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田俊彥（日本）著
一、關東軍的誕生
關東軍是日俄戰爭爆發後不久，到太平洋戰爭結束前駐紮在中國東北，扮演了日本侵略中國急先鋒的一支日本殖民軍隊。
但這支軍隊，並非一開始就具有關東軍的名與實。
一九零五年(明治三十八年)，日本透過日俄戰爭，從俄國手裡得到了“關東州” [ 注：指我國遼東半島南部以旅大為中心的一帶地方。 ] 這塊租借地（計3264.445平方公里）和“滿鐵” [ 注：指我國從旅順至長春的鐵路。 ]附屬地（計430平方公里，以鐵路為中心計寬62米）。當時對這些土地的統治，日本表現出驚人的莫衷一是。不僅如此，隨著戰爭的進展，這些地區成了日本軍隊重要兵站（運輸兵員、武器彈藥、糧食的後勤機關）基地。自此時起，其守備、兵站和民政表現出混亂不堪，糾紛迭起。關東軍就是在這種陣痛中於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誕生的一支軍隊。要弄清這支軍隊的來龍去脈，有必要稍微回顧一下它過去混亂的歷史。
二、滿洲軍的“獨立”
一九零四年(明治三十七年)二月，日俄兩國間爆發了戰爭。四月，日本第一軍(軍長為黑木為楨大將)在朝鮮西海岸的鎮南浦登陸，接著揮師北上，於鴨綠江畔擊敗俄軍。五月初，進入中國東北，奪取了九連、鳳凰二城。自此，日軍在各地接二連三地大敗俄軍。到了六月，又揮師北上。至此，攻守之勢大致已定。
為應戰局的需要，六月二十日，天皇決定批准成立滿洲軍總司令部，任命參謀總長大山岩元帥為總司令官，直接隸屬於天皇。這樣，大山岩總司令官率領群僚到“滿洲”走馬上任，執行賦予他的“統率指定各軍(獨立師)相機作戰”的任務去了。這就賦予了滿洲軍不同於日本內地軍隊的相對獨立性。自此，關於最高指揮機關的形態，在陸軍首腦部發生了相當激烈的對立與抗爭。
對立的中心是參謀本部 [ 注：舊陸軍的中央統率機關，執掌國防與用兵，它獨立於內閣。 ] 與陸軍省 [ 注：舊內閣各省(部)之一，執掌一般陸軍軍政事務，其長官為陸軍大臣。 ] 。按照參謀本部的設想，應在戰地設立陸軍大總督府，除賦予大總督以遠征陸軍的指揮權與統轄權外，還應給予將官以下的人事任免權。對此，陸軍省方面極力反對。理由是：如照此辦理，大本營 [ 注：戰時設定的直屬於天皇的統帥部。 ] 的許可權將喪失殆盡，全被大總督府拿去……這樣會導致軍令系統的逆轉。他們主張限制參謀本部的方案。總之，這可以說是軍政系統對軍令系統的一次反抗。後來，大山參謀總長建議天皇任命陸軍總督，只委以對臨戰各軍的指揮權。天皇批准了成立高階司令部(滿洲軍總司令部)，這一對立才算基本得到解決。
在戰局方面，九月初，整個遼東半島大致都被日軍攻佔。這樣一來，確保佔領地區的兵站線越發困難。守衛越來越大的佔領區和確立軍政體制，已呈燃眉之急。但是，滿洲軍總司令部雖說對前線軍隊的指揮得心應手，而對支援前線部隊作戰的後方兵站線卻無權指揮。於是，大本營想出一個辦法：設立一個強有力的機構，統轄在此之前已在各佔領地區設立的軍政署，實施對佔領地區的守備，處理軍政事務，以應付新的形勢。根據這一設想，八月十四日，新設了一個遼東守備軍，由西寬二郎大將任軍司令官，直接由天皇統轄。遼東守備軍在遼陽建立了司令部，總攬了遼陽以南兵站、守備和軍政大權。
遼東守備軍約有六個以上的大隊兵力。它是獨立於第一線以外的作戰部隊，在這一點，與其後的關東軍有些相似，但還不能說它就是關東軍的前身。因為遼東守備軍，不具備關東軍那種以俄軍為假設敵、旨在對付北方敵人的基本特徵。另外，這支軍隊全部由後備軍組成，在實力和威名上都無法與大名鼎鼎、談虎色變的關東軍相提並論。而且，這支軍隊不久就被撤銷。因此，很難說它與後來的關東軍有任何系譜上的聯絡。
