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秦族與殷商族的友好關係源遠流長。據文獻記載，至少在成湯滅夏伊始直至春秋時期，兩者一直都保持著榮辱與共甚至生死與共的密切關係。
《史記•秦本紀》記載：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以“姚姓之玉女”為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麵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
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惡來之父也為殷人殉葬，史記說：“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
嬴秦先祖費昌去夏歸商，為湯御，征服韋、顧、昆吾，激戰鳴條，一舉克夏，之後嬴姓多顯，遂為諸侯，至商亡之前世代服事於商，或協助商王治國理政，或率軍駐守西北邊垂、征戰戎狄。周武王勝商，嬴秦先祖、猛將惡來被誅殺，其父蜚廉殉商，嬴秦族星散各地，或在中國，或在戎狄。
中潏之子蜚廉、蜚廉之子惡來都是效忠殷王朝的有名人物，古籍記載了他們助紂為虐的事，如《荀子•成相》：“世之災，妒賢能，蜚廉之政任惡來。”《呂氏春秋•當染》：“殷紂染於崇侯、惡來。”
武王克商後，殷商族和嬴姓等部族、諸侯國被分割鎮壓，但復辟勢力不甘於周王朝的統治，尋機叛周，於是發生了“武庚作亂”。
《史記•周本紀》記載：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武王死，其幼子成王即位，周公旦攝政。留在殷都作"三監"的管叔、蔡叔由懷疑而至不滿，武庚乃乘機串通"三監"聯絡東方故舊殷、東夷、淮夷、徐、奄、蒲姑、熊等族十七國，起兵叛周。周公東征，迅速誅滅了以武庚為首的殷貴族叛亂勢力，殺掉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霍叔被廢為庶人，參與叛亂的秦人先祖被遷往各地，一部分遷往黃淮流域，這些嬴姓氏族後來在那裡建立了一些小國，到春秋時有的還存在；一部分則被遷往西方，原來在殷商西陲的一部分秦人祖先，因西周佔據了殷人統治區，已被趕向更遠的西周邊陲，這時又有被從東方遷來的部分嬴姓氏族，兩部分加起來，就成為最大一支嬴姓氏族，他們被西周統治者趕向遙遠荒涼的黃土高原。
諸多嬴姓國參與了武庚叛亂，表明嬴族與商族在政治上投合，共同反抗周王朝的統治，兩者的緊密關係並未因周勝商而廢弛。在秦穆公時，子姓商族與親人的關係依然很密切。
《史記•秦本紀》記載：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曰奄息、仲行、針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
《秦風黃鳥》說，奄息是“百夫之特”，仲行是“百夫之防”，針虎是“百夫之御”，三人皆勇不可當。毛家坪秦公墓還發現了子車戈，有“秦公作子車用”銘文。由此可以看出：一是子車氏與秦公的關係非同尋常。子車氏從死，未必是被迫，可能是“不能同生，但願日死”的情與義使然。秦公為臣子作器，絕無僅有，也證明君臣之間情義深重。二是子車氏能征善戰，必為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立下赫赫戰功。三是子車氏也應該是嬴姓，屬於嬴姓公族。他們作為武官，很可能統領秦穆公的禁衛軍，擔任穆公身邊的侍衛長。先秦時期，公族國君的禁衛軍由“公族之良”，也就是與國君同姓同族的精銳子弟構成。
