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文學明著,書中描寫了波瀾壯闊的一段歷史,描述了非常多的歷史人物以及相關社會情況,其中花了不少筆墨來寫糧食問題,還有什麼“烏巢劫糧”啦,“許攸問糧”啦,諸葛亮造木牛流馬運糧啦,等等,連曹操馬踏青苗,按照他自己頒佈的命令都該斬首,後來是“割發代首”,以示懲戒。這些有名的故事,都說明在軍事競爭中糧食,後勤保障機制,或者更擴大來說是後方經濟問題對於戰爭的重要意義。沒有基本的經濟保障,是無法贏得勝利的,現代戰爭更明確指出是經濟實力的競爭了。
三國群雄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在軍事對峙的同時,也抓緊發展各自的經濟,實行不同形式的改革,尤其是農業,實際上又是另一種形式的競爭。從現在看來,正是由於三國時期的競爭局面,才加速開發了長江流域地區,使它們具備了與一直髮達的黃河流域地區爭雄的某些經濟實力。
三國時期,原來比較發達的中原經濟因為連年戰亂,破壞得很厲害。據統計,東漢末年中國人口有五千六百多萬人,到三家歸晉後,才剩下一千六百多萬人,不到三分之一,當時曹操的詩有“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應斷腸”之句,就是中原的真實寫照,正可與史書記載互相印證。三分之初,東南、西南的經濟和中原相比,顯然還沒有充分發展起來,蜀國人口只有九十多萬,吳國也只有二百三十萬,士兵約佔十分之一左右,還不算數以萬計的各級官吏,在實力上自然難以與曹魏抗衡。戰爭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對抗,也是經濟實力的對抗,而誰先掌握充足的經濟實力,誰就有希望在軍事上獲得勝利。
三國重要的經濟改革措施中,首先是屯田,就是組織軍隊和農民屯墾,好象我們的生產建設兵團,這是一種戰爭時期的生產體制。三國都先後搞過屯田,但最有成效的是曹操,因為中原受到的戰爭破壞最大,嚴重缺糧,長安一斛穀子賣到五十萬錢,“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國民生計已是大問題,何況還要進行戰爭。曹操最早實行軍屯、民屯,表現出極大決心,並特別設定了“大司農”“典農中郎將”等獨立的官職系統,規定屯民將收成的一半左右交給政府,以充軍糧,司馬懿則更明確提出“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他們廣泛興修水利,改進農業用具,使農業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兵糧充足,勝券也就在握了。
蜀漢素有“天府之國”的美譽,戰亂中受到的破壞也較少,劉備入蜀之初,原準備把大片良田沃土賞賜功臣,趙雲勸止說:“益州人民剛剛經過一場戰事,還是應該把田宅歸還給他們,使其安居樂業”,既可以安定民心,又有利於恢復發展生產,劉備接受了這個意見。諸葛亮在漢中也實行過軍屯,主要是解決北伐中軍糧運輸的不足,後來姜維屯田,則是為了躲避宦官黃皓的猜忌。
大概是諸葛亮曾經“躬耕於南陽”的緣故,他一入川,就十分重視水利,尤其是秦漢時期修建的著名工程都江堰的維護,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說:“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徵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四川的絲織業當時為全國之冠,號為“蜀錦”,諸葛亮認識到“決敵之資,唯有錦耳”,是與魏、吳以至透過滇、緬到達海外貿易的拳頭商品,所以也大力發展相關的手工業。成都也因此叫做“錦官城”,“錦城”。
三國鼎立還促進了長江流域的開發。中國文明長期以來是以黃河流域為主發展起來的,中原的戰亂,使大批富有生產、管理經驗的人才,從黃河流域流向東南、西南長江流域,使中原的工農業技術應用在富庶的自然資源條件下,產生了明顯的效果。劉備帶去的人才大多是“南下幹部”,曹操在淮上與孫權爭奪時,曾下令當地居民北遷,不料弄巧成拙,十幾萬戶反而渡江南來,憑空增加了東吳的實力。
