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787年——850年），字文饒，趙郡贊皇縣人。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戰略家。
趙郡李氏從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以來，就是出名的高門望族。李德裕出身平棘趙郡李氏西祖房，祖父李棲筠，代宗時官至御史大夫，京畿節度使。其父李吉甫，憲宗元和年間兩度拜相。李德裕為李吉甫次子。
李德裕自幼就表現出過人的資質，且刻苦攻讀書經，尤其精通《漢書》、《左氏春秋》。李吉甫常在同僚面前稱讚兒子的敏辯之才。
據說宰相武元衡有次見到李德裕，便想考量考量他的志向，問李德裕都讀些什麼書，李德裕沉默不言。武元衡將此事說給李吉甫，李吉甫聽後很是尷尬。回到家問李德裕，李德裕便說，“武公身為當朝宰相，不問治國安邦之道，卻問我所讀何書，這是成均（指官設最高學府）、禮部該管的事。武公所問不當，因此我便不答。”後來此事傳開，尷尬的就成了武元衡。
由此小小趣事，可見李德裕不是死讀經書的愚呆書生。他不喜歡當時的科舉取仕，對大多進士們雕琢綺言的浮華之風，很是不恥，認為朝廷需要的經略之才，通過當時的科試是很難優選。當然以他出身士族官僚的優渥環境，完全不必擔心入仕問題。
早在李吉甫外任為官時，李德裕便常常跟隨左右，以增長閱歷見識。憲宗即位後，召李吉甫入朝，進而拜相。為了避嫌，李德裕到藩鎮繼續充實鍛鍊，在各藩鎮擔任從事等職，類似於行政秘書。
在李吉甫拜相的第二年（808年），發生了一件不得不提的大事，即元和三年的制舉案。這是唐代科舉考試中最大的一次科場案。
這一年，朝廷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特試（為選拔特殊人才而不定期科舉之一）。考生牛僧孺、李宗閔和皇甫湜三人在策文裡針砭時政過失。考官楊於陵、韋貫之將三人評為上第。《舊唐書·李宗閔傳》記載，“吉甫泣訴於上前，憲宗不獲已，罷王涯、裴垍學士。垍守戶部侍郎，涯守都官員外郎，吏部尚書楊於陵出為嶺南節度使，吏部員外郎韋貫之出為果州刺史。王涯再貶虢州司馬，貫之再貶巴州刺史；僧孺、宗閔亦久之不調，隨牒諸侯府。”
一場科考特試，牽連如此之大，可謂朝野譁然。
很多歷史研究者認為元和三年制舉案，是唐後期朋黨之爭的發端。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和李德裕為首的李黨，在此後長達近半個世紀的鬥爭中，幾起幾落。雙方對此案各執一辭，使得這段公案變得撲朔迷離，後世史料記載也多有不同，考證歷史還是頗有意思的。
《楊於陵墓誌銘》記載，“會考制舉人，獎直言策為第一，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可見參與打擊諸人的還有“中貴人”，是與宰相分開提及的，這與《唐會要》記載一致。
白居易在《論制科人狀》記載，“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亂中外……”指出還有落第者這股勢力的存在，並且散佈謠言，但白居易並沒有說是誰打擊了諸人。
我們不妨從當事人立場以及事後狀況，來試著分析整個事件。
皇甫湜在特試中的策文內容，後世有記載，總體概括為文辭激烈，直言宦官之禍與朝政之失，無所避忌。這肯定會引起宦官們的強烈反彈。瞭解一下吐突承璀——憲宗皇帝最寵信的心腹內侍，憲宗還是太子時就一直伺候身側。制舉案次年（809年），媚上自請率兵討伐河北三鎮之一的成德鎮王承宗，累年無果，徒勞無功班師。所以此案泣訴於皇上面前的，有可能的就是他吐突承璀。