是什麼原因致使嬴秦族與殷商族的友好關係千年風雨仍然堅如磐石呢？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幾方面：
其一，同宗同源。嬴姓先祖為少昊和顓頊，子姓先祖為帝嚳，而黃帝生玄囂（少昊）與昌意，顓頊是黃帝之子昌意的兒子，即黃帝之孫；帝嚳的父親叫蟜極，蟜極的父親叫玄囂（少昊），玄囂（少昊）與顓頊的父親昌意都是黃帝的兒子，所以帝嚳是顓頊的侄輩、少昊的孫子、黃帝的曾孫。
《史記•秦本紀》記載：“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表明秦人是帝顓頊的後代。顓頊是黃帝之孫，號高陽氏。顓頊為有虞氏首領，主要生活在豫東及魯西南一帶，豫魯交界的濮陽號稱“顓頊之虛”，古今無異辭。《索隱》說：“秦、趙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這是按母系世族而不是父系世族追溯的。
司馬遷之說，得到了考古發現證明。80年代在風翔的秦都雍城發掘的秦公一號大墓，秦景公的石磬有“高陽又靈，四方以鼏平”的銘文。帝顓頊號稱高陽氏，景公石磬這句銘文是說，祖先神高陽在天顯靈，秦境內四方得以安定，像鼎的蓋子一樣平坦。
顓頊是東方民族，都城在帝丘，即河南濮陽。秦人是顓頊的後代。
《索隱》曰：“郯國，少昊之後，而嬴姓蓋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氏。”秦人也認為少昊是其先祖。這是按照父系來算的。
《史記•封禪書》記載，秦襄公立國以後，建西疇，“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自認為祖先是少昊神，少昊就是白帝。
五帝時代前期，在黃河流域存在著相互發生關係的三大集團。他們是西部以炎帝和黃帝為代表的華夏集團、中部以蚩尤為代表的黎苗集團以及東部以少昊為代表的東夷集團。少昊是東夷嬴姓族的先祖，在今山東曲阜一帶。少昊，有說是黃帝長子的，有說是炎帝后裔的。據少昊氏遷移與發展的考古學探索，少昊氏是史前東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發現的陶文和大墓證明，少昊氏不僅存在於大汶口文化時期，而且還延續到龍山文化時期，期間經歷了不斷遷移和發展的過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苢縣陵陽河一帶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遷到五蓮丹土一帶，龍山早中期又遷到日照堯王城、兩城等地，在濱海地帶形成超大規模的中心，龍山中期之末遷到了臨朐西朱封一帶，到龍山晚期又遷到曲阜一帶，期間經歷了從古國到方國的社會轉變，最後被東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權實體所取代。
從族氏看，黃帝為軒轅氏和有熊氏，顓頊為高陽氏，帝嚳為高辛氏，帝堯為陶唐氏，帝舜為有虞氏，分屬不同的族團。
顓頊是有虞氏首領，主要生活在豫東及魯西一帶，對應後崗二期文化。帝嚳氏作為子姓商人的祖先，原居住地在今山西省中南部，其兩個支系，分別遷居至晉南大夏和商丘，對應王油坊型別文化。
據《史記》《尚書》等歷史文獻記載，帝嚳15歲開始輔助其叔顓頊帝，被封於高辛，30歲得帝位，他前承炎黃，後啟堯舜，奠定了華夏文明的根基，其子契成為商族的始祖，後有殷商王朝約500年的江山。
同宗同源的共主意識和祖先崇拜的祭祀傳統，是古秦人與古商人維繫團結的精神紐帶。
或曰，五帝是傳說，少昊、顓頊和帝嚳是否真實存在過，仍需考證；或曰，秦人奉顓頊為遠祖，是一種攀附，歷代秦君都宣揚此事，是出於外交乃至生存發展的需要。我還是篤信水有源、樹有根，嬴姓秦人以少昊、顓頊為遠祖，子姓商人以帝嚳為遠祖，不是空穴來風。
