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朱元璋的明朝勢力異軍突起，在短時間內就掀翻並取代了元帝國。為了能迅速聚攏各方人心，先是提出要驅逐胡擄的道義大旗，接著又以蒙古大汗的繼承人自居。但由他親手締造的新朝，無疑是在意識形態層面最保守的中原正統政權。
然而，若後人翻看整個明朝的軍事發展史，就會發現不少詭異的跡象。這個始終自我標榜為拒外先鋒的帝國，往往在私底下最愛使用番兵番將。甚至發展為無法割捨的地步，堪稱古代世界的口嫌體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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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明朝既定方針的自我矛盾性，就必須從朱元璋親手訂立的諸多政策講起。雖然之前的蒙古統治尚不足百年，卻因固有習慣而讓整個東土都毫無保留的敞開大門。因此，除了隨征服者大軍南下的大量蒙古-色目軍戶，還有不少移民是稍後走絲綢之路而來的商貿團體。分佈也不侷限於黃河以北或長江兩岸，幾乎呈網格狀輻射到各省的交通中心。所以，不但沿海的廣州、泉州出現了移民社群，連大運河沿線的江淮城市也充滿了異域情調。
針對蒙古統治者北逃後的普通遺留人口，朱元璋制定了相對苛刻的限制性措施。比如要求他們不得繼續保持族內通婚，而必須同漢民實施結合。同時還對民間的商貿活動大加限制，儘可能以只對自己負責的官營機構予以替代。鼓勵更多人參加科舉考試，而以海禁策略規勸他們放棄蒙元時代的營生模式。因此，明朝只用不到百年的時間，就將大部分地區的文化隔閡消除。
朱元璋的紅巾軍雖然驅逐蒙古人 又大量任用俘虜當騎兵
但在具體的軍事領域，朱元璋的態度卻與處理民間事物時截然相反。這是因為在起兵爭天下的階段，他就非常重視那些俘虜來的特殊人才。例如幫助其攻克蘇州這類大城市的投石機，就是由波斯裔匠戶製造的回回砲。考慮到元朝還首先發展出金屬的管狀火器，紅巾軍的技術革新無疑還是離不開某些特定人群。此外，蒙古軍戶的騎術技藝也為南方系步兵所不能企及。所以，朱元璋在坐穩江山後便將大量蒙古俘虜分配到各地方衛所駐屯，並要求地方長官不得強制干預其生活模式。甚至還在靠近前線的北平設立專門機構，以非常優惠的手段繼續從草原方向招募更多蒙古人投誠。至於在漠南蒙古與河西走廊等特殊地域，明朝還會直接認可蒙元時期的地方軍戶，將酋長冊封為世襲土官。為的還是讓這些人給自己提供高質量騎兵，順便充當其阻隔北元勢力反撲的前線緩衝地帶。這些繼續世襲罔替的蒙古軍官，待遇和自由度也往往好於內地的同級官僚。
然而，朱元璋如何都不會料到，自己的這些特殊安排竟會在死後被兩位子孫打臉。1399年，就藩北平的燕王朱棣突然起兵，掀起了同室操戈的靖難之役。大量來自朵顏三衛的蒙古土官，就帶著自己的人馬加入到叛軍一邊。侄子建文帝為削平叛亂，也發動了大量蒙古軍戶來協助步兵主力作戰。結果，兩支編組結構和戰術風格完全趨同的部隊，在大運河沿線激戰數場。由於朱棣的蒙古騎兵質量更佳，多次在危難時刻靠這些草原武士扭轉乾坤。倒是那些小股分散在內地的歸化軍戶，經常顯得弱不禁風，直接葬送了年輕皇帝的鐵打江山。
手中蒙古騎兵的優劣 決定了靖難之役的勝敗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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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15世紀，朱棣及其後代的明朝都依然維持祖制，但由此產生的問題也是接踵而至。明成祖在篡位成功之餘，不忘將立下汗馬功勞的蒙古土官都舉族內遷。不僅自動放棄了北方前線的緩衝地帶，也讓這些原本還保有尚武習俗的番兵番將們都迅速腐化。
為了能將更多優質部隊握在手中，朱棣改組了自己父親留下的禁衛軍體系，建立了後人耳熟能詳的三大營。其中的三千營部隊，就是一支全部由歸化蒙古人組成的騎兵力量。與之相對，許多明初安置在地方上的衛所蒙古兵，就在不知不覺中被取消建制。類似的操作也在技術部門中出現。當不少後人將目光侷限於禁軍的神機營，就容易忽略地方軍有不少部隊到百年後還很難大量配備火藥利器。但這些短視操作的結局，就是明朝軍事力量的早衰性破敗。
歸化蒙古兵的地位 在明朝中期不降反升
1449年，明英宗為反擊新崛起的瓦剌蒙古而御駕親征。凡是看過點歷史的讀者，就不會不清楚之後的土木堡戰役結局。雖然官僚們在事物不斷將責任甩鍋給太監王振，卻無法掩蓋明朝最精銳部隊的戰力羸弱。事實上，皇帝之所以要親力親為，完全是因為前沿的邊軍屢戰屢敗。但由他自己帶往宣鎮的大批禁軍，同樣在稍加復興的蒙古人面前不能支撐。期間，還有蒙古裔將領站出來為恩主殉國，卻早已不能憑一己之力來挽回頹勢。