皇甫湜當時被出為陸渾（今河南嵩縣）縣尉，第二年就被召回朝堂，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職。從側面反映出皇甫湜不是重點打擊物件。
和皇甫湜類似的是他舅舅王涯，作為考覆官因“坐不避嫌”，褫奪翰林學士之職，當時貶出任虢州(今河南靈寶)司馬。後升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元和五年(810年)，王涯奉召回京，歷任吏部員外郎、工部侍郎、知制誥等官職，再入為翰林學士，在元和年間曾一度拜相。
牛僧孺，本場制舉第一名。至文宗太和年間，牛僧孺第二次罷相後，白居易還提到這次制舉案，所作《洛下送牛相公出鎮淮南》詩中自注，“元和初牛相公應制策登第三等，予為翰林考覆官。”不要小覷第三等，咱們華夏曆來講究謙虛美德，唐代制舉自武則天以後，連第二等也成為虛設。不同制科等級劃分也不盡相同，比如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第四次等即為第一名，第四等及其之前均為虛設。
第一名的牛僧孺，肯定是事件的焦點，但他和李宗閔策文後世均未見到。後世提及牛僧孺策文“言辭委婉，苦詆時政。”一副委婉懇切的既視感有沒有。“七年，吉甫卒，方入朝為監察御史。”但元和七年李吉甫正在相位，李吉甫於元和九年去世，或可解釋為“七年後，李吉甫去世，方才入朝為監察御史。”
牛、李相比於皇甫湜，處置還是很重的，那麼問題就該出在策文內容上了。後世關於李宗閔的策文，有“財政之弊”、“熾於武功”兩點，我們歸結起來得出結論，即李宗閔反對用兵。牛僧孺也不外如是，後來的朋黨之爭中，牛僧孺一直主張對藩鎮妥協，反對用兵削藩平叛，這與制舉案之時的很多朝臣意見是相近的。
再說李吉甫。元和元年（806年）西川節度使劉闢叛亂，憲宗想出兵開戰，朝廷上下出言反對。朝堂唯有杜黃裳，說可以進攻，但別派監軍（宦官）。時任中書舍人的李吉甫覺得自己小胳膊小腿的，只好密奏憲宗，全力贊同出兵策略，並獻策另徵江淮之師取三峽之路，以分敵寇之力，被憲宗採納。
李吉甫拜相後，成為朝堂上主戰派代表，在對待鎮海節度使李琦問題時，李吉甫贊同武元衡所言出兵征伐，又提出詔令敵後的徐、汴二地共同行動，與朝廷軍隊形成犄角之勢，亦被採納。繼而李吉甫著手對三十多個藩鎮節度使進行排程、改易，迫使一些節度使“請求入朝”（放棄兵權）。
制舉案時武元衡已出鎮西川，政事堂宰相也就鄭絪和李吉甫。若牛僧孺、李宗閔抨擊他施政過程有過失，估計李吉甫只會在心裡說聲“呵呵”，不會讓他們去蹭自己的熱度，宰相的度量還是有的。但從根子上否定他的施政路線方針，且被考官評為上等，這問題就嚴重了。如果任這股勢力發展壯大，將來和自己同處朝堂，可不是李吉甫希望看到的。所以這時候堅決不能放任。而且吐突承璀是支援用兵的，宦官們在這次制科中備受攻擊，雖說李吉甫平素不喜他們，但此刻想來也樂見其成。那麼問題的關鍵就集中在憲宗皇帝的態度上來。
當事眾人，不會提及憲宗皇帝本人如何看待此事，反正皇帝做出的，都是正確的。史書記載也很少，前面提及《舊唐書·李宗閔傳》記載，憲宗“不獲已”，一副被李吉甫逼不得已的既視感。但被打擊後的牛僧儒、李宗閔，是不敢對此表露任何想法的，“心懷怨望”瞭解一下——我不整死你，但我可以讓你一直殘著。前面提到白居易對此也是諱莫如深，更是在牛僧孺二次罷相後，又拿此事用以告誡好友，隱約的意思就是，你跟別人鬥歸鬥，但別去惹上面那位爺。
咱們瞭解下上面這位憲宗皇帝。作為二王八司馬事件（永貞革新）的親歷者，憲宗皇帝，應該太明白身不由己的滋味了。如果我們簡單概括憲宗在位時的表現，前明後暗，四字足矣。
