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是西班牙人，我也是。畢加索是一位天才，我也是。”——達利。

1940年初夏，35歲的達利從法國南方邊境流亡到西班牙北部，此時，法國正被德國佔領，達利看到了遍地廢墟的祖國——西班牙正處在“高貴的貧窮之中”。

達利在自己家中僅住了一晚，享受了家人為他做的橄欖油麵和魚湯。

在家裡度過的這一晚，達利體驗了一個醒著的夢，雖然這個家因為戰爭遭遇了一些變故：妹妹曾被軍事調查委員會拷問而患神經病、一顆炸彈毀掉了住宅的陽臺。

但他發現在兒時的房間裡，幼年時留下的那些熟悉的東西——舊的扣子、穿孔的小錢、保險別針、象牙兔子、生鏽的鑰匙、小圓框後的蜘蛛——都依然儲存完好。

這讓他無限感慨：即使發生了嚴酷的戰爭，現實客體中那些永恆的東西仍難以被破壞，這些永恆的東西既包括他與親人的血緣，又包括養育他的這塊土地的神秘與瘋狂。

在整個西班牙深陷內戰的1938年，達利將西班牙比喻為母親美麗的身體，它正遭受著戰爭的踐踏。他將祖國描繪成一位婀娜的女性，她的身軀豐滿優美，與500多年前波提切利描繪的剛從海中誕生的維納斯一樣典雅而莊重，她站立在戰爭的荒漠之中，似在醞釀新的生命，也似一位戴著花冠的新娘。

達利《西班牙》1938年，92cm×60cm

在他創作的《西班牙》中，一片晦暗、荒蕪的土地上，一頭臥立的雄獅正注視著遠方廝打、爭鬥的人群，這一群人和馬幻化成了美麗的“西班牙”。

請看這幅畫面——

這位被達利寓意為西班牙的女子，右手倚靠在一隻櫃子上，抽屜開啟著，一塊紅色的絲巾垂掛在抽屜上，開啟的抽屜似乎意味著女性的神秘。

達利似乎想要強調，西班牙在美麗之外也不乏放縱、激情和堅韌的一面。

畫中代表西班牙的女性手部有著優雅高貴的輪廓，面板如絲綢般光滑。

但兩隻腳卻並不乾淨，雙腳關節粗大、充滿力量，彷彿剛從泥濘中跋涉而來。

達利《聖母像》1943年，50.8釐米×27.9釐米

如果我們再看看達利在此後5年於美國完成的《聖母像》，我們就能發現這兩位女士有著某種類似的神情，如將後者翻轉一下看，她們的體態、姿勢都極為相似。

她們甚至因為都赤腳站立在大地上，腳部顯得有些骯髒，但卻飽含著生命的力量。

《西班牙》的整體畫面色彩陰鬱，只有在這位女性的背後，遠處堅毅的山峰、橋樑才露出光亮。

達利將西班牙神化為聖母的形象，這似在表述西班牙過去神聖輝煌的歷史，也象徵著她對自己未來的命運充滿信心，“這種信心正在讓西班牙復活”，再回家鄉的達利如此感慨。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達利對於西班牙內戰並沒有如同時代其他藝術家一樣有明確的立場，他含混、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態度遭受了各方的抨擊。

長達三年的西班牙內戰，正是當時種種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在達利描繪的《西班牙》的背景中，如果那些糾纏爭鬥的小人代表著當時彼此絞殺的各派勢力，而畫家的態度則是對他們都充滿了悲憫和寬恕。

他認為戰爭中那些無神論者和教徒、聖人和罪犯、挖掘者和埋葬者、劊子手和受難人都屬於西班牙這個高貴的民族，戰爭是對這個民族所有人的一場洗禮。

這就是達利心中的西班牙。

他對西班牙的愛超越了具體的現實，多少含有一些蠻橫和偏執。無論她經歷了多少混亂、屈辱，無論自己離開她多久、多遠，他永遠是她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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