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重要的選官制度，經過歷代帝王和官吏的改革，經過社會的沉澱昇華，最終成為登科入仕、光耀門楣的重要途徑，也是中央儲備人才的資源庫，滿足了各代專制帝王的用人要求。

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正式建立元朝。

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文化的衝突，這種文化的衝突主要體現在人種的區分，在人種區分的基礎上對漢人進行經濟剝削，在科舉取士方面對漢人提高要求。

但是歷史發展的最終趨勢是民族大融合，蒙元時期從1315正式開始實行科舉取士，以朱子理學為取士標準。從此可見，蒙元王朝對中原主流文化的認同，反過來也可看出漢族子弟對蒙元王朝科舉制的認可。

一、科舉存廢和蒙元科舉制

1.科舉的“前世今生”

科舉制成立非一朝一夕之事，是經過歷代的不斷完善和改進，直至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正式確立，成為定製，從此科舉制成為華夏民族立國制度之一。

科舉制創立之初利大於弊，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它不斷地腐朽、僵化，甚至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卻依然經久而不衰，直至1906年才正式廢除科舉制。科舉制在中國實行兩千多年，對中國政治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蒙元的科舉

蒙元朝數民族入主中原，是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大融合的時代。

但是元朝的科舉制度實施的並不是特別的完善， 實行的時間短、規模小、錄取人數少，僅限於文職考試，帶有濃厚的民族歧視色彩，這是元朝科舉制度的主要特點。

1238年經耶律楚材奏準實行“戊戌之選”，但僅實行了一次，直到仁宗1315年才正式開始舉行科舉考試，史稱“延祐復科”。從戊戌之選到延祐復科一共77年的科舉空白期。

忽必烈用易經文字取年號，在位期間召見儒生，並有意實行“以佛治心，以儒治國”，重用耶律楚材，保護儒家文化。忽必烈在位期間並未實行科舉制，既有前代政策的關係又有對科舉制認識不成熟的關係。

首先從成吉思汗還是到忽必烈之前的蒙哥，幾代帝王的治國重點仍然放在對外征伐上，還沒有從征伐戰爭轉到治理國家層面。

忽必烈經過王位爭奪成功登上皇位，他意識到“馬上打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

開始重用儒生，但是後來李璮叛亂，讓忽必烈對漢人產生了深深的懷疑，不相信漢人，大有“非我族人，其心必異”之味。

其次是蒙元為遊牧民族對漢族已經趨於成熟的科舉制度所知甚少，他們所瞭解的都是金科舉、金儒文化，剛剛入主中原沒有成熟的條件完成科舉制度的選拔。

中原到南宋時期文化高度發展，中原士大夫與蒙元人民知識水平完全不在一條線上，如果開展科舉制度，那麼中央的漢族官員勢必會增加很多，這大大觸動了統治階層的神經，這是他們不願看到也不允許的。

所以實行科舉制度就遭到了蒙古貴族的強烈反對。

最後一點就是蒙元王朝更加看重實用，統治階層需要打天下的將才，需要理財專家，而不是隻搞學術的儒生，在他們看來南宋滅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儒生誤國。

二、蒙漢文化的衝突

1、科舉取士的區別對待

區分人種的高低貴賤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必要措施之一，就像滿清尊貴的八旗軍一樣。元朝也有區分人種的制度——四等人制。

四等人制分別為蒙古人，色目人（中亞人種、回回人、畏兀兒人），南人（原來金統治區的人口），漢人（南宋地區人口，最後征服的地區）。國家的政策對於四等人皆有不同。

在科舉取士方面，漢人、南人要經過三場考試，而蒙古人和色目人只需經過兩場考試即可見分曉。在考試複習方面，前者複習的範圍和考試的方式與後者均有不同。除此之外，在鄉試的錄取中蒙古人和色目人錄取機率是很高的，漢人、南人是無法與之相比的。

在錄取的名額中，四等人的名額所差不多，因為漢人人口多於蒙古人，所以按照比例來說還是蒙古人的錄取率高。

三、蒙漢文化的融合

在民族的發展過程當中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民族大融合體系也在碰撞中趨於成熟。有矛盾就會有化解之法，可以說沒有激烈的衝突就沒有民族的雜糅，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哉。如今的中華民族不就是在這激烈的碰撞之後逐漸成形的嗎？

