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是明朝時期發生的一件兵敗事變，該事件也直接導致了強盛的明朝慢慢轉向衰弱，其中最令人感到驚異的是明朝號稱有五十萬大軍的部隊竟然打不過僅僅幾萬兵馬的瓦剌，事實究竟是怎麼樣呢？

太平盛世久了也會漸漸"滋生蛀蟲"，仁宣之治後的明朝就是個典型的例子。當時的朱祁鎮剛剛繼位，他並沒有像自己父親安排的那個樣子，繼承原來的政策，繼續推行無為而治，或者說施行平緩的治國政策。

他骨子裡的性格註定他不是那樣的人，所以他也學不來自己的父親那一套，當時的他一心向往的是永樂大帝征戰四方的故事。

在這種好武思想的主導之下，北方的蒙古部落便成為了大明頭號目標，當時的蒙古勢力主要由瓦剌和韃靼兩部落所組成，而瓦剌的實力遠勝於韃靼，實際上已成為蒙古高原的主要統治者。

明朝太監王振是一個喜歡看皇帝臉色行事的人，他一直慫恿皇帝用兵蒙古，要恢復成祖時期的霸業，於是一場令明朝蒙羞的戰役即將拉開序幕。

正統十四年（1449），朱祁鎮帶著太監王振和一批明朝精銳部隊開始了浩浩蕩蕩的北伐。

明代京衛，五軍都督府轄下共計三十九衛，非五軍都督府轄下共計三十五衛，合計74衛.

按照《英宗實錄》的記載，英宗朝有義務參加訓練的京衛，共計七十個。

明代一衛標準編制5600人，則當時京衛的滿額守軍總數應為約十二萬人左右。

從《大明會典》的記錄來看，在京的班軍總數應為八萬人。

如果這麼計算，則京師滿額戰兵，應為本地衛所守軍和班軍的總和，共計約二十萬人。

至於土木堡，根據《英宗實錄》的記載，親征徵調的是在營操練者，因此屯軍不在徵調範圍之內。

《水東日記》記載因無戰事衛所兵普遍存在缺額近半的現象。因此當時從京衛所選的禁軍數目，應該只有一半左右。由此可知，當時京衛外加班軍，有十三萬左右。英宗親征前，明軍先派出了四萬五千人前往宣府大同協助當地守軍防備，因此英宗親征的實際兵力，當為十三萬人去掉四萬五千及京師必要的守備兵力，約八萬人左右。這也正好符合了朝鮮李朝實錄對土木堡之戰的記載。

李朝實錄記載“皇帝領兵八萬親征出居庸關”，乃抄自遼東都司的邸報。另外吳克勤等人是先期派出去的，後隨皇帝回撤，總共加起來不會超過12、3萬。

由於吳克忠、吳克勤以及朱勇、薛綬的部隊相繼被瓦剌軍消滅。等英宗到土木堡時已經丟了快一半人馬了。

蒙古軍包括兩部分，在東南佈陣（差不多正好位置在今天官廳水庫湖面）的阿剌知院部，大概2-3萬，從北面獨石口南下進入土木堡設伏，截斷了親征軍退入居庸關的歸途。

在西北追擊而來的也先主力，幾乎是秒殺了斷後的朱勇之後，追到土木堡和阿剌知院部一起形成合圍 。

而英宗從雷家站向懷來城西移動，其中軍所在主要是徵召的役夫等大量非戰鬥人員。在土木堡地區遭遇突然襲擊時，因為軍隊數量不足，關鍵是成建制的騎兵都跟著朱勇送了人頭，所以對瓦剌軍無法主動攻擊加以驅逐，只能臨時集結到土木堡紮營以等待救援。

但是土木堡當地缺水，少量的飲水只能優先供給皇帝大臣，其次才是士卒。由役夫臨時組建的營伍缺乏管束，在移營過程中擾亂了軍陣，導致全軍崩潰。皇帝身邊只剩下了貼身太監團和所謂三千小韃子的京軍三千營，這些人戰鬥到了最後。

由於明軍並沒有組織起會戰就崩盤了，因此蒙古軍還沒來得逐步收緊包圍圈。所以四散潰逃的明軍實際上大部分逃出生天了。

所以土木堡之戰，明軍兵力或許略勝瓦剌（相差不會太大），而戰力明顯不如。加上英宗倉促親征，戰略上盲目衝動，戰術上不斷失誤，最終導致了慘敗。

此次戰役皇帝朱祁鎮被敵軍俘虜，明軍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文武官員亦死傷數十人，損失馬匹二十萬頭，衣甲器械輜重損失無數。

在土木堡之變死難的群臣中，太師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贏、駙馬都督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壎、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慄、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通政司左通政龔全安、太常寺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寺少卿劉容、尚寶少卿凌鑄、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禺、監察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逯端、主事俞鑑、張塘、鄭瑄、大理寺副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等五十二人皆死於混戰之中。

這一戰之後明朝威嚴盡喪，使得建州、海西女真、朝鮮對“天朝上國”在藩邦和遼東女真邊夷部落中的政治形象一落千丈，也為以後明朝滅亡埋下種子。自此之後明朝慢慢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