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拉丁美洲，人們第一時間想到的也許是優美的自然環境，是熱情奔放的民風民俗，也可能是上個世紀60，70年代馳騁於安第斯高山叢林間的游擊隊，層出不窮的民粹主義政治家，軍政府抑或是猖獗不窮的黑幫和毒販。然而要詳細探討這樣一個繁榮又混亂的社會是如何形成的，確實不容易。但是有關拉丁美洲歷史的研究，其實有一個重要的落腳點可以入手，那就是和這片奇特大陸捆綁在一起的“考迪羅”制度。“考迪羅”制度之於拉美，其實重要性不亞於種姓制度之於印度，至於原因為何，且聽筆者慢慢道來。

有關拉丁美洲各國的美好印象

一

考迪羅（Caudillo）一詞源於西班牙語，是首領、頭領的意思。而考迪羅制度實質上是拉丁美洲特有的軍閥、大地主大莊園主和天主教會三位一體的本土化獨裁製度。傳統的考迪羅制度於拉美地區的大多數國家在19世紀20年代紛紛從西班牙，葡萄牙獨立後至20世紀初期盛行。考迪羅在經濟上依靠大地產主大莊園主，在政治上依靠軍人專政來維持其統治地位。考迪羅對外投靠外國大資本勢力，對內殘酷鎮壓人民反抗和進步民主改革運動。

臨時工在大地產主的土地上勞動

傳統意義上的考迪羅制度在20世紀初因為以墨西哥民主革命（Revolución Mexicana，1910~1928）為主導的一系列革命和改革運動而逐步垮臺，而廣義的考迪羅制度在20世紀初依然完整地保留下來，並延續其在拉美時斷時續的主導地位——農村的大莊園主和城市的壟斷資本家被迫同對權利訴求愈發增強的平民階層做有限度的妥協，從而以現代式的政黨輪換統治維持自身的主導地位。

從某種角度來看，考迪羅制度可以說是拉丁美洲各國由於過早選擇共和體制的負作用。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長期行之有效的共和政體需要相當穩定而有一定規模規模的中間階層（middle class，也可稱作中產階級）作為基礎條件。而過早誕生的共和制政府只會有兩種結局：要不然會被君主主義者顛覆（如拿破崙稱帝顛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波旁王朝復辟顛覆西班牙第一共和國[República Espantildeola，1873~1874]）；要不然就是陷入長期的軍閥爭權和軍政府專權（如民國北洋軍閥混戰和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事獨裁）。拉丁美洲顯然選擇了後者，雖然在形式上獨具特色。

二

要理解為何考迪羅制度得以在拉美長期盛行，我們需要從伊比利亞半島兩國在美洲的殖民史和其民族政策入手。

自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以來，伊比利亞上到封建君主貴族，下到平民百姓，無不想從新大陸發一筆橫財，於是各式各樣的探險隊應運而生。探險隊員大抵是冷酷暴虐不畏死，一心只想升官發財之徒，特別是在王公貴族支援下的探險隊，人數眾多（指幾百上千人）武器精良（多裝備當時最先進的火繩槍如穆什克特火繩槍[Mecha de mosquete]),這些探險隊往往憑藉先進的熱兵器和重甲騎兵戰術，以一敵百摧毀印第安原生文明國家。其中最有名的便是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對阿茲特克帝國的征服和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對印加帝國的征服。

科爾特斯和底拉斯卡拉聯軍在奧圖巴戰役擊潰阿茲特克軍隊

西班牙巴洛克畫家委拉茲開斯（Diego Rodríguez Velázquez）描繪的皮薩羅征服印加帝國

在探險隊征服印第安人國家或部落後，往往會進行掠奪印第安人財產，焚燒異教書籍建築和有組織的屠殺，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卡斯蒂利亞式“三光政策”。但是在印第安人密集的地區，相比之下人數極少的探險隊無法將印第安人屠戮殆盡，此時伊比利亞殖民者帶來的天花病毒“幫了他們一把”。由於天花病毒自中世紀以來就在歐洲流行，歷經幾百年時間，歐洲人早已對其產生了強大的免疫。然而對於從未接觸過天花病毒的印第安人而言，就是一場滅世災難。經歷屠殺和瘟疫雙重打擊，印第安人口數量急劇下降。根據萊斯利·貝瑟爾（Leslie Bethal）的推測，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數量從1500年的4000萬左右下降到1600年的600萬，損失比例高達85%，阿茲特克帝國滅亡，總人口從2000萬下降到200萬，大部分是因為天花而死亡。而印加帝國滅亡，總共1000萬人口也有超過70%死亡。慘烈之狀可見一斑。

