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衣”譯自滿語，意指“家裡的”。1621年，努爾哈赤率軍攻克瀋陽，當地倖存的漢族居民被編為包衣，是滿人主子的奴僕。一朝為奴，終身為奴，子子孫孫也都是奴僕。這是一種不幸的身份待遇。但當清軍入關並一統全國後，包衣相比滿蒙統治者之外的其他民族居民，就顯得更為可靠，更值得被託付公開重任及不宜公開的皇家秘密任務。

曹雪芹塑像

平息了三藩之亂後，康熙皇帝發現滿清皇族在全國的統治仍面臨尷尬。滿族相比漢族，人數更少，後者中的大量知識分子對朱明王朝的懷念並未消褪，這也是荒誕不經的朱三太子傳說會襲擾清代統治的整個前半段的原因。更讓皇帝感到憂心的是，被外放到全國各地任職的滿蒙將臣很快沾染上了腐敗習氣。如果局面持續下去，漢族大臣、知識分子連同被煽動起來的平民就可能衝擊“少數人的統治”，後者將無法有效應對。

影視劇中的朱三太子

皇帝還意識到，皇室需要額外收入以滿足開支，這筆錢不能出自國庫，更不能肆意加稅以刺激本已緊張的滿漢矛盾。明朝留下了南京、杭州、蘇州織造府，以及駐紮在運河和淮水節點的鹽業專賣部門，這些“歷史遺產”可以為皇帝貢獻收入。為皇帝掌管這筆錢的人必須令人放心，明朝選任的是太監，康熙皇帝決定打破此做法。

包衣中的優秀人才就成了皇帝眼中的最佳物件。包衣祖祖輩輩為滿清皇室家奴，足夠可靠，也牢牢的貼上了皇帝“自家人”的標籤，難以想象忠誠度會出什麼問題，皇帝藉助包衣可以監視江南地區的滿漢官僚。包衣原為漢族人，到織造府和鹽業專門部門所在的江南地區任職，有助於調處滿清皇室與當地漢族居民特別是知識階層的矛盾。最重要的是，包衣由內務府管理，掌控織造和鹽業兩大肥差，可以讓龐大稅銀繞開各省官衙和戶部，直接充實皇帝的私房錢。

江寧織造府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從包衣中脫穎而出的優才，最輝煌時，成為了最受康熙皇帝信任的寵臣。我們讀到的《紅樓夢》，就有相當內容是在再現曹寅時期曹家的輝煌及後來的破敗過程。世界著名漢學家、美國曆史學會主席、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所著的《曹寅與康熙》一書，就是透過對曹寅一生的敘述，揭示了清代前期三項通常受到忽略但實際影響相當驚人的政治和經濟機制：包衣身份體系、織造及鹽業管控機制、密摺制度。

曹寅的母親是康熙皇帝的保姆，他在十幾歲時進入內務府當差，以文武才華漸獲信任和提升。1690年，32歲的曹寅奉派南下接任蘇州織造，三年後升任江寧（南京）織造。《曹寅與康熙》書中第二章就介紹了曹寅在北京、蘇州、南京等地與漢族知識分子刻意往來，結成深厚情誼的情況。事實證明，這種往來因為拉近了皇室與知識分子的距離，因而加深了皇帝對曹寅的信任，才會引出後來的密摺託付。

清代密摺之皇帝回信

江寧等三大織造，是清代設於江南三地的皇室紡織作坊。曹寅的父親曹璽擔任江寧織造長達22年，曹寅本人任此職超過20年，曹寅子顒、弟頫後來還陸續承襲。皇帝之所以放心曹家人半個多世紀把持織造“肥差”位子，當然與曹寅等人的突出能力有關。江寧織造不僅要想辦法改進織造作坊的加工工藝，還需要在生絲收購等環節藉助一系列的資本化、期貨化運作牟取利潤，一些時候還將受命收購或丟擲糧食等重要商品，以穩定市場物價。織造的另一項財源來自署理或部分署理長江和大運河上的重要鈔關。賺到的錢當然很難避免織造本人的貪墨，但大頭還是貢獻給了內務府（皇室）。從今天的企業模式和形態來看，江寧等三大織造接近於兼營紡織業實業和投資的國企。

《曹寅與康熙》書中敘述了曹寅以江寧織造身份參與的康熙皇帝后四次南巡。皇帝南巡江南，最初帶有偵聽性質，旨在研判洞察反清社會活動踴躍的江南地區的形勢，以及滿漢和解的狀況；經前幾次南巡證明和解融合目的已實現後，皇帝則著眼於向臣民展示文治武功，包裝親民形象。曹寅極佳的完成了南巡接駕工作，配合皇帝完成了南巡使命，這為其帶來了兩項回報：利潤更為豐厚的兩淮鹽政監管的兼職、被接納為皇帝親信而履行密摺職責。

籌辦康熙下江南，掏空了曹寅家產

史景遷指出，儘管曹寅成為皇帝耳目時已經50歲（他在54歲殞故），但他與皇帝往來的密摺與批覆記錄已足以反映密摺制度的功能。康熙皇帝深知清代官方資訊制度的缺陷，透過耳目密摺從而瞭解朱明叛亂勢力活動資訊、地方大臣履職情況、鹽務等軍國大事，甚至民間輿情、商品市價等。密摺制度最終被證明不足以實現遏制官員腐敗、暢通民情上達等功能，雍正皇帝繼位後掀起反腐大清洗。曹寅儘管已經死去，在任期間的貪腐劣跡最終也葬送了這個包衣權貴家族的前程，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曹寅的後人對於後來的皇帝來說，已不具備利用價值。1745年，曹寅的孫子曹雪芹落魄京城西郊，開始創作那部傳世名作。

所評圖書：

書名：《曹寅與康熙》

譯者：溫洽溢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