王朝的開國之君反思前朝滅亡的教訓，但無非是這麼幾點，農民失去土地是因為土地兼併，而社會不穩定呢，往往是因為商人哄抬物價，商人為非作歹，與貪汙腐敗的官員互相勾結。所以開國之君往往會做這麼幾件事，重新分配土地，保護小農，打擊商人，也就是重農抑商，強化君權，整頓吏治，加強對官吏的監督。這些做法給歷代帝王奉為治國的金科玉律，但是這些做法恰恰導致了古代中國在小農經濟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無法自拔。
到了1800年前後，英國走上了工業革命的道路，從此領先世界。而中國正處於清朝嘉慶年間。當時河北，山東，河南，雲南等地先後發生了特大饑荒，饑荒又引發了天理教，白蓮教等民間幫會的起義。當時的中國逐漸陷入了風雨飄搖，被英國等西方國家甩在了身後，從此中國和西方開始走向不同的命運。
總結一下第一，漢武帝把重農抑商從觀念變成了制度，推出了鹽鐵官營和財產稅等政策，它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土地兼併，避免豪強勢力做大，威脅皇權。
第二，漢武帝的重農抑商政策反而加劇了土地兼併，因為經商受到限制以後，豪強更加傾向於土地投資。土地兼併導致一些農民向邊遠地區移民，在新移民地區生活條件比較差，地方官又胡作非為，老百姓還擁有自己的領袖，一旦遇上天災，這些地區就可能爆發起義。
第三，重農抑商政策還有一個歷史現象密切相關，那就是古代中國長期無法走出王朝興衰的週期率。工商業得不到發展，科學技術也就無法進步，人口增長和科技進步之間就沒有辦法形成良性迴圈。不斷上演王朝興衰的週期率，最終在1800年被歐洲甩在了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