即使如此，伊比利亞殖民者數量仍然少於印第安人。於是歐洲殖民者們便將男性印第安人當作農場奴工，將女性印第安人當作傭人保姆乃至洩慾的工具而非屠殺。就這樣，拉丁美洲最初的一批“地主老爺”便誕生了。這些第一批殖民者的後代，其中很多人得以在接下來數個世紀持續呼風喚雨，享受無數的財富和特權。

三

然觀現在的美加兩國和拉美各國街頭的最大區別，就是拉美社會中有大量“似白非白”的人，而美加則基本沒有。拉丁美洲這種兼具高加索人種和蒙古人種特點的一類人就是“印歐混血種人”（Indo-European miscegenation)那麼為何美加兩國沒有多少此類人種，其原因有三：

1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是在印第安人社會組織的基礎上建立的，因此它必須要整合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社會；而英國北美殖民地印第安人文明程度較低（沒有形成真正的國家）傳統是把印第安人排斥在社會組織之外。

２ 白人莊園主和印第安女僕/女奴非婚生子在拉丁美洲的普遍性。18世紀開始，一些高出身的印第安女性有機會同白人男性自由戀愛結婚。

３ 伊比利亞移民的性別比例失衡，前往拉美的大多是未婚單身男性，導致許多白人男性在新大陸難以找到白人女子結婚生子。

而拉丁美洲的種族劃分之繁冗複雜，程度可能僅次於南亞次大陸，此處就不一一贅述。大體而言，拉丁美洲的人種主要可以劃分如下：

1 白人（blanco）包括兩類

（1）半島人（Peninsular）：出生在伊比利亞，隨後來到美洲的白人；

（2）克里奧爾人（Criollo）：父母均是白人，本人出生在美洲的白人。

2.印第安人（Indio），即美洲原住民。

3.內格羅人（Negro），即非洲黑人。

4.白人-印第安人系

（1）梅斯蒂索人（Mestizo）：父母一方是白人，一方是印第安人；

（2）卡斯蒂索人（Castizo）：父母一方是白人，一方是梅斯蒂索人；

（3）喬羅人（Cholo）：父母一方是印第安人，一方是梅斯蒂索人；

（4）恰米索人（Chamizo）：父母一方是印第安人，一方是喬羅人。

5.白人-內格羅人系

（1）穆拉託人（Mulatto）：父母一方是白人，一方是內格羅人（按照這個定義，奧巴馬可以算作穆拉託人）；

（2）摩里斯科人（Morisco）：父母一方是白人，一方是穆拉託人；

（3）阿爾比諾人（Albino）：父母一方是白人，一方是摩里斯科人。

描繪拉美種族等級制的圖解

四

在拉美種族等級制當中，祖先血統不同的人被做了排列組合，標好了天生的高低貴賤，並賦予許多形形色色的名字（也正是由於這點，可以將伊比利亞人殖民拉美看作近現代版雅利安人征服印度，將拉美種族制度看作種姓制度的一種）。但是，種族命名細分法在邏輯上就蘊含了其必將消亡的根因：一是隨著混血的普遍性和複雜程度的演進，名字變得越來越繁雜而且極其不實用；二者，大量的混血非婚生子政府難以標定名稱；最重要的是，由於理論上種族和社會階層掛鉤，而現實當中卻存在普遍的社會階層流動，因此有很多人因為地位上升或者下降而被納入了不一致的種族名稱。種族等級制度和現實之間的差距變得越來越大。

