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年前，公元1259年，縱橫天下的成吉思汗之孫、拖雷長子、蒙古大汗、史稱元憲宗的孛兒只斤·蒙哥，在川東地區一座小小的城池——釣魚城下，被南宋守軍阻擊數月之久後，突然暴斃身亡。一說是被大宋守軍矢石擊中，一說是暴病身亡；不管怎樣，亞歐大陸聞之膽寒的蒙古大汗總歸是死了。蒙哥這一死，直接改變了歷史的走向，和蒙古的政治生態。他的兄弟們忙不迭從各地戰場前線撤軍回來，搶奪大汗之位。最終，蒙哥四弟，拖雷第四子忽必烈奪得汗位。此後，黃金家族為汗位終於分裂， 爭戰不休，實力大為削弱，歐洲大陸得以喘息。

關於蒙哥之死，明人修的《元史·諸帝本紀》是如此記載的：

憲宗……待武功既盛，志驕意滿，遂欲混一海內，通塹南北，於是親率勁旅，以侵南宋，頓兵于堅城之下，稽留于山野之間，卒至無功，身染沉痾，終憂憤而崩。

這座小小的釣魚城，現屬重慶合川。彼時甚至稱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城市，只是一個小小的屯軍之所，地理上一直屬於川東地區。但就是這座小小的屯軍之處，正史也記上了一筆，讓蒙哥“憂憤而崩”。

蒙哥死後，元代宋立，四川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移民潮之一，也由此而起。

有史記載的第一次四川移民史，需從戰國秦朝記起，即《華陽國志·蜀志》所說的“乃移秦民萬家實之”。其後，在漢末三國、兩晉、隋唐、五代十國、兩宋之交，均有數次移民，大批北方漢人為躲避戰亂，進入蜀地。

最近的一次，則為抗戰時期，國土淪陷，首都遷移至陪都重慶，大批國民移政府南遷，抗戰勝利後，仍有部分人留了下來。

四川的每一次移民，背後都是“……戶部奏四川民總八萬四千餘戶”——《明太祖實錄》卷七十二——的慘烈背景。現今川渝共一億一千多萬人的地方，僅餘84000餘戶，即便以每戶計人口20人，也僅為168萬餘人。

歷時千年的四川移民史，無疑是一條艱辛的百姓求生路。

古時的四川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由其名“四川”即可得知。四川由“川峽四路”得名。“川”和“峽”指兩種不同的地理形態：“川”是平原，“峽”是兩山夾一水的河流。元代“川峽四路”中的三路——利州（今陝西漢中）、梓州（今四川綿陽）、益州（今四川成都），在當時的歷史地理條件下，都是封閉的富饒平原。承平時期，川內就可以自給自足，自行發展；戰亂時節，因為交通不便，承受的滋擾也可以減少。除非對方一心想得到這塊膏腴之地：如戰國時期的秦國，從金牛道入蜀，將四川納入秦國版圖，再用四川資源統一六國。但更多的時候，四川獨處一隅，遠離首都政治中心，即便得到這一塊偏遠之地，對全國戰局的作用也不甚大，先放一邊容待以後再行收取，也是可以的。因此素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一說，統治者們總是在最後時期才想到入蜀，完成全國統一。

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兩次“湖廣填四川”：一次是元末明初，一次是明末清初。兩次“湖廣填四川”給了絕大多數四川人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來自湖廣（今湖南湖北）的印象。

但其實，這裡面是有些疑問的。

現今的四川人，記憶中大多有一個共同的祖籍地：湖廣省麻城縣孝感鄉。這裡說的湖廣行省，是現今的湖南湖北地區，並不包括海南在內的廣東廣西。不過事實上，四川人口中，現今約有兩百萬人，來自廣東、福建、江西客家地區，大多居於成都周邊的川中地區，確屬事實。

我的疑問，來自幾年前的一件史實。

自我小時候起，家祖父及族中諸多長輩就告訴我，我們祖先清初從“湖廣省麻城縣孝感鄉高街堰”遷來。那時候從未懷疑過這個說法。後來，遇到過不少的四川人，看過不少的資料，都自稱其家族來自“麻城縣孝感鄉”，愈加堅定了這個認識。學者及民間愛好者的說法是，麻城縣孝感鄉，可能是移民中轉地，不管哪個地方的人移民入川，都需要從這裡進入四川。民間傳說，四川人稱上廁所為“解手”（解讀gai，讀如改），就是那時政府強制捆綁外省人移民入川的原因。

及至幾年前，我見到了成書於民國初年的族譜原本。族譜明確記載，我們祖籍是在江西省吉安府泰和縣清湖村，“起於隴右” （今甘肅省），後遷吉安，宋代治平年間，祖先入川為官，落籍四川洪州（今廣安市）。其間並無由“麻城縣孝感鄉”入川的記載，不管是元末明初，還是明末清初，距其時不過數百年，且此後再無大的戰亂和遷移記錄，應不至於遺漏。族譜序言裡也明確說明了祖籍地說法，來自殘存的更早的族譜記載和祖宗墓誌，應更為可信。

那麼，家祖父和族中長輩，為什麼又說祖籍是“湖廣省麻城縣孝感鄉高街堰”呢？

綜合各方說法和所見資料，有如下疑問：

一、“麻城縣孝感鄉”的說法流行，會不會是以訛傳訛，或本土原著民受外來移民擠壓攀附所致。要知道早前的國人，是有極其強烈的鄉黨意識和生存策略的，外來移民太多，擠壓到本土移民，於是也認個老鄉，甚至改姓為當地大家族，以求和諧生存？導致真實來源地與口頭說法相悖？

二、其時的麻城，固然為交通要道及重要城鎮，但無論如何也不及漢代就已興起的江夏郡——武漢，不管是其時的政府強制移民，還是移民自發入川，從宜昌渡長江經萬州入川，或直接走水路經長江入川，都繞不開武漢；走陸路沿現在的襄渝鐵路，經隨州、襄陽、十堰、安康，再分道達州或漢中入川，也得途經武漢或其邊緣。那麼，不管物質條件，還是交通方便，為什麼不在武漢集散中轉，而去更偏遠的麻城呢？難道是其時的武漢也受戰亂波及，幾近荒城？

三、《明太祖實錄》所說“戶部奏四川民總八萬四千餘戶”，以其時的技術手段和四川溝壑縱橫，尤其是盆地周邊地區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的地理條件，統計資料是否有較大誤差？我所知道的是，民國期間，四川軍閥混戰，盜匪橫行，我的祖父、曾祖父幾天就得跑出去躲避一次，但每次都跑不了多遠，幾百米外就有樹林、山洞藏身，兵匪過後再回來。成都府固然“十不存一”，但在廣袤的鄉村地區、山區、丘陵，是否還有不少的原著民，根本就沒有進入政府的統計資料？

但不管怎樣，上數千年，四川人大多來自全國各地，確是無疑的。每一個家族的移民史，都是一條斑斑血路。入川路上虎狼橫行、兵匪肆虐、山高林密、病疾流行、饑饉遍地，不論是自發移民，還是組織移民，在其時都是一條生死之路，也頗多入川路上病死、被虎狼咬死、被兵匪盜殺死或致殘，或畏艱途而半道折返的記載。

致敬，我們的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