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關注歷史的人，恐怕體會最深的，不是戰亂就是殺戮：春秋戰國時的互相攻伐、秦始皇的酷吏、劉邦稱帝后“大殺功臣”、三國的“屍骨被於野”、南北朝的人命如草芥、楊廣的勞民傷財等等。當然，令人振奮的時代也不少，不然，泱泱中華怎麼能如此遼闊？

但唐朝，卻是歷史無法繞過，世界得以知曉、並把一個“唐”字廣而告之世界的雄偉朝代。這個朝代，唐太宗貞觀之治的二十三年，是唐朝鼎盛的開端。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之盛唐，蹭的都是貞觀的熱度。

而作為盛唐的奠基者，李世民的人生格局卻遠超他所處的時代。

[01]人道主義的感召力與超現實民族主義的自覺①

人道主義，一個很現代的詞語，一千多年前的帝王，並不會在乎所謂主義的含義，但他卻自覺地擔當起了生命的拯救者，生命的憐憫者，和生命的理解者。

在唐以前，囚犯從來無人權，可以任意踐踏和宰割，到了唐朝唐太宗這裡，囚犯這個群體，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懷。

太宗即位的一把火之一，就是去掉了隋朝的酷刑。死罪者，必須經門下四品以上的官員和尚書共同議定後才能執行，以避免冤假錯案。

一次唐太宗讀了一本《明堂針灸書》，書裡有這樣一句話：“人五藏之系，鹹附於背。”這句話讓他最先想到的，卻是囚犯，於是下詔，鞭打犯人時，不得打犯人的背部。

貞觀六年，唐太宗在核查死囚犯的情況時，見全國有三百九十名死刑犯，頓生憐憫之心，於是下令將他們放回家與家人團聚，到來年秋天再回來接受死刑，且規定了歸京的日期。

此舉就算今天看來，也似乎像個笑話。唐太宗對人的信任，似乎到了白痴的程度。可事實證明，他絕對不是白痴。到了來年秋天規定的日期，所有的囚犯，在沒有任何人監督的情況下，無一人逃匿，全都準時到京師報到。

唐太宗見此，將這些囚犯全都赦免，讓他們回了家。

②

貞觀十八年，高麗的蓋蘇文弒殺了高麗王，殘虐高麗百姓，唐太宗親征高麗。

他向全國募集兵士時，全國的青壯年蜂擁而至，用他的話說：“今徵高麗，募十得百，募百得千，不得從軍者，皆憤嘆鬱邑”。

甚至有人不要國家的軍服和供給，自願組成一支隊伍助戰，被太宗下令制止。

這樣的場景，似乎只有我們新社會才有得起的盛況。

當攻下遼東白巖城，太宗要接受城中軍士投降，而李世勣和一些軍士卻不答應，因為接受投降，就意味著不能再殺敵軍，更不能把城中財物據為己有。

唐太宗對來勸阻他的李世勣及其軍士說：我不忍心殺人虜妻，有功者，用國家府庫裡的銀錢犒賞。並請求李世勣及將士答應他用國庫的財物來贖這一城的平安。

李世勣和手下軍士聽後，對這位在戰場上殺敵從不手軟的皇帝一臉無語，但帝王的權威不可忤逆，何況皇上是和他們商 量！

他們沒能搶東西，還眼睜睜地看著皇帝把府庫裡的錢糧發給城中的百姓，八十歲以上的還發給了布帛，並下旨，百姓可以自由選擇地方居住。

戰後各軍俘虜高麗民眾一萬多人置於幽州，那些將領上奏，準備把這些俘虜賞給軍士作奴作婢。太宗聽後馬上就說，不忍心看著這些人妻離子散，骨肉分離。讓有關部門評估了被俘的人的價值，又由國家出錢，把這些人贖身，還他們自由。