第二年(1905年)五月，遼東守備軍被撤銷，代之組建起來的是滿洲軍總司令部兵站總監部。在兵站總監(兒玉源太郎大將)指揮下，新設了關東州民政署，負責關東州的民政。就是說，當初設立滿洲軍總司令部時，軍令系統主張而軍政系統否決的指揮機關與後方兵站的一體化，至此終於實現了。
三、關東總督府的誕生
加上中央和司令部之間方針上的不一致，兵站和佔領地區、特別是日本在對關東州的行政問題上，經常舉棋不定。
前方作戰部隊幾經苦戰，終於把俄國軍隊趕到北滿。在美國斡旋下，日俄兩國舉行了和談。雖然會議進行得很不順利，但是九月五日，日俄雙方總算簽訂了朴茨茅斯條約，從而結束了日俄兩國間的戰爭。
根據這一條約，日本由俄國手裡，得到位於遼東半島南部的所謂關東州和由長春(寬城子)到旅順間的鐵路(以後的南滿鐵路)，以及鐵路沿線和支線上的各種礦產的開採權。此外，作為追加條款，日本還得到在每公里的鐵路線上駐紮不超過十五名守備隊的權利，以確保鐵路的安全。這對清政府來說，無異於日、俄對中國的領土和鐵路任意進行交易。但由於日俄媾和條約，在轉讓鐵路和關東州租借權上，是以清政府的承諾為條件的，因此一九零五年(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日本與清政府在北京就與中國有關的媾和事項舉行了會談。當然，會議上清政府試圖儘量縮小日本在南滿的權益，但由於力量對比的懸殊，十二月二十二日，只好簽訂了全面接受日本新權益的滿洲善後條約與附屬協定。這個善後條約，迫使清政府承認俄國把它在南滿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對此，清政府代表袁世凱，不無感慨地說：“日本藉口俄國拿去兩支香菸，結果它自己卻把一盒香菸都拿走了。”
在朴茨茅斯條約簽訂不久，九月二十六日，日本製定了關東總督府勤務令。根據這個勤務令，新設的關東總督(直屬於天皇)的任務，是統率指定軍隊和其他機構，執行對關東州的守備，同時監督民政、統轄和處理經濟、衛生、兵站業務。一句話，總督一手包攬了日本對南滿的一切經營權。陸軍大將大島義昌被任命為總督，在遼陽建立了總部。
四、關東總督府的煩惱
日俄戰爭後，在關東總督指揮下，駐紮在中國東北的兩個師團約有一萬兵力，這才是關東軍的前身。說起來，日俄戰爭後，日本當然有權在滿洲駐紮軍隊，再看看駐紮的兵力：由於關東州是如同自己國土的租借地，在這裡駐紮軍隊是毫無限制的。另外，根據媾和條約的追加條款，南滿鐵路沿線，可以每公里駐紮十五名士兵(總計14,419名)擔任守備。由關東總督統率的兩個師團的兵力，駐紮在這裡主要是根據這兩個條約。在這點上，它與後來的關東軍毫無二致，而且在兩軍之間，有明顯的系譜上的聯絡。因此，不妨斷定這支軍隊就是關東軍的前身。
新成立的總督府面臨的任務，決非輕而易舉便可以完成。日本雖透過日俄戰爭，由俄國手裡奪取了經營滿洲的權利，但又如同背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壓得它喘不過氣來。首先遇到的是資金不足。戰後日本政府為經營關東州，每年都撥出大約三百五十萬日元作為補充金。然而這只是杯水車薪，對於未得到俄國人一分錢賠款的日本來說，只能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因為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為經營它得到的殖民地，在財政上的負擔相當於例年支出的60％。這樣，在經營南滿鐵路初期，除引進外資，別無他途。