沈長雲指出，五帝之帝，按訓詁說，實在是指自己祖先的牌位。《禮記•曲記》說：“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帝就是後人所立祖宗的牌位。對於自己祖先的牌位名號，想必人們（主要是主持祭祀的各姓氏集團的貴族）是不可以隨便加以想象或隨意杜撰出來的，那樣的話，就是對祖先的不尊了。儘管祖先都生活在距離自己很久遠的年代，但我們知道古人對於自己祖先的記憶同樣也會保持得相當久遠的。這在古代、近現代一些少數民族地區那裡可以找到佐證。例如彝族某些家支透過父子連名的方式，可以將自己的祖先上溯到五六十代甚至上百代以前。所以五帝的名號產生雖晚，但亦可相信是出自古代真實的歷史。
美國《發現》月刊網站登載一篇題名為《古老的故事可能事實多於虛構》的文章。文章認為，在文字尚未出現的社會，口述故事同樣受到依賴，被認為必不可少且意義重大，它還傳達了各種知識及人生經驗。這種口頭傳統可以被視為“書籍”，儲存在真正聽過並記住這些內容的人的頭腦圖書館。人類對一萬年前發生的事情有著直接記憶，這一結論與許多人類學家及他人對這種口頭傳統的事實根據及存世時長所做的推斷背道而馳。更廣泛的意義的科學通常對此不屑一顧，在很大程度上將其視為人類學的好奇心使然，是定義特定文化的細節。如今，我們許多人不得不以其可能具有更多內涵的視角看待古老的故事。不管還能在哪些文化中找到它們，對現存口頭傳統加以保護勢在必行——它們有助於定義我們所有人。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五千年，多麼漫長，多麼遙遠，滄海桑田，世事鉅變，讓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然而，你細想過沒有？如果生命記憶以50年為單位可以對接傳承，那麼，從今天回到5000年前，在我們前面只站著100人，彷彿回首則一覽無餘，如此玄想，五千年又多麼短暫。
其實，少昊、顓頊和帝嚳是否存在過，是不是秦、商的遠祖，都不重要。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重要不同之處在於，史書、舞臺、影視等傳媒呈現的歷史人物及其事件，無論真偽，都有其致用性。
在上古歷史敘述中，普遍存在神話傳說與歷史事實糾纏的問題。歷史的詭異之處在於，一旦一個傳說延續久遠，會根深蒂固地印入人們的腦海，成為一種被普遍接受的知識和觀念，而這種知識和觀念一旦進入啟蒙教育領域，代代相傳，並以某種儀式不斷強化，就演變成了人所共知的“史實”。
黃永年先生曾感慨地說：“有關黃帝的考證，已經快一百年了。但是，我們對此卻不在乎其真偽問題。而且，史實真相之不能得到澄清，原因不在於缺乏史料，而在於人們並不需要。”即使是錯誤或造偽的史記和歷史知識一樣有致用性，人們往往更看重它的致用性而非真實性。
五帝之說隨著《史記》流傳至今，早已深入人心，世代形成共識一一黃帝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黃帝以下血脈相承，逐漸繁衍出整個中華民族。這一觀念，成為數千年來中國人一種共同的精神寄託。中華民族心理上更認同統一，而不是分裂，與此有很大關係。
嬴秦與殷商的祖先崇拜也體現在它的致用性，而不必糾纏它的真實與否。
其二，文化認同。商族最初活動於黃河下游，嬴秦族屬於東夷集團活動於山東半島，嬴秦族居地在商族居地的東面，文化習俗交相侵染。夏文化發生在現河南省之西部，黃河大麴之南岸，伊水、洛水兩岸，及其流入黃河的丫枝地帶。殷商文化向西直達渭水流域，早與周文化相接觸，而向東則達今山東、河北兩省沿海，中間包有濟水流域的低窪地帶，向東北直至遼河流域，向南到淮水流域，向西南到漢水流域之中游，抵達長江北岸。嬴秦族受商文化的影響很深，幾百年來生活在商文化核心圈內，對商族有一種文化的認同。
殷與秦有諸多相同之處：
