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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年前,公元1259年,縱橫天下的成吉思汗之孫、拖雷長子、蒙古大汗、史稱元憲宗的孛兒只斤·蒙哥,在川東地區一座小小的城池——釣魚城下,被南宋守軍阻擊數月之久後,突然暴斃身亡。一說是被大宋守軍矢石擊中,一說是暴病身亡;不管怎樣,亞歐大陸聞之膽寒的蒙古大汗總歸是死了。蒙哥這一死,直接改變了歷史的走向,和蒙古的政治生態。他的兄弟們忙不迭從各地戰場前線撤軍回來,搶奪大汗之位。最終,蒙哥四弟,拖雷第四子忽必烈奪得汗位。此後,黃金家族為汗位終於分裂, 爭戰不休,實力大為削弱,歐洲大陸得以喘息。

關於蒙哥之死,明人修的《元史·諸帝本紀》是如此記載的:

憲宗……待武功既盛,志驕意滿,遂欲混一海內,通塹南北,於是親率勁旅,以侵南宋,頓兵于堅城之下,稽留于山野之間,卒至無功,身染沉痾,終憂憤而崩。

這座小小的釣魚城,現屬重慶合川。彼時甚至稱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城市,只是一個小小的屯軍之所,地理上一直屬於川東地區。但就是這座小小的屯軍之處,正史也記上了一筆,讓蒙哥“憂憤而崩”。

蒙哥死後,元代宋立,四川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移民潮之一,也由此而起。

有史記載的第一次四川移民史,需從戰國秦朝記起,即《華陽國志·蜀志》所說的“乃移秦民萬家實之”。其後,在漢末三國、兩晉、隋唐、五代十國、兩宋之交,均有數次移民,大批北方漢人為躲避戰亂,進入蜀地。

最近的一次,則為抗戰時期,國土淪陷,首都遷移至陪都重慶,大批國民移政府南遷,抗戰勝利後,仍有部分人留了下來。

四川的每一次移民,背後都是“……戶部奏四川民總八萬四千餘戶”——《明太祖實錄》卷七十二——的慘烈背景。現今川渝共一億一千多萬人的地方,僅餘84000餘戶,即便以每戶計人口20人,也僅為168萬餘人。

歷時千年的四川移民史,無疑是一條艱辛的百姓求生路。

古時的四川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由其名“四川”即可得知。四川由“川峽四路”得名。“川”和“峽”指兩種不同的地理形態:“川”是平原,“峽”是兩山夾一水的河流。元代“川峽四路”中的三路——利州(今陝西漢中)、梓州(今四川綿陽)、益州(今四川成都),在當時的歷史地理條件下,都是封閉的富饒平原。承平時期,川內就可以自給自足,自行發展;戰亂時節,因為交通不便,承受的滋擾也可以減少。除非對方一心想得到這塊膏腴之地:如戰國時期的秦國,從金牛道入蜀,將四川納入秦國版圖,再用四川資源統一六國。但更多的時候,四川獨處一隅,遠離首都政治中心,即便得到這一塊偏遠之地,對全國戰局的作用也不甚大,先放一邊容待以後再行收取,也是可以的。因此素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一說,統治者們總是在最後時期才想到入蜀,完成全國統一。

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兩次“湖廣填四川”:一次是元末明初,一次是明末清初。兩次“湖廣填四川”給了絕大多數四川人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來自湖廣(今湖南湖北)的印象。

但其實,這裡面是有些疑問的。

現今的四川人,記憶中大多有一個共同的祖籍地:湖廣省麻城縣孝感鄉。這裡說的湖廣行省,是現今的湖南湖北地區,並不包括海南在內的廣東廣西。不過事實上,四川人口中,現今約有兩百萬人,來自廣東、福建、江西客家地區,大多居於成都周邊的川中地區,確屬事實。

我的疑問,來自幾年前的一件史實。

自我小時候起,家祖父及族中諸多長輩就告訴我,我們祖先清初從“湖廣省麻城縣孝感鄉高街堰”遷來。那時候從未懷疑過這個說法。後來,遇到過不少的四川人,看過不少的資料,都自稱其家族來自“麻城縣孝感鄉”,愈加堅定了這個認識。學者及民間愛好者的說法是,麻城縣孝感鄉,可能是移民中轉地,不管哪個地方的人移民入川,都需要從這裡進入四川。民間傳說,四川人稱上廁所為“解手”(解讀gai,讀如改),就是那時政府強制捆綁外省人移民入川的原因。

及至幾年前,我見到了成書於民國初年的族譜原本。族譜明確記載,我們祖籍是在江西省吉安府泰和縣清湖村,“起於隴右” (今甘肅省),後遷吉安,宋代治平年間,祖先入川為官,落籍四川洪州(今廣安市)。其間並無由“麻城縣孝感鄉”入川的記載,不管是元末明初,還是明末清初,距其時不過數百年,且此後再無大的戰亂和遷移記錄,應不至於遺漏。族譜序言裡也明確說明了祖籍地說法,來自殘存的更早的族譜記載和祖宗墓誌,應更為可信。

那麼,家祖父和族中長輩,為什麼又說祖籍是“湖廣省麻城縣孝感鄉高街堰”呢?

綜合各方說法和所見資料,有如下疑問:

一、“麻城縣孝感鄉”的說法流行,會不會是以訛傳訛,或本土原著民受外來移民擠壓攀附所致。要知道早前的國人,是有極其強烈的鄉黨意識和生存策略的,外來移民太多,擠壓到本土移民,於是也認個老鄉,甚至改姓為當地大家族,以求和諧生存?導致真實來源地與口頭說法相悖?

二、其時的麻城,固然為交通要道及重要城鎮,但無論如何也不及漢代就已興起的江夏郡——武漢,不管是其時的政府強制移民,還是移民自發入川,從宜昌渡長江經萬州入川,或直接走水路經長江入川,都繞不開武漢;走陸路沿現在的襄渝鐵路,經隨州、襄陽、十堰、安康,再分道達州或漢中入川,也得途經武漢或其邊緣。那麼,不管物質條件,還是交通方便,為什麼不在武漢集散中轉,而去更偏遠的麻城呢?難道是其時的武漢也受戰亂波及,幾近荒城?

三、《明太祖實錄》所說“戶部奏四川民總八萬四千餘戶”,以其時的技術手段和四川溝壑縱橫,尤其是盆地周邊地區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的地理條件,統計資料是否有較大誤差?我所知道的是,民國期間,四川軍閥混戰,盜匪橫行,我的祖父、曾祖父幾天就得跑出去躲避一次,但每次都跑不了多遠,幾百米外就有樹林、山洞藏身,兵匪過後再回來。成都府固然“十不存一”,但在廣袤的鄉村地區、山區、丘陵,是否還有不少的原著民,根本就沒有進入政府的統計資料?

但不管怎樣,上數千年,四川人大多來自全國各地,確是無疑的。每一個家族的移民史,都是一條斑斑血路。入川路上虎狼橫行、兵匪肆虐、山高林密、病疾流行、饑饉遍地,不論是自發移民,還是組織移民,在其時都是一條生死之路,也頗多入川路上病死、被虎狼咬死、被兵匪盜殺死或致殘,或畏艱途而半道折返的記載。

致敬,我們的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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