另外，圍繞著當時亞洲複雜的國際關係，也使日本選擇經營滿洲的進路更為困難。俄國雖然戰敗，把南滿轉讓給了日本，但幅員遼闊的北滿依然在手。日本認為這個號稱世界陸軍第一強國的俄國，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再次向日本挑戰。一九零六年(明治三十九年)十月，山縣有朋上奏天皇說，需要確立帝國國防方針。他在奏摺中，把俄國作為日本的第一個假設敵，把中國作為第二個假設敵。其後決定的國防基本方針，一方面，海軍的目標是由“八八艦隊”(分別以八艘戰列艦和八艘巡洋艦為主力的兩支艦隊)，在西太平洋上確立制海權——旨在對美備戰，另一方面，陸軍的目標是戰時裝備五十個師團，平時保持二十五個師團，這仍是以俄國作為假設敵。儘管日俄間實現了媾和，駐滿日軍並未改變對俄作戰的性質。更有甚者，日本，特別是軍部 [ 注：舊指日本陸、海軍當局。 ] 於日俄戰爭後，把歐美商人趕出滿洲，這種封鎖主義反而被標榜為門戶開放，給在戰時對日友好的美國潑了一瓢冷水。日美間的叛離與日俄戰爭後歐洲進行的國際關係的重新組合——英、法、俄三國接近。這一新的事實交織在一起，結果把日本逐步推向三國一方。與俄國有著同盟關係的法國，在日俄戰爭後，企圖利用日本抑制德國向遠東擴張。另一方面，終於靠近了一直希望利用法國金融市場的日本。一九零七年(明治四十年)六月，達成了日法會談。日法會談，由於俄法是同盟關係，因此，扮演了為日俄接近牽線的作用，同時，由於俄國侵略中國東北的路線必須改為巴爾幹和中近東的現實課題，致使同年七月，第一次日俄會談得已實現。會談互相達成以下協議，明確日俄兩國在南北滿的勢力範圍的分界線，互相尊重對方在各自分界線以內的特殊利益，俄國預設日本和朝鮮的特殊關係，日本承認俄國在外蒙的特殊利益。日俄兩國再次揹著在這一地區擁有主權的清政府，對中國實行瓜分。
對此，美國透過以建築鐵路為主體的經濟合作，與清政府合作，妄圖擴大其在中國東北的利益。然而，這一計劃，由於清政府內部的傾軋，袁世凱一派不得不暫時退出政界而遭到挫折。而日本透過緩和緊張局勢的努力，又使得日美間出現了妥協氣氛。
在如上所述資金短缺和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作為後進國的日本，自己尋求並得到對中國東北的經營權，已成了一大包袱，感到沉重的負擔。據說開始時，陸軍在這裡進行了野蠻的軍事管制，可以說這是他們在困境中的一種掙扎。在第一次日俄會談實現後不久，日本內閣會議討論的結果，認為俄國已無法在東方進行冒險，而陸軍特別是在當地的陸軍，在強大的俄國勢力面前，認為俄國必然會重新起兵復仇。他們並沒有輕易地從此種幻夢中得到解脫。再加上日本下級軍政人員和由日本內地來的生活無著的人們大發橫財的做法，使軍事政治越發惡化，影響了日本在國際上的形象。
五、伊藤博文反對實施軍事政治
在日本國內，反對實施軍事政治的也不乏其人。其中主要是以朝鮮統監伊藤博文為首的非軍人政治家。加藤高明外相的辭職，使陸軍政治家之間在統治“滿洲”的問題上的對立更加公開化了。
一九零六年(明治三十九年)三月，加藤退出第一屆西園寺內閣，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陸軍主張對“滿洲”實行軍管，他已無法再高唱門戶開放了。加藤辭職後，外相暫由西園寺公望首相兼任。他在四月，對“滿洲”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非正式視察。他視察“滿洲”的主要目的，是瞭解在當地實行軍管的實際情況。在西園寺滿洲之行的同時，伊藤總監由任地漢城回到東京。這時，文治派首領伊藤收到了英國駐日大使麥克唐納和袁世凱的訴苦信。即使沒有這些訴苦信，伊藤看了關東總督府的“軍政實施要綱”，也會痛感實施軍事政治的弊端。於是，他決定勸說政府，軍部和元老們，廢除這種軍管。他利用參加凱旋閱兵式之機，回到了東京。