因此無論是在把種族制度化的西屬拉丁美洲，還是在沒有制度化的葡屬巴西，到了梅斯蒂索和穆拉託人種群高速擴張的18世紀，種族細分命名都已經瀕臨瓦解。西語拉丁美洲各國在19世紀紛紛從法律上廢除了種族等級制，但是與此同時，制度化的強烈種族觀念卻仍然是西語拉丁美洲的一種普遍文化遺存。

在秘魯和玻利維亞，上層白人社會精英長期把自己同印第安人與梅斯蒂索人構成的廣大群眾隔離開來；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中美洲——長期的種族藩籬和不信任感也是20世紀80年代初瓜地馬拉瑪雅印第安人屠殺的動因；在墨西哥、哥倫比亞等國，種族依然和社會等級有著明顯的相關關係，印第安人幾乎都被壓制在社會底層，社會精英和中產階級則基本都是白人和少量的卡斯蒂索人；至於白人佔到絕對多數的阿根廷和烏拉圭，純種白人血統依然是某種值得誇耀的資本，混有非白人血統的男男女女在社會上備受白眼和輕視。

瓜地馬拉前總統蒙特（Efrain Rios Montt）被指控屠殺瑪雅地區印第安原住民

也正是在這種涇渭分明的種族主義的影響下，拉丁美洲正式產生了兩個對立階層：白人大地主大莊園主（Señor terrateniente blanco）和廣大混血種人與印第安人構成的勞動階層，白人地主佔有絕大多數土地和生產資料，廣大混血種人和印第安人則淪為近似於農奴地位的佃農。他們基本沒有自耕地，沒有土地生產資料，具體工作由白人地主莊園主安排。在巴西，情況則與美國南北戰爭之前的南部蓄奴州（Dixie slavery states）類似，直至1888年5月13日,皇帝佩德羅二世（Pedro II，1825~1891）代表巴西政府簽署《黃金法案》（Nota de ouro），宣佈無條件廢除奴隸制。被解放的黑人和穆拉託人進入巴西廣袤而未開發的高原內陸和北部沿海地帶安家落戶，因此可以發現，在巴西最早開發的東南沿海地區，黑人與穆拉託人比例明顯低於內陸地區和北部沿海。

巴西帝國（Império do Brasil）皇帝佩德羅二世

巴西種族大致分佈

五

1808年，拿破崙率大軍攻入伊比利亞半島，一路勢如破竹，西班牙投降，葡萄牙政府和王室流亡巴西。隨後，拉丁美洲各殖民地普遍成立了帶有臨時自治政府性質的“洪達”（Junta，意為執政委員會），拒絕承認拿破崙控制下的傀儡政權的宗主國政府。經歷6年獨立抗爭，1814年西班牙軍隊攻入法國波爾多，法軍隨即停戰並撤出西班牙。西班牙波旁王朝斐迪南七世（Fernando VII）復位後開始對殖民地自治政府鎮壓，以玻利瓦爾（Simon Bolívar）和聖馬丁（Jose san martin）為首的起義軍最終在1824年於阿亞庫喬戰役擊潰西班牙軍隊，西屬拉美殖民地全數解放。而1822年9月7日，在伊匹蘭加河畔（Rio Ipiranga），佩德羅一世（Pedro I）拔劍宣誓“不獨立，毋寧死！”（Independência ou Morte!），正式宣佈了巴西的獨立。

阿亞庫喬戰役的勝利標誌著拉丁美洲獨立運動的勝利

然而獨立戰爭結束後，與宗主國作戰的軍隊在新生國家中的分量大大增強，成為左右各國政局走向的關鍵力量。龐大的軍事開支也成為各個新生國家最主要的公共支出，常常使各國政府的財政處於破產的邊緣。作為軍隊的領袖，考迪羅們自然地在政治上獲得了舉足輕重的發言權。他們中的一些人依靠軍隊的支援登上政治舞臺，成為國家領袖。一些人則在幕後操控政局，以非正常的方式即軍事政變廢立政府，成為實際上的統治者。這樣，獨立戰爭的結束也就意味著考迪羅時代的開始。拉丁美洲第一批考迪羅中的“翹楚”如墨西哥的桑塔·安納（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na）和阿根廷的羅薩斯（Juan Manuel de Rozas）就是如此起家並達到萬人之上的位置的。

