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鑑（1785年——1858年），字鏡堂，號雪樵，清朝一代名臣，籍貫涼州府（甘肅武威）人。清朝嘉慶十九年（1814年）中進士，殿試二甲第四名。牛鑑恩師為涼州復興農劉氏。牛鑑又為道光皇帝和咸豐皇帝的恩師，故譽為“兩朝帝師”。牛鑑官拜兩江總督、兵部尚書銜、撫遠將軍、兼轄兩淮漕鹽、從一品，成為清朝著名的九位封疆大吏之一。後又任清朝正二品資政大夫，道光賜匾《夫子博學》。

牛鑑歷任文淵閣校理、都察院記名御史、山東道監察御史、廣西道監察御史、京畿道監察御史、都察院吏科給事中、雲南糧儲道、山東按察使、順天府尹、兵部侍郎。

清朝道光十八年（1838年），牛鑑病癒赴北京，道光帝召見牛鑑，改派牛鑑為江蘇布政使。次年初，牛鑑署江蘇巡撫，兼領江蘇布政使，成為一省軍政財刑最高長官，正二品頂戴。

1841年6月，河南連降暴雨，祥符三十一堡黃河決口，直逼開封府，“登城一望，月光照耀，勢如滾雪，一噴數丈”。巡撫牛鑑親臨現場組織抗洪搶險，同時派人僱船帶上錢鈔和大餅賑濟災民。不久，開封城西出現垮塌，洪水衝進城內。牛鑑跪在地上，失聲痛哭，為開封民眾祈禱。開封民眾大為感動，自發運料築城。

洪災過後沒多久，清朝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丙辰，牛鑑接到道光帝聖旨“兩江總督缺，著河南巡撫牛鑑署理立即馳赴新任”，赴任兩江總督。訊息傳出去後，開封民眾來到衙門前，懇請牛鑑留任，場面十分感動。《汴梁水災紀略》記載：“難民男婦簇擁至，無路，皆泣涕哭留，並有關鎖其衙門者。巡撫牛百方泣諭，不散。卒不能啟門，不獲已從後便門乘小肩輿竊出，自西門登城至北城，一路四五里，紳士、商民及助工土夫處處置酒泣送，城上幾無隙地。巡撫牛一路步行，撫慰至北門下城，署巡撫鄂順安握手親送之上船，揮淚而別。”

綜合不多的文獻及發表文章中對牛鑑的介紹，他出生貧寒，勤學苦讀。走上仕途之後，體恤百姓，勤政廉潔。在道光、咸豐年間清朝走下坡路的時期，牛鑑應算是一個清官、百姓擁戴的好官，歷史自有公論，不能因為簽署了《南京條約》而全盤否定其一生，功在其主政地百姓，過在千秋。牛鑑的文學及書法有相當的造詣，由於其簽署《南京條約》這一過的部分，歷史上得不到相應的客觀評價。

（牛鑑畫像，取自網路）

清朝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8月29日，牛鑑同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在南京下關江面的英艦“皋華麗”號上，同英國簽定《南京條約》，清朝政府同意英國的條件沒有提出異議。南京條約上中方簽字人的簽名為什麼認不出來？一種說法是這三人內心都知道這個字簽下去會遺臭萬年，招後人唾罵，所以就拿筆胡亂劃拉幾下，好讓後人認不出筆跡，這確實比較可信。

（條約上三個簽名，看不出誰的簽字，圖片取自網路）

道光皇帝雖然覺得牛鑑辜負了自己，但到底沒有痛下殺手，放了他一馬。清朝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二月十六日，道光皇帝讓牛鑑繼續到河南戴罪立功治理河道，授於七品官銜。兩江總督牛鑑至此職降七品。對於牛鑑來說，治理河道才是“專業對口”，一個弱不禁風的讀書人，帶什麼兵，打什麼仗嘛？但，中國歷史上趕鴨子上架的事還少嗎？讓牛鑑帶兵打仗本身就是點錯將用錯人，但這能怪到聖上的頭上嗎？不能啊，所以，牛鑑出賣香港，“賣國賊”的鍋就揹著吧，而且註定要背上千秋萬代。

​ 從這枚印章篆刻水平及用印材判斷，應該是牛鑑倉促上任，匆忙所刻，一定不屬於朝廷造辦處精工所為，倒也符合牛鑑本人節儉及道光年間清廷內憂外患的實際狀況，新官上任時有印可用就不錯了，那還顧得上精雕細篆？說不定，“兩江總督牛鑑之印”本身就是磨掉其它印面後的重刻。

將來有機會，如果能在哪家博物館看到有加蓋此印的牛鑑作為兩江總督籤批的批文，才能鑑定印刻的真偽，如果確認為真正的“兩江總督牛鑑之印”，倒不失為是一件研究道光年間總督關防印的實物資料。或許可以讓它迴歸甘肅故里，讓甘肅鄉親近距離看到從西北走出來的“兩朝帝師，封疆大吏”牛鑑留在社會上為數不多的遺物。如果甘肅省博物館的朋友們看到此資訊，可以聯絡本人，如果經鑑定確為武威人牛鑑所持總督之印，就讓此印安放主人甘肅故里吧！

（本文參考了網際網路上有關牛鑑的相關文獻及結合收藏印章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