前期“剛明果斷”的憲宗，二十八歲繼位，正是精力充沛之年，他立志要學“太宗之創業”、“玄宗之致理”。繼位之初就打算和西川藩鎮開戰，同時也對眾臣說，我會謹慎從事，保證不會像先帝德宗那樣冒進，但朝臣們實在是被前面的弄怕了，依舊紛紛反對。
三年多來，憲宗力排眾議，接連取得了對西川、夏綏、鎮海等藩鎮用兵的勝利，此時當更是鬥志昂揚的時刻。我們有理由認為，憲宗皇帝對這次制舉是很不滿的。憲宗皇帝不高興的是，這些人居然透過制舉來向他施加壓力。皇帝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小小几個登第之人是不夠看的，要狠剎這股邪氣，考官們才是重點需要辦理的。嘁裡喀嚓，罷免、外放，基操勿6皆坐，朝野頓時傻眼了……
當真要說憲宗迫不得已，那也只能是對裴垍的迫不得已。在憲宗看來裴垍除了在削藩上不大支援自己，平時還是積極輔佐自己振興，很有作為的。但裴垍經常打擊宦官們，這次是宦官們不會放過機會，向憲宗說裴垍的不是的:王涯不避嫌，裴垍沒能明查，是有領導責任的。憲宗要剎朝堂“歪風”，也只好暫時委屈裴垍了。於是“罷垍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然憲宗知垍好直，信任彌厚。”
制舉案的發生，說到底還是針對藩鎮用兵問題不同主張之間的博弈延續，同時為以後近半個世紀的牛（僧孺）、李（德裕）黨爭埋下了伏筆。
元和十一年（816年），張弘靖擔任河東節度使，李德裕跟隨任掌書記，類似於辦公廳秘書長。而後歷任大理評事、殿中侍御史。元和十四年（819年），張弘靖卸任回朝，李德裕被召回，官授監察御史。
御史臺作為唐朝最高監察機構，有監察百官的職責。自此李德裕進入朝堂，正式出現於眾人的視野。
元和十五年（820年），太子李恆繼位，史稱穆宗。穆宗素聞李吉甫之名，繼位後召李德裕入翰林院，任翰林學士（皇帝機要秘書）。穆宗對李德裕比較器重，經常讓他負責起草朝廷的詔制典冊。李德裕在翰林院與同院的李紳、元稹時常往來，交情日漸深厚。而且三人都以文才著稱，被時人稱為“三俊”。
長慶元年（821年），進士科考試在京都長安舉行。禮部侍郎錢徽知貢舉，右補闕楊汝士同知貢舉。
長慶二年（822年），李德裕改任中書舍人，仍充任翰林學士。
李逢吉在憲宗時與李吉甫不和，於是便指使黨羽，攻詰排擠李德裕，最終李德裕被免去翰林學士，改授御史中丞，類似於紀委副職。
李逢吉這個人，史載“性忌刻，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償好惡。”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為人刻薄，看不了別人比自己好，陰險狡詐。等一朝得志，喜歡啥就弄，厭惡誰就幹！
憲宗時，淮西節度使吳少陽病逝，他兒子吳元濟請求襲任。當時宰相李吉甫認為淮西鎮（治今河南汝南）深處內陸，不宜效仿河朔三鎮父死子繼的慣例，主張趁機出兵收回淮西治權。憲宗採納了李吉甫的意見，並讓他策劃征伐淮西事宜。“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繼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
給李吉甫使絆沒達到目的，李吉甫病逝後，幾經轉折裴度接過李吉甫的工作，李逢吉很不甘心。“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圖沮止，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李逢吉為了不讓別人立功，再出損招，結果被趕到四川，遠離了朝堂。