就拿諸葛亮三兄弟來說吧,都是中原知識分子,後來卻各為其主,哥哥諸葛瑾在吳國當過大將軍,從弟諸葛誕在魏國做官,做過揚州刺史,鎮東大將軍,當時人們說,三個諸葛中,“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這只是名次排列,裡面可沒有罵人的意思。可以看出人才的流動和分佈,這就為促進蜀、吳兩個地區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如果大家都抱定宗旨,死守經濟先進地區,沒有必要的人才流動,那麼落後地區的開發會更緩慢的。
當時沒有“禁運”,“經濟制裁”這類東西,戰爭狀態並沒有對三方的商業貿易活動產生多大影響。象今天情形一樣,商業貿易最發達的是東吳。孫權搞屯田一度頗積極,但後來人們紛紛棄農經商,或被徵入伍,就荒廢下來。究其原也是商品經濟衝擊的結果。東南沿海有地利,向有經商的傳統,東吳的商業貿易在三國裡最為活躍,比如飲茶是三國時期開始盛行起來的,而吳國的製茶業發達較早。瓷器也同樣如此,吃過四川的泡菜人都知道,泡菜是把蔬菜放在一種形制特殊,容易密封的陶瓷容器裡醃製的菜,川人每天離不了的。考古發掘證實,最早的泡菜罈子是東吳傳過來的。吳國的軍隊還有“軍市”,就是軍中市場,“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三國志•潘璋傳》)一批隨軍的商人,老是跟著,到處做買賣。沒想到後來還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呂蒙偷襲荊州時,就是讓士兵化裝成與蜀國互市的商人,穿上商人的長袍,“白衣渡江”的。如果沒有這樣頻繁的商業貿易往來,呂蒙的計謀也就無法施展了。
東吳的生意還做到外國,不光臨近的亞洲各國,還包括非洲,一直遠到歐洲的大秦,就是羅馬帝國。據載諸葛亮的侄子諸葛恪討丹陽時俘獲了一些黑矮人(侏儒),一個在孫權那裡的大秦商人說,這在他們國家是很稀罕的,孫權就派會稽人劉鹹與這商人一起,帶男女各十人去大秦。據說要從海外的一個港口乘大海船,揚七張帆,走一個多月才能到達。曹丕剛剛登基當上魏文帝時,曾派人到東吳要一些奇珍異品,象什麼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牛角,玳瑁,孔雀,翡翠,鬥鴨,長鳴雞等,大部分都不是中國出產的。有些大臣建議不理曹丕的索求,孫權卻答應得很痛快,說“他所要的東西,在我這兒就象瓦石一樣,我不用的可以換來軍馬,為什麼不和他們作作交易呢?”這就是東吳海外貿易發達的好處了,也說明東吳人的商業頭腦和戰備觀念
應該特別提出的是,正是東吳的遠航船隊,首次打通了大陸與臺灣的聯絡。臺灣古稱夷洲,那以前和大陸還沒有什麼聯絡,但它附近的島嶼(古稱亶洲)卻從秦漢以來“時有至會稽貨布者”,會稽人出海也時常有因風向飄流至那裡的。孫權於黃龍二年(230年)派大將衛溫、諸葛直率甲士萬人尋找這兩個島嶼,結果只找到了夷洲。這是史籍上有關臺灣最早的記載。臺灣與大陸的聯絡,也從那時逐漸密切起來。
三國經濟競爭的結果,促進了各自經濟優勢的發展。西晉著名文學家左思在三分歸一統後寫過著名的《三都賦》,描述三國都城壯麗繁華的景象,可見發展水平已比較接近了。後來五胡亂華,東晉南遷,中原文化科技進一步向長江流域傳播,造成南北方既渾一又均衡的發展。
說起來,當年魏國略相當於今天之華北西北,吳蜀所在區域分別略相當於華東華南與西南,今天仍然是我國除東北以外的三個主要經濟區。它們在全國的作用,也依稀和三國時期有幾分相似:北方有政治文化之優勢,東南沿海有商業貿易之便,西南有資源豐富之利。近年有些經濟專家提出的“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區發展戰略”,也是這種格局的變化發展。為了全面振興中華,也需要各地發揮自己的優勢,促進人才流動,合理佈局。這些依然可從三國曆史中得到某些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