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期熱播劇《覺醒年代》引起了全社會的極大關注和廣泛好評。100餘年前的那個時代我們既熟悉又陌生。少有違和感的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遺產一直存留在我們課本上和生活體驗中，它滋養了現代中國人，我們時刻仍在新文化改良的土壤裡徜徉、呼吸。比較陌生的是，那個新舊交替的變革時代，各路奇人異士張狂和出格的一面被最後的勝利者長期以來抹殺或臉譜化了，如今適度還原令人耳目一新。回過頭來看，新中國建國後70多年的歷程波瀾壯闊，雖然經歷了重大挫折但成就仍然十分輝煌。再往前回溯，為什麼當年我們鴉片戰爭爆發70多年後才姍姍進入覺醒的年代呢？中國歷史的前進步伐從來就不是一蹴而就的。
15 世紀末期的地理大發現讓世界進入一個全球化時代。明末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傳來的西方科技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學者的知識，開啟了他們的眼界。同時，西方國家不斷將殖民勢力投向東方，只是在武力優勢有限的情況下面對龐大的中國不敢輕舉妄動，僅僅在邊陲騷擾而已。葡萄牙連哄帶騙佔領了一個小澳門，荷蘭、西班牙在臺灣大打出手。兩百年後西方完成工業革命之後,中西形勢就完全一邊倒了。
繼明之後的清王朝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康乾盛世奠定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版圖格局，但也留下了隱患。1697年，正值康熙（1654—1722年）統治時期，俄國彼得大帝（1672—1725年）化裝為平民親自前往歐洲各國遊歷，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機。一位歷史學家準確地指出：“在１７００年歐洲以外的大多數人對實現西方化的好處還認識不清。彼得的意義就在於他能夠先於時代二百年認識到現代化的重要性。由於在 18 世紀和 19 世紀西歐取得了非常迅速的發展，俄國否則無法同西歐並駕齊驅。”真正領先中國覺醒年代兩百年！
大約一百年後，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英國使臣馬戛爾尼的使團來到中國，他們代表英國政府希望與中國建立新型的國家關係，開放貿易，讓更多的中國人購買西方的商品，被拒。嘉慶二十一年（1816 年），英王喬治三世再次派出以阿美士德為正使的外交使團出使中國，試圖接續二十多年前馬戛爾尼的未盡使命，依然被拒。
馬戛爾尼訪華漫畫
嘉慶在位的時候，世界工業革命才剛剛興起，憑藉康乾以來積累的實力，如果適時改革，踏準世界工業革命的節奏，中國的歷史、大清的歷史就要改寫。
任何腐朽的時代都有睜著眼睛清醒的人。道光十九年（1839 年）暮春，被稱為“中國的但丁”的龔自珍辭官寂然南歸。他看到過、享受過盛世的繁華，歸途所見，卻使他更深切地預感到中國社會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藥。頹風日盛，江河日下，“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他看到了危機，但是他不可能認識到如何來改革。兩年後，這位曾發出“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中國改良主義先驅辭世。
此時，大清國已經統治中國近兩百年，中國王朝兩百年的衰世景象可以想象。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羽翼已豐，它終於開始正面向中國發難了！
1839年6月，林則徐虎門銷煙的勝利是一個孤立的事件，甚至不啻為一個誘餌。無論是林則徐還是道光皇帝，都既沒有預見英國政府會做何反應，也沒有在更廣泛的層面上做好應對的準備。虎門的煙霧消散後，隨之而來的局面，卻是任何一個大清官員始料不及的。鴉片戰爭清朝軍事上的徹底失敗，導致中國大門被迫向列強開放。
龔自珍 遺世獨立的思想先驅
在與美國、法國簽訂條約後，這兩個國家的代表分別準備了贈送給清朝的禮物，裡邊包括現代科學技術書籍、望遠鏡、火槍、蒸汽機原理、世界地圖、各國概要等現代文明的成果，而出於狹隘的天朝上國心理，清朝拒絕了這些禮物。在整個戰爭過程中，除了少數有氣節的官員外，大多數官員的主要心思都用來對付皇帝和朝廷，隱瞞真相、編造謊言是他們慣用的手段。這只是一個開始，清朝註定要在更猛烈的血雨腥風中才能完成自己的涅槃。
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七月，力主抵抗的林則徐被清政府視為“肇事者”發配伊犁。途經鎮江時，他與老友魏源一聚。遵照老友的囑託，魏源將《四洲志》擴編為《海國圖志》。它是中國人用主權、鮮血和生命換回來的經驗教訓。然而，“天朝大國”的惰性實在太強大了，失敗很快就成為被忘卻的過去，醒來的雄獅似乎打了個哈欠又睡著了。中國辜負了林則徐、魏源的一片苦心，歷史再次停滯了。左宗棠在為《海國圖志》作序時憤然寫道：“書成，魏子歿，廿餘載，事局如故。”