墨西哥第一代考迪羅桑塔·安納（1794~1876）

在殖民地時期形成的社會結構中，以工商階層為主體的城市精英佔據著主導的政治話語權和優勢地位，而農村的大地主大莊園主階層則處於次要的附屬地位。隨著殖民統治被推翻，拉美國家迅即出現了政治真空。在殖民統治時期，由於拉美地區土地遼闊，地形複雜，交通不便，加之長期實行種植園經濟和簡單的工商業經濟，導致資本主義經濟不發達等原因，各總督區（Distrito del Gobernador）之間和總督區之內的各地區之間，均缺乏一種橫向聯絡，殖民統治者主要是透過上自西班牙王室下至市政委員會（Consejo Municipal）縱向聯絡的方式維持其統治。隨著殖民統治相繼垮臺，傳統式的縱向聯絡統治方式迅速瓦解，於是拉丁美洲上層出現了“政治真空”，下層形成了一盤散沙的混亂局面。在這種形勢下，由誰來填補這個政治真空，明顯地擺到了拉丁美洲各國的各階級、各集團代表人物的面前，在缺乏良性政治調節機制的情況下，以暴力奪取政權，就成為必然趨勢。可見，拉丁美洲地區出現政治真空對考迪羅出現有至關重要的關係。正如美國史學家西爾斯（H.W.Sears）指出：“從其歷史觀念來講，考迪羅主義只有在中央政權消失或倒臺時才能出現，它是一種社會消亡時必然帶來的政治產物。”

六

農業是19世紀拉丁美洲社會的經濟基礎，而大莊園則是農業的主要生產方式。大莊園主嚴格控制家族、總管、僕人、債農、佃農等，享有絕對權威，實行家長式的統治；大莊園主可以聽取下屬的申訴，執行“家法”（Derecho de familia），還可以開庭審判，儼然是國中之國的君主；大莊園一方面擁有大量耕地、牲畜和各式農具，從事農牧業生產，另一方面莊園地主還有木工、鐵匠、麵包師、裁縫和蠟燭匠等手工業者，專門從事手工業生產，其產品可以滿足整個莊園的需求，一般只有少量貴重物品需在外購買，是一種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典型自給自足經濟形態（Forma económica autosuficiente）。莊園同外界聯絡很少，一般只有一條林蔭小路連線鄰近的莊園、村落和城鎮。大莊園主在19世紀初動亂的年代裡，為了財產和生命的安全，或尋求考迪羅保護，或自己組織私人武裝，保護莊園並擴大自己勢力，成為考迪羅式的人物。拉丁美洲的大莊園是19世紀產生考迪羅的溫床，也是考迪羅獲得支援、賴以生存的基礎。

反映佃農債農在大莊園勞動的油畫

由於宗主國宗教勢力的龐大（伊比利亞是全歐洲宗教勢力最龐大最保守的地區，沒有之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Inquisición Española]直到18世紀仍然在處死異端，1820年方才撤銷）故拉美殖民地各國也繼承了宗主國的特點。天主教會是拉丁美洲封建統治制度中重要的構成部分，它不僅是拉丁美洲精神意識上的統治者，而且在羅馬教皇的支援下，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獲得了重大利益。拉美各國天主教會在政治上是封建堡壘，在經濟上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大土地所有者。在19世紀天主教會同考迪羅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正如劍橋大學拉美史學家德·歐·布拉丁認為：“毫無疑問，在拉丁美洲獨立戰爭期間和以後混亂的年代裡，教會是同軍官，壟斷資本家和大地主大莊園主站在一起，以反對廣大非純種白人獲得屬於自己的權利”。

