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清王朝和西方世界寄予厚望的洋務運動改革，其實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前就已露出頹跡，人們只是沒有預料到經洋務新政改造的清廷軍力，會在另一個新政小國面前顯得那樣不堪一擊。接下來，就是戊戌變法，還沒來得及引起世人的期待就匆匆戛然而止。再然後，慈禧太后主政下的清廷對十幾個列強國家同時開戰。

《辛丑條約》簽訂後，清廷重啟新政，在中外人士的疑慮觀察中，陸續頒佈了一個又一個政策改革方案。新政宣佈清廷擁抱憲政民主、迎接法治，並以貨幣改革、公共財政體系的建設走向現代國家。儘管西方世界對慈禧太后和她仰賴的清廷權貴的政治操守不抱信任，也不相信在較短時間內會迎來新政改革的全面成功，但日本明治維新的案例在前，清廷中國經新政改革轉型為一個可以按照現代文明方式與西方開展貿易的“正常國度”，仍是可能的，這使得外國人又開始產生某種期待。

19世紀晚期20世紀初期，英國國力居於列強之首，還是公認的“日不落帝國”，在華擁有最多利益。英國曾長期以東印度公司代管印度來行使殖民統治，後來則將印度納入女王陛下的直接統領，意識到直接殖民統治的巨大困難；英國在華利益的不斷擴張，也開始與其他列強產生衝突，無法獨霸遠東。這兩項因素使得英國最終成為清廷中國形式上獨立和統一的支持者，支援清廷透過改革來完成國家轉型。英國《泰晤士報》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媒體，也以這樣的態度持續關注晚清改革。

《泰晤士報》1901年的對華報道，聚焦名詞是“李鴻章”。李鴻章此前曾與俄國簽署密約，清廷與諸國列強交惡後，俄國再度顯示出對華的領土野心。李鴻章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既不敢披露密約內容，又希望藉助英國等其他列強的力量來鉗制俄國。《泰晤士報》記者多次專訪過李鴻章，在肯定他竭力挽救清廷統治、推動洋務運動改革成績的同時，也指出李鴻章本質上是清朝舊官僚的代表，“不管多保守、多反動的清國人，都不會像他那樣忽略西方文明中的道德屬性”。

李鴻章

《辛丑條約》簽署後，慈禧太后於次年回到北京。《泰晤士報》報道此動態時，預言其將啟動新政改革，但對改革及破除阻力的動力深表懷疑。而在此後，清廷重啟新政改革討論的跡象愈加明顯，《泰晤士報》對改革派官員究竟能否佔據主動感到擔心。新政改革真正拉開帷幕後，這家英國報紙的態度轉向了謹慎樂觀，發表了多篇報道讚揚了袁世凱及其他多位滿漢改革派官僚。

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太后主持下頒佈的清廷憲政改革，因為確立了較長的預備期而在當時及後來招致了中國國內外的激烈批評，認為其不具備改革誠意；但《泰晤士報》顯然不這麼看，英國人對清廷中國舊官僚阻撓改革的力量有著清晰認識，不認為改革若驟然發動、急切推行具備成功的可行性。《泰晤士報》1907年1月29日的報道就指出，新政改革若要突破“所有排場和鋪張、孔夫子的座右銘…以及‘本朝的神聖傳統’”，困難重重，很容易演化為“換湯不換藥”的過場式改革；幾天之後（2月5日）的報道進一步提出，“古老習俗和傳統道德守則編織出的強大蛛網猶如一道枷鎖，將清國人牢牢地禁錮在落在他們頭上的社會與政治的條條框框之中”。

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1908年去世，新政改革的推手從袁世凱換成了攝政王載灃。《泰晤士報》在1909-1911年間的對華報道，也越來越多的轉向對新政改革具體內容的觀察分析，逐步提出兩方面而後被一一驗證的看法：政治腐敗使得改革走向“腐敗與負債的泥沼”，非官員階層公眾則“醞釀出一種新生的、急躁甚至幾近反叛的情緒”；攝政王載灃為代表的清廷新權威，沒有袁世凱那樣駕馭新政改革的權威和能力，不足以讓清廷“邁過各種內在與外在的危險關卡”。

閱讀《帝國的回憶：<泰晤士報>晚清改革觀察記》一書，相信不少讀者會對《泰晤士報》對新政改革中的教育改革帶有特別熱情（這種熱情超出了對清廷中國憲政、財政、軍事改革的期待），感到驚愕。這需要引出一個背景，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在歐洲19世紀形成，特別在法國，成為了整合國家和民族理念的重要推手；而在英國，藉助公共教育體系，才能向工業體系提供大量合格的勞動力。自然，教育還能幫助當時西方人眼中的矇昧國度走向現代文明。《泰晤士報》的觀點很明確，只有透過教育、文化改革來改變清廷中國的社會結構，塑造出新的國民意識，才能為改革提供保障。

所評圖書：

書名：《帝國的回憶：<泰晤士報>晚清改革觀察記》

編譯：方激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