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早熟的國家，在兩千多年前就發明了中央集權制。在這套制度發明之前，人類幾乎不可能在數百萬平方千米的疆域內建立統一的國家。由於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統治者無法讓千里之外的人們都俯首聽命。

周代雖然建立了諸侯制，但由於天子對諸侯的控制力太弱，各個諸侯逐漸獨立成了國家。秦漢發明的中央集權則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僚體系，體系中的官員們由中央任免和控制，對人民進行統治，同時又相互監督、相互制衡。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最重要的手段是財政，除了中央之外，其餘機構無權收稅，也不能給官員發放工資。這樣，官員就成了中央政府豢養的統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則透過官僚網路牢牢控制了民間。

但是，中央集權制卻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隨著政權的延續，官僚機構作為整個帝國的維穩系統會變得越來越龐大，讓古代的農業社會逐漸養不起。在王朝建立初期與和平時代，官僚機構的規模還比較小，這時，可以透過正規的農業稅來養活。可一旦進入戰爭狀態，或者到了王朝後期，官僚體系膨脹過於快速，僅僅靠正規的稅收就無濟於事了。這時，就會進入一個快速的財政擴張期，皇帝發展出正規稅收之外的各種手段，從民間攫取財富。

最早進入皇帝視野的是國有企業。

早在漢武帝時期，就已經摸索出了一套建立國有企業的方法。漢武帝繼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本來是財政富裕的時代，但他發動針對匈奴的戰爭，迅速耗空了國庫，僅僅靠農業稅無法彌補財政赤字。為了獲得更多的收入，漢武帝決定依靠政府對於自然資源的壟斷，建立一系列的國有企業。當時鹽和鐵是最主要的自然資源，圍繞著鹽鐵也形成了最先進的工業部門，可謂漢代的IT行業。漢武帝圍繞著鹽鐵資源，壟斷了經營權，建立了一系列的國有企業。民間為了購買鹽和鐵，必須向政府支付更高的價格。壟斷前後形成的價格差，就成了漢武帝的戰爭經費。

除了建立國有企業，漢代還第一次將貨幣發行權壟斷到中央政府手中，從而可以利用貨幣貶值（鑄幣時代主要是靠往銅中摻入其他賤金屬來實現），從民間抽取財富。

漢代之後的大部分朝代都繼承了武帝的衣缽，在建立資源壟斷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對中國民間經濟的第一道緊箍咒。

唐代則為中國現代經濟提供了另一個藍本：土地公有制。

唐代的土地公有制源頭來自北魏，並經過北周和隋，最終傳給了唐。它規定：當一個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給他一塊耕地；作為交換，一旦他成年，就必須向政府繳納土地稅；當他死亡時，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發給其他的新生人口。這種制度下，政府是全國最大地主，農民只是終生的租客，稅收就是租金。

在1978年之後，中國農村也曾經實行過類似的分地制度。

另外，與現代中國類似，唐代也是一個政府參與經營的時代。皇帝允許每一級政府、每一個衙門擁有經營性土地和資金，這些衙門都可以參與市場經營活動，掙錢來籌措一部分財政資金，維持自身的運轉。可以說，唐代的政府也是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但唐代的官營效果很差勁，常常處於虧本狀態。主要原因在於，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雖然可以短暫獲利，但從長遠來看，不僅會攪亂民間秩序，也無法保證政府持續獲利。而政府由於不懂經營規律，所做的商業活動要麼無法盈利，要麼只能實行強買強賣。結果，政府不僅沒有從經營活動中獲得足夠的財政收入，反而導致唐代的中央財政捉襟見肘，狀況一直不佳。

正是由於糟糕的財政，唐玄宗在盛世時期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建立了節度使這個職務。在此之前，中央政府總是把一個地方的軍權、財權和行政權分在不同的官員手中。但隨著中央財政的崩壞，皇帝往往拿不出錢來養活邊關的軍隊，於是，他把邊關地區的軍權、財權、行政權合併起來授予同一個人，讓他自己想辦法收稅，再用這些稅收養活軍隊打仗。

節度使的設定，破壞了正常的官僚制度，無法產生有效的制衡，使得節度使反而大權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並最終導致了安史之亂。

可以說，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個財政問題，再擴大成為一個軍事問題。

在漢唐的財政經驗之外，宋代則為中國提供了最後一個強有力的工具——紙幣。從宋代開始，中國的每一個朝代（除了清代）都會產生劇烈的紙幣通膨，中央政府突然發現，紙幣是一種更容易攫取財富的工具，並且迅速濫用。即便到了現代，世界各國也都發現紙幣是一個快速的籌款工具，並傾向於過度使用，最近世界性的流動性氾濫就是這樣的結果。

從上面的回顧也可以看出，國有企業、土地公有制、金融壟斷，這三大制度在中國古代都有了非常深入的實驗。而它帶來的結果也在一次次重複，每一次的重複雖然有特殊性，卻又有許多規律可以追尋。（轉自《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