由於伊藤統監的提議，五月二十二日，在首相官邸召開了有元老、有關大臣和軍部首腦參加的“滿洲問題協議會”。會上，伊藤指出陸軍在滿洲實行的政策，引起英美的疑慮和中國的強烈不滿，並警告說，這有可能激起排日運動。他主張撤銷軍政署，以穩定中國人心。同時需要在大連貿易上，給予英美兩國一些利益，因為至少可望將來，得到他們在財政上的援助。結果以伊藤為首的文治派戰勝了兒玉參謀總長的武斷派，確定把關東總督府改為非軍事組織，並逐步廢除軍政署，並列入當日內閣決議。九月一日，廢除了總督府，而代之以關東都督府，由大島總督繼任都督。
六、陸軍與外務省的對立
然而，這個都督府制卻十分錯綜、複雜、奇特而不倫不類。首先就官制來說，關東都督由陸軍大將或中將擔任，負責關東州的管轄、防衛、南滿鐵路的保護、管理和對鐵路業務的監督。除此而外，還統率在滿洲的軍隊。在政務上，受外務大臣的監督，在軍政、軍人和軍隊所屬文職人員的人事上，隸屬於陸軍大臣；在作戰、動員、計劃方面，隸屬於參謀總長；在軍隊教育上，又接受陸軍教育總監的監督。
在南滿鐵路附屬地的問題上，警察的管理以及其他不能委託滿鐵乾的事情，就在鐵路沿線重要地點配備憲兵，在都督府的指揮下，令其協同軍事警察共同處理。滿鐵附屬地呈帶狀，由北而南地處在中國領土的包圍之中。因此，關東都督府的許可權，如能達到這一帶，馬上就會直接或間接地與中國政府或第三國政府引起交涉。這樣，都督府制規定，都督接受外務大臣的特別委託，可與中國地方政府、軍警進行外交方面的交涉。但是，極力擴大在中國的領事權的外務省，在解釋“特別委託事項”時，卻與都督府發生了尖銳的對立。都督府、外務省、陸軍和駐滿領事的對立，一直延續到後來，在關東都督府官制問題上，使統治滿洲的現狀更為混亂而複雜化了。
以前的關東總督與新設的關東都督，兩者間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直屬於天皇，後者卻要接受外務大臣的指揮。但是，至少在中國和第三國政府看來，這一變更只是改變了指揮系統。由日本陸軍大將或中將充當的這一職位的最高權力者，擁兵兩個師團，均臨滿洲大地，掌握了南滿的軍政大權，施行的依然是軍事政治。
七、南滿鐵路
在陸軍與外務省的對立中，使統治滿洲更加複雜化的，是南滿鐵路公司的存在。南滿鐵路的使命是經營由長春(嚴格來說由寬城子)到旅順間的東清鐵路及其所有支線。這條鐵路是根據朴茨茅斯條約由俄國人手裡得到的。因此，它不僅僅是單一的營利公司，它除了進行鐵路運輸外，還可經營礦業，其中特別是撫順和煙臺的採礦、水運、電力、倉庫業等附屬事業。此外，在鐵路及其附屬事業的用地內，可進行土木、教育及衛生方面設施的建設，所需經費可向用地內居民徵收佣金和其他必要費用。也就是說，南滿鐵路對附屬地擁有某種程度的行政權和徵稅權。
政府對南滿鐵路也投了資(約兩億日元，佔整個資金的一半)，保證對公司債務本利等方面給予援助。正因如此，政府對南滿鐵路的經營，實行了嚴格的監督。根據條款規定，鐵路總裁、副總裁在天皇裁決後由政府任命。由此看來，無需贅述。南滿鐵路與其說是擁有包括行政權在內的廣泛許可權的半官半民公司，不如說它是由政府直接經營的國營公司。也就是說，它是仿照英國東印度公司和俄國東支公司建立起來的。由此可以看出，南滿鐵路是日本侵略中國大陸的縮影。
後藤新平被任命為南滿鐵路的第一任總裁。他曾擔任過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並做出成績。他在就職前提出的條件是兼任都督府顧問，以求行政一體化。另外，要求政府專門給大島都督發函，彌補都督府顧問一紙委任狀說不清的問題。在答應以上兩個條件後他才答應就職。
八、滿洲的三頭政治
儘管後藤苦思焦慮，還是未能實現對滿統治的一體化。都督府統率兩個師團對關東州實行統治。與此同時，在對南滿鐵路附屬地的外交和警察權上，與領事館發生了爭吵。南滿鐵路解釋政府的“關於土木、教育、衛生等方面可建立必要的設施”的命令，是同時也給予他們以必要的權力——行政權。因而掌握了南滿鐵路的行政權。
