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們來說，“中國”之名，自古有之，至遲在西周初期，“中國”就作為一個固定的片語出現了，秦漢以後，逐漸成為了中原王朝的自稱。

有意思的是，在古代，“中國”這一叫法竟然不是我們的專利，別的不說，同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古印度，也曾經自稱為“中國”。

法顯，東晉人士，中國第一位西行前往印度取經，併成功返回的高僧。

與唐僧一樣，法顯回國後也寫了本遊記，叫做《歷遊天竺記》，又名《法顯傳》，書中有著這樣的記載：

“從是以南，名為中國。中國寒暑調和，無霜、雪。”

“中國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

“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為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

以上內容中所提到的“中國”，指的不是古代華夏，而是法顯根據梵文詞彙——“天下中央”翻譯過來的，其具體地理範圍涵蓋喜馬拉雅山脈以南，溫迪亞山脈以北的廣大地區，在中國古代文獻中，一般把這裡稱為“中天竺”，而在古印度人的眼中，這就是他們的“中國”，其他地區一概被視為“邊地”。

當法顯歷經千難萬險到達印度後，當地的僧人詫異地問道：“汝從何國來？”

法顯回答：“從漢地來。”

僧人們隨即驚歎道：“奇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

“中國”、“邊地”，這就是古印度人的天下觀，看上去與我們是不是頗有幾分相似？

世界上的很多文明，幾乎都產生過以自我為“世界中心”的觀念，這是由當時的科技水平、天文知識和地理環境等因素決定的，連小小的夜郎國都自視甚高，敢於漢朝相提並論，更何況印度？

中國既然能發展出以儒學經典為基礎的“華夏中心論”，印度當然也能在佛教思想的影響下發展出“天竺中心說”，甚至後來，歐洲國家也有自己的“西方中心論”。

不過，當這些持有各自“中心論”的國家開始交流，甚至較量競爭時，就需要憑實力說話了。

“天竺中心說”與“華夏中心論”就是如此。

先秦時期，中國人往往把中原各國統稱為“諸夏”；同樣，古中天竺地區，也把分佈在這裡的大小各國喚作“諸中國”，其中，釋迦牟尼誕生之地——迦毗羅衛國更是被視為“世界的中心”，而諸如華夏之類的“邊地”則是無佛無菩薩、百姓愚鈍無慧根的“蠻夷”之地。

然而，不過百年，事情就迎來了逆轉。

公元4世紀末，北魏的宋雲一路西行達到烏萇國（北印度古國），在向該國國王介紹華夏的歷史以及北魏的情況後，烏萇國國王感嘆道：“若如卿言，即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

連佛國中心的國王都不得不承認，此時的中國不再是荒蠻的“邊地”，而是已經發展成為一個令人心生嚮往的強大“佛國”。

而這一切，與印度的貴霜帝國走向衰亡，北魏日益興盛密切相關。

隋唐時期，印度的佛教中心早已名存實亡，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佛國之地——華夏，梵文中的“中國”一詞隨之消失，中天竺從此以後也只會是“中天竺”了。

不過，故事到這還沒結束，4個多世紀以後，本已結束的“稱謂之爭”突然又被歐洲人橫插了一腳。

13-14世紀，正是蒙古帝國的黃金時代，隨著蒙古鐵騎的西征，東、西方文明的交流日趨頻繁。

但是，由於對東方地理與歷史缺少足夠的認知，歐洲人對“中國”的理解，既模糊又混亂。

他們不僅把中國北部稱為“契丹（Katay）”，中國南部稱為“蠻子（Manzi）”，甚至還一度還把中國視為“印度”的一部分來看待。

比如，14世紀初，繼馬克·波羅後的又一義大利探險家鄂多立克，他沿著海路東行，抵達中國南方口岸後，在遊記中寫下這樣的句子：

“在我東航大洋海若干天后，我來到我們稱之為上印度 (UpperIndia)的著名蠻子 ( Manzi) 省。”（《鄂多立克東遊錄》）

無獨有偶，同時代的義大利人約翰· 馬黎諾里，他曾帶領教皇派遣的使團訪問中國，然而，即使是這樣一位“官方”人物，也是稱中國南方為“大印度(The Greatest India）”。

由此可見，在中世紀歐洲人的心中，“印度”泛指遠東地區，而中國南方，則被視為“印度”大區中最大、最核心的地方。

也許是因為最開始與歐洲國家通商貿易的國家是印度，並且從地理上看，印度距離歐洲也更近，所以，“印度”變成了東方的代名詞，把遠東地區統稱為印度也成為了習慣。

所以，當中國取代印度，成為歐洲人最大的貿易伙伴後，這一誤解也仍然沒有完全消除，直到17世紀，“上印度”、“大印度”等叫法仍不時出現，真的是不得不令人感嘆“習慣”的力量。

主要參考資料：

-法顯（東晉），《歷遊天竺記》；

-楊曉春，“‘中國’和‘印度’”，《學術研究》，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