不過，明英宗本人也是一個熱衷軍事手段的皇帝。為了打服雲南邊區的麓川土司，他曾在近10年時間裡多次發兵，卻屢屢為並不如先祖善戰的對方逼退。於是，明朝轉而開始大量徵用附近的土司武裝，充當縱橫西南前線的實際主力。因為在當時的雲南、廣西、貴州、湖南、四川和廣東個別地區，都存在著大批苗人、壯人、傣人等地方勢力。不少首領的家族在宋元兩朝就接收朝廷冊封，地位等同於西北邊區的蒙古土官。朱家天子繼承了這一做法，並在明朝進入中期後才發其現價值巨大。
西南各省的土司兵 也在明朝中期淪為主力
於是，詭異的景象就貫穿於那個百年。每當南方地區出現農民起義或土司叛亂，明朝就會以不同體系的土司兵趕往交戰。至於從北京沿運河南下的督戰隊，也往往是來自三千營的蒙古裔騎兵，連主要使用火器的神機營都顯得可有可無。同時，普通的內地衛所部隊也隻身居二線，更像是為前線的番兵番將們在充當後勤運輸力量。這個趨勢不斷髮展，就演變為北上防禦蒙古扣邊的苗人士兵，以及調往沿海剿滅倭寇的廣西狼兵。雖然只佔龐大明軍的極小比例，卻發揮著遠超數量比的巨大貢獻。
諷刺的是，在16世紀初抵達的西洋人看來，明朝所倚重的狼兵也只是勉強應付水平。由於大航海時代的開啟，不少駕駛各類船隻的葡萄牙人開始造訪廣東、福建與浙江沿岸。他們最終在今日的澳門獲得了一個小小立足點，並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王朝中後期的新式番兵力量。當大量的倭寇不堪閩浙兩省的官軍追繳，便開始將珠江三角州作為新的活動區域。結果，向來是海防重地的廣州竟沒有任何面向外海的防禦措施。海盜們屢屢成功闖關，在省城門外肆無忌憚。地方官府只能找停泊澳門的葡萄牙商船幫忙，最後又不得不允許他們在當地發展炮臺等軍事設施。原本名不見經傳的海濱沙洲，就這樣一躍成為珠江流域的海防閘門。
驅逐葡萄牙商船的明朝水師 轉手又需要靠對方給自己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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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明朝這種對番兵番將的口嫌體直，也終究有窮盡資源的那天。因為這些體制外力量的最大優勢，就是儘可能少的佔用府庫開支，且戰力效費比要高於渾渾噩噩的官軍兵痞。但隨著明朝自身財力的減少和戰爭頻率的增加，這些打擦邊球性質的手段也就不再那麼高效。日益內卷的官僚隊伍，更是害怕有能力的新群體會淘汰自己，對於此類措施的態度也就更加抵制。
1592年，豐臣秀吉的日本戰國軍隊登陸半島，逼著李氏朝鮮的國王向宗主求援。萬曆皇帝的明朝立刻將手頭的精銳都派往前線，卻意識到自己是可用之兵已是少之又少。換做先前漢唐帝國，可能會立刻想到徵用藩屬部隊填坑，但完全以文弱士大夫為核心的明廷卻不願意如此行事。於是，不僅南方的葡澳和越南兵都沒能到場，北方的規劃蒙古或建州女真也沒辦法表現自己。明朝只能花更多的錢，將部隊從寧夏、廣東和浙江調來，將原本能一鼓作氣的決戰拖延為長期消耗。唯一的收穫，就是在戰後獲得了少許日本武士和朝鮮火槍手。
理論上的所有優勢 並不能確保明軍在半島輕鬆獲勝
當時代的大潮進入17世紀，日暮西山的明朝已在各方面都顯得老態龍鍾。北方邊境的蒙古依舊是老大難問題，西南邊區又冒出了富有攻擊欲的緬甸，而東南沿岸也迎來了志在顛覆舊格局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一時間，被俘虜的日本武士隨將領開往雲南前線，日趨衰落的澳門則不斷替廣州承受荷蘭炮轟。至於過去被視為三教九流的海盜，也就順理成章的被詔安為鄭氏家族。等到努爾哈赤的後金與李自成的農民軍爭相躥起，朝廷又不得不發動蒙古王公、朝鮮火槍隊和秦良玉的四川土司兵去疲於應付。但這些後援要麼很快被敵對陣營收買，要麼就是能力有限而力不從心。
1644年，多爾袞的清軍從山海關大舉南下，麾下就有不少自明朝轉投來的番兵部隊。既有先前聯合抗敵的蒙古騎兵，也有被多次俘虜的朝鮮士兵和接受西洋訓練的專業炮手。但退往長江對岸的南明依然比對方更加依賴外部援助。一度蝸居舟山群島的魯王政權，就期望日本的德川幕府能派兵保護自己。作為唐王政權支柱的鄭芝龍，也靠自己的外國女婿招募了一支黑人火槍手部隊。堅持到最後的桂王小朝廷，都會派人去歐洲面見羅馬教皇。但當秦良玉這樣的忠誠土司病死，澳門來的僱傭軍在廣州陷落時團滅，天下興亡的交替也就不再存有多少變數。唯有先前還高舉華夷之辨計程車大夫們，更能心安理得的集體倒向新朝。
入關清軍所遭遇的堅決抵抗 大都不來自前明體制內力量
顯然，明朝在得勢中口嫌，又在落難中體直。這樣的處事態度也遠遠不限於軍事領域，卻又在這個層面表現的尤為顯著。這也是朱家天子不斷揮霍資源，將滿手好牌徹底打爛的必然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