這種都督府、滿鐵、領事館三足鼎立的三頭政治，經常同時出現。它象徵性地表現在，大島都督和荻原守一奉天(今瀋陽)總領事給政府的意見書中。大島都督訴苦說：“這樣下去，領事就會無視都督的訓令，在關東州外都督府與領事糾纏不休。這是一種組織上的弊端。”荻原總領事則表示說：“對滿政策的統一，只有確立外相對都督的監督才有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圍繞對滿統治的基本方針上，出現了以上各種混亂之際，在軍制上進行了一次重要改革。一九零七年(明治四十年)四月，滿鐵由野戰提理部和其他官憲手中接管了鐵路，單獨進行經營管理。同時，為保護鐵路安全，在南滿新組建了六個守備大隊，配備在鐵路沿線。為此，駐紮師團由兩個縮小到一個。這樣，屬於國內軍區每兩年換防一次的駐紮師團和分散為小部隊，駐紮滿洲重要地區，主要進行教育和訓練並備戰的獨立守備隊，二者之間的搭配，儘管其後經歷了師團兵力增強和獨立守備隊兵力的增減，等等變遷，但是，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們扮演全能選手的駐紮師團與用來統治滿洲的獨立守備隊，一直很默契。
這樣，關東州駐屯軍總算在南滿落了腳。之後，它不斷出面參與政治行動。第一次參與政治行動便是辛亥革命爆發時。
九、辛亥革命與日本陸軍
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在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十月十日，革命黨佔領了武昌，接著，各地的革命黨紛紛舉起“反滿復漢”的旗幟脫離清廷，宣告獨立。只有短短一個多月，三分天下已有其二掌握在革命軍手裡。面對鄰國動亂，日本政府(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採取的步驟是：防止在日本帝國的近鄰建立共和體制，並乘動亂之機，進一步鞏固在滿洲的地位。與此同時，進一步侵入中國內地。在這方面，日本陸軍表現得特別積極。
辛亥革命發生後不久，日本陸軍迫不及待地把它對滿蒙的侵佔變為既成事實。十月十四日，陸軍次官岡市之助給參謀次長福島安正去了一封信——“關於中國的暴動事件”。信上說：“長江沿岸各國利害關係錯綜複雜。因此很難預料形勢的發展，會不會導致各國聯合出兵。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在波及有爭議的中國北部時，我國一方面應以保護南滿鐵路的名義，單方面加強對該地區的守備，另一方面應下決心採取對中國北部聯合出兵的手段。說起在對中國北部和長江方面聯合出兵時，為今後計，日本應搶在列強的前面，需要在白河口、長江口建立有利的據點。鑑於以往經驗，我國這時不應像以往那樣，站在列強的背後，以致坐失良機。而應充分預料到事件的發生，把海軍力量配備在重要地點，以應事件之需，並採取先發制人之手段……”。字裡行間，顯示出積極出兵中國東北、華北、華中之意圖。
也許出於此種目的，十一月，藉口加強京奉(北京至瀋陽)鐵路的守備，由第三師團抽出一個步兵大隊組成中國北部派遣軍，由日本內地運送到華北，撥歸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指揮。十二月，由第十八師團抽出兩個步兵中隊、一個機槍隊，組成華中派遣隊運送到武漢。然而，這些派遣隊由於兵力不多，無法實現陸軍積極出兵中國的意圖。
陸軍於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計劃向華北派出第三師團，向滿洲派出第十二師團，而政府對此卻反應冷淡，抱著模稜兩可的態度。陸軍看到這一點，通告說，不管對付俄國，還是從維持秩序的責任上，也許會暫時向滿洲增兵。他們迫不及待地企圖強行把第十二師團派到中國東北。