長慶二年，李逢吉被召入朝，任兵部尚書。他回來後仍不安生，因憲宗時和李吉甫不和，於是遷怨上了李德裕，讓李德裕丟掉了翰林學士之職。同時積極想法謀取相位。他與宦官勾結，派人陰謀誣告元稹謀刺裴度。雖然後來朝廷派人查清了真相，但元、裴二人也被穆宗同時罷相，“逢吉代為門下侍郎、平章事。”
李逢吉當上宰相後，準備拉攏牛僧孺而成一派山頭。因這時的御史中丞李德裕，也大有拜相的希望，李逢吉怕李德裕壞他的事，於是又一頓操作，把李德裕外放，擔任了浙西觀察使。
唐朝後期，觀察使的地位，是僅次於節度使的地方軍政長官。李德裕到浙西時，王國清兵亂剛結束。因為用兵清剿緣故，此時府庫財政十分拮据。李德裕深知地方安寧的重要，一方面從自身做起，厲行節約，減少開支，全力供養軍隊；另一方面革除陳規陋習，以儒家倫理道德教化本地百姓，對不接受教育的，堅決繩之以法；同時整頓祠廟，拆毀轄下四郡淫祠一千多所，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多處，肅清盜賊。至此“江南弊風盡除”，百姓安居樂業。
長慶四年（824年）敬宗即位，這位年僅十六（虛歲）的小皇帝比他老子更甚，整日貪玩，不思國事。白天沉迷打馬球，深夜帶人抓狐狸，最後發展成一個月也難得上朝兩三次。宦官王守澄勾結李逢吉把持朝政，排斥異己，敗壞朝政。正直的大臣紛紛勸諫，小皇帝聽了很是感動，但事後仍舊不改。
在浙西的李德裕，不光憂民，更是惦念朝廷，經常上疏議政。為了讓敬宗能上朝理政，李德裕進獻《丹扆箴》六篇，提出勸諫。敬宗皇帝收信即回，命翰林學士韋處厚起草詔書，表揚李德裕講的好說的對。但對自己的問題仍然無動於衷。
荒唐奢靡的敬宗皇帝，要求地方進獻各類貢品，以供玩樂。其中兩次向浙西攤派銀靈盝子妝具二十件和緞綾千匹，均被李德裕上疏勸止。但有弄臣李逢吉在，李德裕始終不能回朝。
怨聲載道的小皇帝李湛，很快把自己送上了末路。寶曆二年（826年）十二月的一天，小皇帝“打夜狐”回宮後，仍舊興致昂然。又和一幫內侍宦官以及馬球隊員們喝酒。酒酣耳熱後小皇帝入室更衣，這時大殿內燈燭忽然滅了……等到燈燭再次亮起時，小皇帝死了。
穆宗第二子，敬宗的弟弟李昂繼位，即唐文宗。文宗繼位後，加授李德裕檢校禮部尚書。
“檢校”在唐初是指代理或者臨時肩負某種使命，安史之亂後演變成了一種虛職，用以表功或安撫地方軍閥等。還有觀察使一職，在安史之亂前也是高於節度使的，節度使之前只掌軍權。可見安史之亂實在是徹底亂了整個大唐。
文宗大和三年（829年），李德裕終於被召入朝，拜為兵部侍郎。裴度本打算推薦李德裕為宰相，但時任吏部侍郎的李宗閔，得宦官之助搶先拜相。李宗閔擔心李德裕威脅自己的地位，將他外放為鄭滑節度使。
李德裕在浙西八年，回朝不到十天，又被李宗閔排擠出京 。
太和四年（830年），李宗閔又引薦牛僧孺為宰相。凡是與李德裕親善的官員，都被排擠出朝堂。裴度對李宗閔是有恩的，前面講過裴度接任李吉甫死後的工作，征討淮西吳元濟。當時宰相裴度兼任彰義軍節度使，讓李宗閔任觀察判官，是蹭了功勞升了官的。但因裴度推薦李德裕，遭到李宗閔的嫉恨，也被免去宰相之職，外放山南西道節度使。至此牛僧孺、李宗閔一黨的權勢顯赫一時。
同年十月，李德裕改授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
唐後期國力衰退，南邊的南詔，時常入侵邊境，西面的吐蕃也虎視眈眈，致使邊防不靖。李德裕到西川后，積極整頓邊防，加強防禦。他還親自深入實地，對當地山川、道路、城鎮、關隘進行調查研究，繪製與南詔、吐蕃有關的軍事地圖，以規劃有效的邊防策略。