七

拉丁美洲考迪羅主要來源於三種人物：一是殖民地民團軍官（Oficial del regimiento colonial），二是依靠軍官上位的原殖民地市政委員會官員，三則是獨立戰爭時期產生的革命軍軍官（Oficial del Ejército Revolucionario）。原殖民地民團軍官主要出身於大地主莊園主家庭，在地區民團中，某片地區最有聲望和權威的人物，通常也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往往會擁有軍銜相當於上校的民團司令（Comandante del regimiento）頭銜，這些人往往後來會成為地方的豪強或考迪羅。原殖民地市政委員會官員也和民團軍官一樣，一般都是地主家庭出身。市政委員會議員（Miembro del Consejo Municipal）起初由擁有足夠土地的市民直接選舉產生，以後越來越多的人透過賄選乃至世襲得到職位——能夠透過賄選和世襲得到官職的當然基本上是地主家庭的成員。而在獨立運動中能擔任革命軍軍官的，亦不例外。不過，革命軍軍官的成分屬性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出身於地主家庭，但接受了資產階級自由平等民主的先進思想，逐漸成為革命領袖，例如玻利瓦爾和聖馬丁等,他們是站在考迪羅對立面的進步力量；另一種則像桑塔·安納一樣出身於地主家庭，併成為考迪羅，自始至終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除此之外，還有一類人物，雖然出身低微（比如白人貧民），但後來背叛了自己的階層，站到了地主階級的一邊，也成為了考迪羅。

正是由於革命軍軍官陣營在獨立戰爭結束的割裂，拉美各國在19世紀20年代到中後期的時間中陷入了長期位於寡頭獨裁和議會民主的混亂交替中。一般可以認為，玻利瓦爾辭去大哥倫比亞共和國（República de Colombia）總統職位就是兩股政治勢力鬥爭的顯著體現。這種鬥爭的白熱化很大程度上拖慢了拉美各國工業化與現代化，也讓美國在分化、瓦解和操縱拉美各國勢力，剷除美洲潛在的競爭對手上更加輕鬆。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提出了著名的門羅主義原意本是美國在道義上反對殖民主義的宣誓，但當美國的政治精英看到拉美各國如此混亂的局勢時，遂將門羅主義安以新的定義（即美洲事務只得由美國而非歐洲干涉）這種新殖民主義觀點是為門羅主義的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即新門羅主義。

新門羅主義者將拉美視為“美利堅南美合眾國”和美國後花園

八

儘管拉丁美洲各國在獨立後紛紛採用了當時最為先進的三權分立共和制度（巴西則參照英國等建立了君主立憲制），並建立了相應的完整選舉程式，但拉美共和制仍然帶有強烈的本土化特徵。首先，三權的各權之間的力量並不平衡，行政權往往凌駕於立法權和司法權之上。以總統為代表的行政長官在政治體系中擁有極大的權威，行政權所受到的制約更多來自各政治派系之爭而非其它兩權。其次，軍隊與政治的關係密不可分。由軍隊首領出任政治首腦成為普遍現象，軍人干政問題尤為突出。儘管各國憲法均明確規定了選舉程式制度，但並未得到真正遵守。透過政變等非憲法方式上臺的做法十分普遍，而基層機構的職位則賄選嚴重。如墨西哥在1824年—1848年期間，曾發生250次政變，更換了31位總統。另外，廣大非白人平民被排除在政治活動之外。儘管各國均聲稱主權在民，但所謂的人民實際上只是少數純種白人上層精英——各國憲法均將財產數量、受教育程度和種族型別作為政治參與的必要條件，而無法滿足這些條件的大部分百姓自然會被排除在政治體系之外。

拉美各國模仿美國《1787年憲法》規定的三權分立制度

據此可以看出，拉丁美洲傳統政治體系的寡頭特徵十分明顯，軍閥氣息濃烈。拉美各國獨立後建立起了看上去十分先進的政治制度，然而其本質上卻屬於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形式掩蓋下的考迪羅精英寡頭統治，是為“封建的共和”（Una República feudal）。

（未完待續）

參考資料：

《劍橋拉丁美洲史》 [英] 萊斯利·貝瑟爾

《美洲政治史綱》 [美] 威廉·福斯特

《Cambridge:Cordillo and the peasants in the Mexican Revolution》

De o'br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Salvador Aquiva

作者 ：霧 失，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金融學大一就讀；【世界歷史愛好者】（世愛群）首相；【歷史研究社】共治群主；【芝蘭學社】中國組&近代組定遠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