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臏所生活的戰國中期，是我國曆史上一個極不尋常的時期，正經歷著從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變的巨大變革。奴隸制已全面崩潰，封建制蓬勃發展。各諸侯國紛紛變法革新，富國強兵。變革之風，風靡一時。

自春秋始，“周道凌遲，王綱解紐”，社會權勢中心下移，以至“禮崩樂壞”，戰亂頻仍，社會秩序大破壞，天下陷於強凌弱、大並小的弱肉強食的混亂中。諸侯間以武力相征伐，“人慾獨行相兼”，是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變革的突出特點。面對弱肉強食的社會現實，各國為了生存和發展，紛紛改弦更張，打破舊的傳統政治結構，創造新的文化形態，積極尋求富國強兵之道。變法成為富國強兵的唯一有效途徑。魏國是實行變法的先行者。公元前446年魏文侯即位，先後任用李悝、翟璜、吳起、樂羊、西門豹、卜子夏、段幹木等一大批政治家、經濟家、軍事家進行一系列社會改革，廢除了奴隸主貴族的特權，加強了新興地主階級的中央集權制，推行“食有勞而祿有功”和“盡地力”、“善平糴”等政策，迅速促進了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發展。之後，趙、楚、韓等國分別任用公仲連、吳起、申不害改革本國的政治、經濟秩序，加強法制，選賢任能，先後實現了變法。公元前358年，齊威王以鄒忌為相，接著又重用田忌、孫臏、田嬰等人，革新政治，廣開言路，整頓吏治，明定賞罰，嚴懲了劣跡昭著的阿大夫，重獎治理有方的即墨大夫，實現了“齊國大治”。秦國商鞅的變法，是各國變法中最徹底的一次變法。“行之十年，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燕、宋、鄭等國這期間也實施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完成了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變。

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充分運用“變法”這個法寶，摧垮了約束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不合時宜的奴隸制經濟，建立起新型的封建地主經濟。新的經濟體制的建立，大大解放了生產力，有力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由於鐵器的廣泛使用，牛耕技術的普及，耕地面積不斷擴大，產量迅速提高。李悝估計，魏國百畝田，平常年景即能收粟150石，如遇大豐年，可增至300石至600石。變法是催化劑，促進了社會制度的轉化和經濟的發展。早變早強，晚變晚強，不變滅亡。富國強兵是關係各國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魏國第一個實現變法，首先強大起來，奪佔了秦國的西河地區（今山西、陝西間黃河南段之西），攻破了齊國的長城（今山東汶水一帶），多次打敗楚軍，滅掉了中山國，並企圖吞併韓、趙，取得長期獨霸中原的地位。在魏國的嚴重威脅下，韓、趙竭力自救，齊、秦兩大國積極與魏抗衡，楚國則相機北進，燕國也在北方嶄露頭角，從而在戰國中期形成七雄爭立的局面。

各國有為的國君，為富國強兵，爭相禮賢下士，一些官僚貴族也招賢養士，出現了布衣卿相之局，禮賢下士之風。學術思想流派日益增多，各家都抱著“以其學易天下”的宗旨，而且他們也確是“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但各國統治者為了富國強兵這個政治目的，雖對各家“兼而禮之”，卻特別依重於現實性和實用性強的兵家和法家。以仁義禮樂相標榜，提倡王化德治，面對春秋戰國戰亂危境，仍然堅持德禮精神的儒家各派，受到冷落。每個諸侯國都千方百計擴大自己的勢力，企圖以武力戰勝其他競爭者，使自己成為天下的主宰。戰爭成為解決問題最有效的手段。人們的戰爭觀念也發生了變化，迫切要求戰爭的勝利，來獲取現實的功利，那種“不鼓不成列”的迂腐做法已成為笑柄，兵家聲譽大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