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1870--1895 年的直隸總督，李鴻章是力主在沿海地區搞好防衛準備工作的主要倡導人。1872- -1885 年清政府在自強的名義下實施的計劃，約有五分之四是經李鴻章之手主辦的。其中有一項是北洋海軍建設，這是中國幾支艦隊中最好的一支。李鴻章也是淮軍一顯 然是清帝國最精銳的一支軍隊公認的首領，雖然並無正式頭銜。

可是，他的權力並非佔有壓倒優勢。他不僅要按照列強時刻警惕地捍衛著的條約體系行事，而且還要周旋在北京的和各省官員的複雜派系政治鬥爭之中，更不要說還要觀察那位善變而任性的慈禧太后的臉色了。李鴻章的活動還受到麻煩的財政制度及各級既得利益集團的限制。他在直隸的職位也不是萬無一失的。

當左宗棠1881年從新疆回到北京時， 醇親王就顯然有意讓他接替李鴻章的直隸總督位置。李鴻章必須作要協才能保持權力，這無疑影響了他的革新計劃的質量；但是沒有這妥協，也就根本不會有這些計劃。李鴻章之所以對清朝有價值和他之立於朝廷得以安然無恙，自然是得力於他建立的龐大的勇營。

到1871年， 淮軍約達4.5萬人，其中13500名駐紮在直隸。按照朝廷的旨意，其餘部隊分別駐在山西(3000人)、湖北(3500 人)、江蘇(4500 人)及陝西(2萬人)。 在後來的年代中，李鴻章的部隊仍然是主要的保衛力量，不僅在直隸是如此，在其他省份分別由各該省督撫統帶一也是如此。在1884- 1885 年的中法戰爭中，淮軍既戰鬥在東京，也戰鬥在臺灣;而在1894- 1895 年與日本發生的衝突中，李鴻章的軍隊也在各主要戰線上作戰。

崇厚的洋槍洋炮團隊被李鴻章接收過來後，也重新加以訓練。李鴻章重新給大沽口設防，並在距河口10英里的瀕河處建立了一座戰略性的城池。他還擴建了天津製造局，為此目的他從天津關稅中攤了一部分款子。李鴻章似乎把準軍的訓練交給了直隸的三位統領，其中以周盛傳(1833- 1985年)最為積極認真。

周盛傳是一位身經對太平軍和對捻軍戰爭的宿將，在19世紀70年代統帶著淮軍中裝備最好的支 勁旅，通常他管轄1萬多人。和李鴻章一樣，周盛傳也極端強調現代武器的重要性。他相當通曉這些武器，所以他一再向李鴻章推薦要購買克虜伯大炮，林明敦式、斯奈德式等現代來復槍，加特林式炮，等等。他給李鴻章的呈文和他給自己部隊下達的指示都表明，他所注意的是不僅要弄到和保養好西洋新式武器，而且要系統地訓練官兵去使用它們。

周盛傳和其他勇營統領不一樣的是，他還相信西式教育和操練的優越性。他不僅印發操典，而且經常親自監督他的軍隊的操練，他還不斷告誡營官和哨官也要參加操練。對優秀神槍手又是發獎金，又是發“功牌”;操演不好者則要受處分。曾在19世紀70年代被李鴻章送往德國受過訓的淮軍軍官之的查 連標，以精通西洋操法而特別受到周盛傳的表揚。

雖然周盛傳不想在他的部隊中僱用西洋教官，但他經常向外國人求教。但是，他對外國人的批評所採取的態度，-般是進行辯護，有時則嗤之以鼻。例如，戈登這位維多利亞時代的英雄在1880年伊犁危機中回到中國時，他就很懷疑戈登的大部分軍事建議；他甚至責怪李鴻章在19世紀80年代僱用的一些德國軍官不懂得夜戰和臥射的優越性。

有時，周盛傳也分明誤解了外國人建議的要點：例如他就曾譏笑過戈登關於遊擊式運動戰法的主張。可是，他指責戈登低估了高階技術的重要性，這又似乎是相當對的。周盛傳和李鴻章-一樣， 對應用科學(特別是醫藥)和現代化的交通通訊工具(如電報、鐵路)有著持續不衰的興趣。至少用當時的中國標準來看，周盛傳所部的各營是第一流的武裝力量。

儘管周盛傳屢屢告誡他的營官和哨官要像士兵那樣艱苦地參加操練，但軍官們仍拒不上操。他們把這當作丟臉的事。周盛傳本人的著作和一些局外的外國人的觀察都注意到了這一有決定意義的、長期不能解決的問題，但顯然是束手無策，坐視莫救。周盛傳的軍官們想方設法要擠進清朝的官僚階層，哪怕是擠進綠營的官僚集團也好，可是他們缺乏職業軍人的榮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