少數民族與中原文化融合的粘合劑是要有共同的文化認知，中華上下兩千年以儒家文化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少數民族入中原後如果對儒家文化大加撻伐，贏來的一定是口誅筆伐，但是反之如果對儒家文化加以推崇，那在一定程度上會加速文化的認同感和民族的融合。

1.因何而融

元朝對周邊的經營為後代打下了基礎。在澎湖島設定澎湖巡檢司，負責管轄澎湖和琉球；設定宣政院管轄西藏地區，在雲南少數民族設定土司制度，可以說元朝對於周邊少數民族的管轄政策為後代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元朝在國家內部也進行了整改，設立行省進行管轄，是我們現代省制的雛形。在全國設定驛站制度，四通八達的驛站為全國資訊和文化的傳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蒙漢文化的融合打下了基礎，沒有對周邊民族的管理和對內經營的政策是無法達到民族融合的。

蒙元是馬背上打天下的民族，當他們進入到中原的那一刻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宋朝統治的中原民族看似文人治國，弱不禁風，實則充滿韌勁。

他們有自己成熟的治國制度，他們有自己高度發展的文化，他們有自己內心的信仰，這種信仰堅不可摧，已經深深的根植於中原民族的骨血之中。

這種內在的華夏凝聚力不是殺伐、屠城能摧毀的。蒙元皇帝越是極力地維護蒙族的特權，就越是害怕終將有一天他們會完完全全成為中原民族的“子民”。

當蒙古統治者在中原經營多年，他們深深的知道想要統治一個諾大的國家，沒有共同的文化認同是行不通的。

那麼想要文化認同需要舉國上下一起為之努力，怎樣才能融舉國之力形成一個共同的文化——科舉取士。

2.萬事俱備，只差東風

萬事俱備，只差東風，經過蒙元的歷代皇帝經營，國家政治逐步進入正軌，儒家理學融入蒙元文化就順勢而成了。

理學的官學化是蒙元與中原民族最關鍵的一步，也是民族融合最有力的印證。

仁宗年間1313年頒佈科舉考試章程曰：“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

從這條聖旨當中我們可以得知在延祐復科時理學就成為官方考試的標準。

理學是南宋的官方學說，元代科舉考試就考南宋的官方學術，這是文化融合的一大進步。終元一世共計開科取士十三次，取士1000多人。

為什麼已經擱置了半個世紀之久的科舉開始在就以理學為官方選舉標準？

首先理學的官學化與統治者的支援是分不開的。從元朝即位之初來自四面八方的反對之聲不絕於耳，統治者也漸漸地意識到擁有一個共同的文化認知是必不可少的。

理學是宋朝的主要思想流派之一，經過兩宋的打磨和錘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而元朝在入主中原之後對中原文化有新的認知，趙復北上傳播理學，民間草廬學派，靜修學派，以及各種書院的存在豐富發展了理學文化。

加之元朝的思想統治較為寬鬆，對於各種學派書院沒有加以打壓，而是任其蓬勃發展。這為元朝在科舉制度方面與中華文化融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統治者的支援和民間理學的蓬勃發展，使得科舉制在蒙漢民族融合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3總結

蒙元入主中原後，對中原文化所知甚少，幾乎都來自於金朝，使得科舉制度產生了半個世紀之久的空白期。在四等人制的基礎之上，在科舉制度方面與中原士子產生了分歧和衝突。

但是理學官學化確確實實是在元朝時期確立的，不是在南宋，更不是永樂年間。元朝統治者在文化方面的寬容政策促使了蒙漢文化的融合。這其中對於文化融合的政策以及理念對後來清朝的民族融合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其實無論是元朝統治者最初的牴觸還是南宋理學生對於滅國的傷痛也好，都不可否認一點，中華文化具有無窮的包容力量，它可以同化融合任何外來的文化，從而煥發出勃勃生機。

無論是元朝統治者，還是後來的清朝統治者，他們都想在保持民族的獨立性的同時有效地對中華民族進行統治，無論初衷是什麼，殊途同歸，他們所做的一切都在是在促進民族的統一。

文獻參考：

1.《元代理學官學化初探》

2.《補論元代科舉考試中的幾個問題》

3.《略論元代科舉考試製度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