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二月三日黎明五時，發生了一起死傷近一百五十人的火車顛覆事件。位於山海關北十數英里的京奉線上的一座鐵橋被炸燬，因此由北京開來的快車在這裡顛覆。不但中國和第三國，連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小幡酉吉，也懷疑是日本陸軍為尋找增兵滿洲的藉口幹出來的。時至今日，仍無法證實其真偽，但至少日本陸軍是最值得懷疑的。事件發生在山海關一帶，根據列國協定，其警備和安全由日本軍隊負責，何況爆炸是在當日日軍接崗後不久發生的。如這一事件，確係日本陸軍的一個陰謀，那麼，日本陸軍乘辛亥革命之機，在滿蒙安下一個強有力的楔子的企圖，便昭然若揭了。結果是，由於政府對陸軍的過激行動沒有失去應有的警覺，使得陸軍增兵兩個師團的計劃未能實現。
十、滿蒙獨立計劃的破產
在滿蒙方面，日本陸軍中的一部分人與民間的川島浪速(川島芳子的養父)等人，乘辛亥革命之機取得聯絡，策劃了第一次滿蒙獨立計劃。本來，在辛亥革命爆發前，日本軍人、少數政治家和以黑龍會首領頭山滿為首的平民間志士，利用孫文舉旗反清之機，就在策劃對其提供援助、並乘機一舉侵入中國大陸的各種計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由川島等人策劃的滿蒙獨立計劃。
川島浪速胸懷大志，在東京外語學校沒有讀完便中途輟學，來到中國，主張南北分治。辛亥革命時，他在北京已佔有特殊地位和擁有相當勢力。辛亥革命發生後，清廷無力收拾殘局，不得已，重新起用了袁世凱。對此，他表示反對，首先策劃暗殺袁世凱，結果遭到失敗。接著他又策劃擁立肅親王(清太宗嫡孫)在滿洲舉義，同時在蒙古策劃喀喇沁王和巴林王舉兵，一舉建立滿蒙王國。這個計劃，並不僅僅是由川島等平民策劃的。當時被派往北京和內蒙，負有特殊使命的高山公通大佐等陸軍軍人也支援他。不僅如此，完全有理由認為當時的陸軍總部，就是這一計劃的後臺。
前面已經談到，當時的陸軍總部，曾企圖分別往中國東北和華北各派一個師團，以便在大陸造成既成事實。這次在滿蒙掀起的獨立運動，正是他們早已期望的。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一月三十日，陸軍次官岡在給關東都督府參謀長星野金吾的電報中談到：“此時，滿蒙方面有可能發生孕育著紛亂的事端。從大局考慮，應注意避免有失潔癖的措施。”話說得很含蓄。而在當地，關東都督府卻是這一計劃的熱心支持者。
二月二日，傍晚，高山、川島等人唆使肅親王悄悄離開北京，把他帶到旅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京奉線被炸，火車誤點，到達旅順已是六日)。都督府根據與川島等人協商的結果，為肅親王提供住所(民政長官官邸)，並大肄款待。雖然他們感到時機已經成熟。對川島等人來說，最大的失誤，莫過於未能事先取得外務省的諒解。圍繞著滿洲問題，陸軍與外務省的對立在加深。政府接到奉天總領事落合謙太郎的報告後，透過福島副參謀長，把川島等人召回東京。內田外相嚴令他們停止這一計劃。因此，參謀本部也不得不停止在滿洲的計劃。
於是，陸軍——都督府把策劃的焦點，由滿洲轉向內蒙東部喀喇沁王和巴林王周圍。但六月八日，武器彈藥運輸隊在泰察堡與吳俊升所部騎兵隊發生衝突，進行了一場激戰。結果，日本人死十三人，蒙古人死九人，中國人死三十人。第一次蒙古獨立運動，便這樣曇花一現地破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