“事局如故”是說這二十年根本沒有什麼變化。林則徐、魏源的心聲根本無人理會。令人感嘆的是，《海國圖志》在中國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但卻在日本掀起了很大的波瀾。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佔領北京，咸豐皇帝倉皇出逃，恭親王奕訢作為全權代表議和，1860 年與英法簽訂了《北京條約》，被動地化解了中國與西方列強二十年來的衝突，清王朝內部出現了誠心誠意向西方學習的現象。一場以學習西方為標誌的洋務運動正在逐步展開，“同治中興”的歡呼聲充斥朝野。
英法聯軍洗劫圓明園
然而，清政府此後三十多年學習西方差不多就是一系列半吊子工程：中國擁有一支亞洲最強的現代化海軍，但是缺少近代的海權意識；中國擁有一大批近代企業，諸如福州船政局、輪船招商局、製造局、電報局、開平礦務局等，但沒有產生自己的資產階級。掌管這批近代大型企業的人，差不多都是“紅頂商人”，因而這些企業雖然在基本裝備上非常現代化，但管理它們的卻是舊式衙門。
日本與中國差不多同一時期走上近代化道路。1868 年 3 月，明治政府頒佈了“五條誓文”：一、廣興會議，決萬機於公論；二、上下一心，盛行經綸；三、官武一途，庶民各遂其志；四、打破舊來之陋習，基於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明治維新為日本建立了現代政治制度，在此框架下開始商業、科學領域的改革，這與清朝的洋務運動有著本質區別。走上了現代民族國家道路的日本也立即加入了侵略者的行列。
甲午戰爭中，經過三十年自強運動的中國在陸上、海上均遭到最慘重的失敗，向日本割讓領土等條款引起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歷史還是給清王朝留下了一線生機。甲午戰後中國人有過一次非凡的覺醒，新的理論開始在中國傳播，中國面對西方刺激所做出的反應，已經超越器物層面，開始向制度層面轉型。遺憾的是，路走得太艱難了。王朝的執政者，總以為時間還多，不在乎一朝一夕，殊不知，工業化時代在時間上根本輸不起。
嚴復，作為福州船政學堂的第一屆畢業生，作為第一批前往英國海軍學校學習的留學生，作為北洋水師學堂二十年的教習、總教習，精神受到強烈刺激。他雖然認為李鴻章的戰略、戰術都有問題，但他並沒有停留在淺層次的埋怨、指責上，而是從中西文明大背景的角度來探究中國何以敗，何以敗得這樣慘。嚴復從多方面比較了中西文明的差別：“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
維新變法期間，“維新派”領袖康有為1898年4月在保國會的演講非常形象生動地描述了當時中國的困境：
“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
百日維新曇花一現，標誌著維新道路的阻塞，革命成為先進人士的主要道路。光緒三十一年（1905 年），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爆發，結果再次證明維新派向日本學習的合理性，實業家張謇都說：“日本的勝利和俄國的失敗是立憲主義的勝利和專制主義的失敗。”梁啟超等流亡日本的維新人士透過《新民叢報》等報紙大力宣傳民族主義，反對專制，倡導建立君主立憲、進行漸進的政治改革，反對激烈的革命。但是，時代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民不再在原地等候統治階級的恩賜了。孫中山等革命人士透過《民報》與維新派論戰，倡導推翻滿族政權，建立共和政府。
日俄戰爭沙俄宣傳畫虛張聲勢，結果自己的海軍被打得滿地找牙
當慈禧太后、光緒皇帝興沖沖地在1906 年宣佈政治改革啟動時，革命黨經過十年挫折，已經對清政府的改革毫無興趣。回望1905 年革命派與改良派的大論戰，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歷史留給大清王朝制定政治改革方案的時間已經不夠了，政治改革已經不能引起知識精英的興趣了。
晚清幾十年的被動開放，影響王朝的因素不再侷限於國內了，海外華人和留學生有了更廣闊的視野和社會變革思想。晚清“新政”遠水不解近渴，1911年“革命派”領袖孫中山領導的武昌起義終於成功，一舉終結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統治。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並沒有走上和平發展之路，很多守舊官僚投機革命，“鹹與維新”，紛紛搖身一變成為民國的統治者，官照當，舞照跳，一步步陷入前清舊軍閥勢力割據鬥爭的局面，共和國需要進行艱苦的整合。
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認識到，革命失敗的根源在於國民腦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識，必須從文化思想上衝擊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識，透過普及共和思想來實現真正的共和政體。1915年，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五四運動的爆發奠定了思想基礎。
“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有為這幾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
文章結尾提出瞭解決中國問題這一矛盾的深厚動力，預測了革命的徹底性，描繪了中華民族前途的光明與美好：
“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