史 載當時這些高麗民眾，歡呼震天，三日不絕。

唐太宗的車駕進入幽州，這些百姓自發的全部到城東迎駕，呼號跪拜，宛轉跳舞，擊起的塵埃擋住了行進的道路。

此次徵高麗，奪回十座城，以戰死近兩千人的代價獲取敵首四萬多人，被殲滅的敵人更多。但因天氣寒冷，戰馬死了十有七八。李世民對馬的熱愛，從昭陵六駿可見一斑。

這些損失，讓唐太宗心痛不已。他認為這次出征是不成功的，於是非常後悔。

當埋葬那些陣亡將士時，唐太宗親自作了祭文，親自祭奠，在祭奠時對著陣亡將士放聲慟哭。將士家屬見皇帝傷心如此，都說：“吾兒值也！”

“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希望民族大融合，是這位帝王最終的願望。

而歸降唐朝的突厥軍隊，對唐的忠誠不輸漢軍，多次成為打擊突厥殘餘的叛離者的主力軍。

兩位突厥大將執失思力和契苾何力在打擊突厥叛軍和徵高麗的戰爭中，都立下了汗馬功勞。後來在唐太宗駕崩時，突厥將領阿史那社爾和契苾何力請求殺身殉葬，不過，李世民似乎早就料到他們的心思，生前就下了聖旨，不允許殉葬。

在滅了薛延陀和龜茲後，那些少數民族部落幾乎是聞風而降，自動要求歸附並朝供，尊李世民為天可汗，願意世世代代為唐民。並請求修回紇以南、突厥以北的通道，作為參拜天可汗和給大唐運送供品的專門通道。

唐太宗還命人尋找之前被突厥擄掠的邊民，由國家出錢，把這些人贖回來與家人團聚。

④

唐太宗的人道主義加上人文情懷，海內外民眾，幾乎把他當成神來崇拜。在李世民去世時，四夷來朝及來朝進貢的幾百人，失聲慟哭，有的自剪了頭髮，有的用刀劃破臉頰，有的自割耳朵，血流滿地。

一些蠻夷君長和之前被擒獲來的一批人，為李世民刻了石像，列於北司馬門內。

看看這些慟哭失聲的四夷之民，誰能說以德御民無可取之處呢？

唐太宗一直敞開胸懷接納四方人民，他剛繼位，就說“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

他徵高麗時，把突厥思摩降軍置於河南（此地離當時的京師長安很近），此舉把朝中那群大臣嚇得不輕，太宗卻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國不殊。”

“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內亂。”

“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

對於能力欠缺的人來說，這是冒險；對於太宗來說，這是一個王者的自信。

當時被他置於河南的突厥軍隊不但未反，在薛延陀多彌想入侵河南時，另一位突厥將領執失思力與王道宗合力進行防禦，薛延陀見邊防軍事嚴陣謹防，只好作罷。

李世民的民族政策超越了前代，也超越了了現實，與封建專制制度有著必然的矛盾。先進的民族理念如果沒有先進制度的支撐，只以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為藩籬，那麼民族大融合的延續性只能說是一場空洞的理想。

李治沒有這麼大的格局，李隆基同樣沒有超出時代的眼光，後來的帝王更是一代不如一代。這些後人踩著自己祖先架起的盛世橋樑，逐漸忘記了本，忘記了初心。“安史之亂”成了不可避免的悲劇，五代十國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

太宗在教育下一代時，也算是煞費苦心，讓太師太傅要教太子知民間疾苦，知稼牆之艱辛。但在富貴中長大的皇子們，最終還是成了被富貴寵壞了的孩子。

當後來的帝王又走向利己專制的不歸路，貞觀所有的陽光都漸漸暗淡。就算有民主選舉的如今，一旦政治路線被狹隘裹挾，失去有容乃大的世界格局，高度文明也救不了明媚時代的消失。

不能說繼太宗之後的封建君主唯我獨尊是錯誤的，他們只是保持了封建社會統治者應有的傲慢、對等級森嚴的“一人治天下”的社會進行了符合當下的維護而已。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