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元年七月，也就是公元前209年七月，朝廷徵發貧苦人民去駐守漁陽。恰巧天遇大雨，道路不通，按照秦律，誤了期限應當斬首。於是陳勝、吳廣商量道：“現在逃跑也是死，發動起義也是死，同樣是死，何不為國事而死？”“況且壯士不死便罷，要死就該成就偉大的名聲”，於是陳勝發出了石破天驚的吶喊：“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在陳勝吳廣起義之後，六國貴族也紛紛響應，經過短短几年的戰鬥，不可一世的秦帝國竟然土崩瓦解。

陳勝、吳廣僅是押解犯人戍守漁陽郡的小小屯長而已，按《商君書·境內》的記載：五什一屯長，百人一將。可見屯長的級別真不高。可就是如此小小戍邊軍中的領隊，都有“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的氣魄，為何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商鞅就沒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呢？是真心沒有想法，還是不敢有想法呢？

《商君書》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早在越王勾踐的時代人們就知道功高震主權臣的下場，聰明的商鞅怎麼會不明白自己的處境，更何況他又得罪過太子，而太子早晚會是未來秦國最高的統治者，商鞅為什麼不利用自己的權勢，想方設法地廢了太子，另立儲君，甚至是直接篡位，除掉秦孝公？也就是說商鞅為什麼不利用自己的勢力來謀權篡位呢？

商鞅內心真實的想法誰都無從知曉了，但是透過對當時社會制度以及人們的思維方式來分析，商鞅還真不可能篡位，就是想篡位也絕對不會成功。

從春秋到戰國，雖然禮崩樂壞，周天子被諸侯欺負，諸侯被卿大夫弒殺、篡逆，甚至卿大夫的權力有時都會被家臣架空，但無論怎樣折騰，權力的交替一直是大貴族參與的遊戲，最高權力的爭奪一直在王室、宗室的人選中展開，其他人員既沒有資格也沒有資本來參與。

商鞅變法

也就是說，能奪取王權的人，只能是王公貴族。各國君主之所以主導變法，就是因為這些王公貴族的權力太大了，君主試圖從制度上限制甚至是削弱王公貴族的權勢。從魏文侯授權李悝變法開始，一直到商鞅在秦國變法，各國的君主一直都在打壓王公貴族，儘可能的實現集權統治。可以說，戰國期間的變法歷程，就是王公貴族被打擊、被削弱的歷程。

雖然各國君主都在打擊本國的王公貴族，但這畢竟只屬於“內部矛盾”，外人是沒有資格參與的。戰國各國的王室公族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已經取得本國人民的認可，也就是說本國的百姓只認本國的王室。即便秦國滅亡之後，六國的舊貴族依然有強大的號召力，如果起義的隊伍不打出恢復六國的旗號，不扶持六國王族後裔為王，在當地根本無法立足。當年陳勝打算立周市為魏王，但是周市堅決不肯，並認為應該立魏國的後人才是正統，最終陳勝只好立魏咎在魏國故地稱王。項梁把楚懷王之孫熊心立為楚王后，楚地反秦武裝才得到統一，並團結在楚懷王這面旗幟之下。可見在當時人們的心中，依然認可王族的血統，認為只有六國王族的後人才有資格稱王割據。

商鞅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就算商鞅有篡位的心思，也有篡位的能力，但肯定不會成功。因為身為一個外來人，商鞅根本得不到秦國百姓的認可和支援，更得不到王公貴族的認可和支援，篡位必然會失敗，一世的英名也會盡毀。秦孝公之所以敢放權給商鞅，就是因為商鞅不是王公貴族，在秦國沒有任何的根基，就算想興風作浪也沒有能力。要想“作浪”必須先“興風”，對於商鞅來說，這個“風”就是秦國的貴族身份，沒有這個先決條件，商鞅篡位沒有任何的勝算。商鞅自己十分清楚這一點，所以在被誣告謀反後，第一時間選擇的就是逃亡國外，因為他清楚，在秦國境內，他沒有任何的追隨者和擁護者，當魏國沒有將其收留之後，他才不得已回到自己的封邑商於做最後一搏，但馬上就失敗了。

對比著名的晉陽之戰就會更有意思。當年智伯瑤聯合韓康子、魏桓子一起討伐趙襄子，趙氏有多個封地，但是趙襄子最終選擇了退守晉陽，並在晉陽堅持了兩年之久，最終暗中串通韓、魏兩家，施行了反殺智氏。趙襄子之所以能得到晉陽百姓的支援，跟尹鐸治理晉陽有直接的關係，但背後又何嘗沒有晉陽百姓對趙襄子身份的認同，如果換成非貴族或非本國貴族的人來退守晉陽，那結局肯定會不一樣。商鞅這個外國人，要想得到封地內百姓的支援，至少要經過兩、三代人的努力治理方能打下根基。商鞅沒有像晉陽這樣可以打消耗戰的基地，在秦國之內也沒有可以聯合篡位的盟友，所以商鞅寧可選擇逃跑，也不選擇篡位，這是明知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