從觀念信仰方面，殷人與秦人都奉“玄鳥”（燕）為祖先，留下了與玄鳥相關的祖先產生的傳說，反映他們的祖先曾經有過共同的“圖騰崇拜”，其共同崇拜的圖騰就是燕。燕圖騰崇拜，或與燕是春天的使者，帶來生機與美好有關係。近年，學者認為殷人對太陽、玄鳥、桑林的崇拜，構成了日神崇拜的信仰體系。桑林為太陽出入之所，而金烏又揹負太陽飛越天空，三者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絡。其實，嬴秦族也是如此。少昊時期是史前鳥圖騰崇拜最盛的時期，鳥崇拜與東方尚日民族崇拜太陽是一致的。東方尚日民族認為，太陽上面有一隻三足神鳥，又稱踆鳥、金烏、赤烏、陽烏、三足鳥、烏鴉、金酉、卯昂等，太陽的升起到降落，是由三足神鳥馱著太陽由東而西飛過去的。空桑（曲阜）又是東夷人的核心活動區域。《史記•封禪書》記載：作鄜畤後九年，（秦）文公獲若石雲，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雲，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秦文公以為天降隕石是金烏下的蛋，視為神物，命之陳寶，設陳寶祠，殺一隻牛祭祀它。之後，秦國君一直祭祀陳寶。戰國時，秦武王建陳寶祠齋宮，即羽陽宮。羽陽，金烏承載太陽；陳寶，金烏蛋，反映出秦人對太陽和金烏（玄鳥）的崇拜。
從墓制葬式看，秦人的陵墓形式遵循殷制，殷制天子墓為亞字形，諸侯墓為中字形，有嚴格等級限制，秦墓僅以諸侯自居，不敢僭越。其他像墓壁、殉葬（腰坑、殉狗習俗）等方面，秦墓與殷墓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商秦喪葬流行人殉與人祭。周人不流行殉人，商文化墓葬裡流行殉人，秦人繼承了商文化的特點，高等級墓葬是流行殉人的，並且屢次用人祭。
祭必殺生，到商中晚期後發展到大量使用人牲。那些完全無法主宰自己命運的社會底層成員（包括被俘虜、掠奪過來的人），被活生生地投入火中、沉入水中、埋入土中，或者死於刀斧之下，以示他們的靈魂被送到了神祇的身邊供神驅使，從而取悅於神靈，求得神的庇佑。殷墟考古發現，一次人祭可以用300至400個活人祭品。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人殉——把活人埋入墳墓去陪伴死者，殉葬者除了最下層社會成員外，還有商王的近臣、嬖妾和侍衛。《墨子》記載：“天子（諸侯）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這完全符合商代的情況。商王死後，被殺殉陪葬的人都在幾十至一二百人之間；武丁之妻婦好的墓中，也發現了十五具人殉遺骨，可以辨認的有男性四人、女性二人、兒童二人。
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是春秋早期的墓葬，其二號墓是“中”字形大墓，東西兩條墓道，東墓道為主墓道，二層臺上殉7人，填土中殉12人。
鳳翔秦公一號大墓殉人188個，墓道里殉人20個，槨室周圍二層臺上殉人166個，內側有72具棺、槨齊備的“箱殉”，有自己的殉葬品，可能是姬妾、近侍；外圍有94具薄木棺盛斂的“匣殉”，可能是奴隸。
秦人這種殉葬之風，直到秦獻公即位才“止從死”。同時期的國家，比如姬姓周人的國家是不採用這種習俗的，魯國的貴族墓根本見不到殉人，晉國的墓葬也很少見到殉人，但秦國大量用人殉葬，殺人祭祀，說明秦人還是保留了東夷或東方民族的野蠻習俗。
《秦風黃鳥》也記載了秦穆公死葬，子車氏的三位良臣從死殉葬。
商秦有腰坑、殉狗葬俗。腰坑相當於奠基坑。動土造墳需安撫土地神，於是，以腰坑殉牲祭祀之。考古發現，商人、秦人墓葬裡流行腰坑和殉狗葬俗，有的墓葬還以黃玉琮禮地。西北土著文化裡很少見到殉狗，但環太平洋地區的東方民族喜歡殉狗，犬祭和犬殉的習俗非常普遍。《周禮•春官》中說：“蒼壁禮天，黃琮禮地。”因為腰坑相當於奠基坑，古人相信天圓地方，玉琮外形是方的，中央后土的的顏色又是黃色的，所以，腰坑中埋玉琮，是獻給土地神的最好祭品。