大和五年（831年）吐蕃維州（故址在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東南部）守將悉怛謀，率部眾投奔成都，歸降唐朝。李德裕即刻派兵入駐接管維州，並向朝廷奏陳維州的戰略地位，要求用兵制敵，鞏固邊防。時任宰相的牛僧孺立刻站出來反對，認為唐與吐蕃已結盟好，咱們要守信為上，不要輕啟戰端。而且萬一要是打輸了，吐蕃一路打到關中長安來咋辦？所以維州緩，關中急。文宗覺得牛僧孺從面子到裡子都考慮的妥妥的，你李德裕趕緊撤歸駐維州之兵，把那個悉怛阿謀啥的，送回吐蕃，讓他們自己人處置吧。
那時唐與吐蕃雖然結盟，但太和四年吐蕃就毀約攻唐，掠奪人畜，侵擾邊境，唐朝單方面遵守和約，毫無意義。悉怛謀等人最後在邊境上，當著使節的面下被吐蕃殘忍殺害。李德裕辛苦經營的大好局面，被牛僧儒幾句話就葬送了。而且以後外族誰還來敢內附，邊境局勢更加艱難，因此李德裕徹底記恨上了牛僧孺。
說，晉人荀吳率軍包圍鼓國，鼓國有人要求獻降，荀吳不接受。左右隨從不理解，荀吳說，“我們應當喜歡我們所喜歡的，厭惡我們所厭惡的，要讓百姓們知道什麼樣的行為才是正確的，事情就會成功。假如別人帶著我們的城池投降，那就是我們厭惡的啊。所以我們接受他們獻降就是失信。”於是荀吳讓鼓國人殺了叛徒、修繕防禦裝置。晉軍包圍鼓國三個月，鼓國又有人請求投降。荀吳讓鼓國人進見說，看你們的臉色還能吃上飯菜，回去修繕城牆，繼續守著吧。後來鼓國人報告糧食吃完、力量用盡啦，荀吳這才佔取了鼓國。
司馬光認為悉怛謀與獻降的鼓國人好有一比。但覺得還是說服力不夠，又舉了個例子:鄰居的牛。
說，鄰居家的耕牛，掙脫韁繩跑你家來了。有的說送還鄰家吧，侵奪是不義之舉，還可能吃官司的；有的說收下吧，他家以前還把咱們跑丟的羊要了呢，不要拘泥義不義的問題，況且牛是大牲口，能賣很多錢的。
司馬大儒巴拉巴拉一通，最後站在儒家的仁義制高點得出結論，“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當真不愧是在家還鑽地窖裡面寫《資治通鑑》的厲害人物，王安石都幹不過他。
後來南宋朝的儒家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站出來說，“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卻全在為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卻全濟其己私。”佩服佩服，司馬光老夫子請笑納！
書歸正傳。李德裕無論在浙西還是西川，都以政績斐然而聞名朝野。“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蠻、蜒。數年之內，夜犬不驚。”等到西川監軍王踐言入朝後，對文宗詳細講解當時情況，並說“悉怛謀縛送以快戎心，絕歸降之義。”文宗才明白，牛僧儒無論說的再是天花亂墜，歸根結底就倆字——李德裕不對！於是在大和六年（832年）冬，召李德裕入朝，拜為兵部尚書，同時將牛僧孺罷為淮南節度使。
大和七年（833年）二月，李德裕加授同平章事，進封贊皇縣伯，食邑七百戶。這是李德裕首次拜相，時年四十七歲。同年六月，文宗又免去李宗閔的宰相之職，讓李德裕接任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
2021年正月
於河北贊皇楊家山西麓
本文參考文獻:《舊唐書》、《新唐書》、《唐會要》、《資治通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