商秦的車馬殉有別周人。上古時車馬很金貴，王族、貴族才有車馬，他們死後的主墓附近往往有殉葬的車馬坑。殷墟和秦公墓的車馬坑裡，車馬按使用狀態來埋葬，馬不離車，車不離馬，而周人的車馬葬方式與之不同，車馬分葬，是按閒置狀態，而不是使用狀態殉埋的。
商秦墓的陶器有商文化風格。在清水李崖遺址，即秦非子封邑所在地，考古工作者發現了19座西周時期的秦人墓葬，出土了商文化風格很濃的商氏陶器。最典型的就是陶鬲，它帶有強烈的商氏鬲風格，口沿是方唇，襠部是分襠的，這在殷墟的陶鬲裡是很多見的。厚唇的陶簋，在殷墟也是比較多見的。還有折肩的大口尊。這些都是商文化風格的陶器。
梁雲在《西垂有聲》一書中指出：周墓罕見殉人，商墓則多見殉人；周墓一般無腰坑，殉狗少，商墓帶腰坑，殉狗的比例比較高；周人車馬殉葬，車馬分置，商人或殷遺民殉葬車馬坑是車不離馬，馬不離車；周人墓葬陶器的組合以鬲、罐為主，種類及數量較少，商人或周遺民墓葬陶器種類及數量較多，有鬲、簋、盆、罐等。從這幾方面來看，秦人和殷遺民關係密切，可以說是廣義上的殷遺民的一支。
其三，鬥爭需要。東夷一些部族尤其是嬴姓部族至伯益（大費）後一直與夏王朝呈敵對狀態。東夷首領皋陶、大費和夏部族首領禹皆為帝舜的重臣，當時相處很好。皋陶是大禹治水、征討“三苗”以及大禹代帝舜的強有力支持者，主要體現在維護大禹的權威、力排妨礙大禹行政上；大費則是輔佐大禹治水的頭號功臣，又善調訓鳥獸，是為伯益，舜帝因之賜姓嬴氏。
史書記載：“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在禹年邁時，推薦了東夷首領皋陶作為繼承人，可是不久皋陶死了。禹封皋陶之後於安徽六安及其以西之地，或許封在今河南許昌，後為有鬲氏。故史書說，有鬲是皋陶之後，偃姓之國，江淮之間、河南許昌、山東德州一帶偃姓之國甚眾。
“而後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闢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說：“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
《竹書紀年》《汲冢書》則說，禹以天下授益，但卻暗中把實權交給自己的兒子啟，由於伯益沒實權，又沒有樹立威信的機會，導致人心歸附於啟，啟奪取了帝位，為此伯益帶領東夷部族與啟帶領的夏部族作戰，企圖奪回帝位，先是啟被俘，後啟逃脫，組織力量反撲，殺死伯益。
伯益被殺後，這支嬴姓秦人一定是被夏王朝監管或防範的物件，受到政治上的歧視甚至敵視，他們活得壓抑而又無奈，尋機反抗夏統治的鬥爭一直存在。這與皋陶之後有天壤之別。禹推薦皋陶為禹的嗣位者，皋陶不久去世而未遂，但皋陶之族與禹及子啟還是保持著非常密切的關係，而且這種密切關係一直延續至很長時間。有鬲氏是皋陶之後，偃姓之國。當后羿代夏，夏人面臨覆滅之際，作為皋陶之後的有鬲氏鼎力相助，是少康復國的大功臣。
夏末，商湯欲滅夏，成為天下共主，嬴秦部族無疑是他最得力最可靠的同盟軍或輔佐殷商的重要力量。於是，便有了費昌去夏歸商，為湯御；嬴姓多顯，遂為諸侯；中潏在西戎、保西垂；蜚廉、惡來成為紂王腹心，惡來戰死，蜚廉殉國。
武王克商，嬴秦部族遭受沉重打擊，又因嬴秦人參與武庚作亂，一些嬴秦人被趕向西域，與戎狄雜居。眾多殷遺民和嬴秦人有共同的悲慘遭遇、仇恨記憶和政治訴求，使得他們的關係更加緊密。當秦人受到周天子賞識日漸強大之時，一些殷遺民融入西域秦部族，應是不錯的歸宿，故有子車氏輔佐秦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