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引導的武裝起義，由於其天然的侷限性，幾乎是註定不可能獲得成功的。然而最終的結果，的確是滿清政府被推翻了，這顯然不僅僅是由於他們有多麼努力，而是因為他們的對手實在是太爛了。

世界就是這樣的奇妙，歷史就是這樣充滿戲劇性。就在廣州起義失敗不久，很多革命黨人意志消沉的時候，由載灃領導的滿清政府，非常及時地給他們送上了兩記“神助攻”，直接引發了辛亥革命，使革命黨人走到了歷史舞臺的正中。

1911年5月8日，清廷裁撤舊內閣和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在新發布的內閣官制章程中，對新內閣的組織結構和職權作了明確規定：內閣由國務大臣組成，國務大臣包括內閣總理大臣一人，協理大臣一至二人，各部大臣共十人（外務、民政、度支、學務、陸軍、海軍、司法、農工商、郵傳和理藩院十部）。應該說，這種構架和當年袁世凱力爭的責任內閣基本相似，在推進中國專制政治結構的轉型還是具有很大進步意義的。

但是，載灃任用滿族親貴的禍端也在這次內閣名單上徹底暴露。當時的內閣名單如下：總理大臣奕劻（皇族），協理大臣那桐（滿）和徐世昌（漢），外務大臣梁敦彥（漢），民政大臣肅親王善耆（皇族），度支大臣載澤（皇族），學務大臣唐景崇（漢），陸軍大臣蔭昌（滿），海軍大臣載洵（皇族），司法大臣紹昌（皇族的遠支），農工商大臣溥倫（皇族），郵傳大臣盛宣懷（漢），理藩大臣壽睿（皇族）。內閣總共13人，滿族即佔到9人，其中皇族7人，漢族竟然只有4人，舉國都為之譁然。

從此以後，各省諮議局內計程車紳們，大多數不再相信滿清政府還有任何挽救的可能性了。就連一貫主張改良的梁啟超，都已經氣憤至極，他大聲疾呼：“誠能併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可迎刃而解。”他預言：將來的字典上，絕不會出現“宣統五年”這樣的字眼，也就是說，清王朝絕對活不到1913年了。

為了證明梁啟超預言的正確性，載灃又給清王朝搖搖欲墜的軀體上砍了最後一刀。主刀的就是在這個內閣中僅有的漢族人之一——盛宣懷，這位仁兄此前一直致力於挖大清的牆角，直到被袁世凱趕下臺才歇了一陣。老袁回河南後，他又被啟用，繼續自己的“另類革命事業”。作為郵傳部大臣，他宣佈了一項“鐵路幹線國有”計劃，也就是“皇族內閣”頒發的第一號檔案。最終釀成了一場著名的“保路運動”，成為了引發“武昌起義”的導火索。

平心而論，這個政策本身，是一項利國利民的舉措，因為它想解決當時民辦鐵路的困局。實際上，鐵路這個事情，如果不依靠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援，而僅僅靠民營資本，是很難建設起來的。到現在，新中國的鐵路建設，也才剛剛開始走合作的形式引入民間資本。在當時的中國，一缺技術、二缺資本，沒有大的民營企業有能力投資鐵路，所以幾乎所有的民營鐵路公司，都是由無數個小股東組成的，甚至在還有地方，透過硬性攤派的形式，讓無數的個體經營者甚至普通農民都成了股東。而實際上，即使用了這些手段，也幾乎沒有一個地方能夠湊得齊所需的經費。比如廣東籌集股本一千四百萬兩，相當於廣東境內粵漢鐵路投資的一半；湖南籌集五百萬兩，不到粵漢鐵路湖南境內投資的五分之一；四川籌集一千六百萬兩，只相當於川漢鐵路西段（成都至宜昌）投資的六分之一。相對照之下，當時由借款興辦的京漢鐵路、滬寧鐵路和汴洛（開封到洛陽，也是後來隴海線的主要部分）鐵路三條長線都陸續竣工。而津浦、滬杭甬也進展順利，不久後就可投入運營。這這些我們前面都有述說。

正如幾年前袁世凱所預料的，這些鐵路公司中的貪汙和挪用公款事件層出不窮，簡直令人髮指。比如川漢鐵路的款項中，起碼有二百萬兩被經理人貪汙；還有三百萬，被一位叫施典章的經理挪用，到上海搞橡膠股票投機，結果虧空了大半。花了六七年的時間，才修成了40多公里，這樣下去不知何時才能修到宜昌。

其實鐵路國有的政策，也是袁世凱和張之洞都強烈要求的。張之洞生前，就打算向四國銀行借債（五釐利息），修築湖廣境內的粵漢和川漢鐵路。以他個人的聲望，原本可以克服所有困難，完成這樣的工作的。但是很可惜，他的逝世，使這件事拖了下來。

同樣的事情，由不同的人來做，就可能會得到完全不同的效果。這是稍有一點工作經驗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可惜缺乏職場歷練的載灃就是不懂，所以他安排的這個執行者，偏偏就是最不應該承擔此事的盛宣懷。這個人，早在“滬杭甬鐵路風潮”期間就被人們貼上了“鉅貪”、“賣國”等等標籤。鐵路國有的政策一出，當時幾乎所有人都馬上想到：這不就是盛宣懷想重演招商局的伎倆嗎？肯定是打算利用“國有化”的旗號，侵吞民營資本。所以他越是堅持此事，就越發導致反對聲浪的增大。

而最高決策者載灃，是搞不懂民眾為何反對的，他只看到盛宣懷的奏摺，覺得裡面的陳述全部入情入理，這些阻止鐵路國有化的奸商的確十分可恨。所以決定拿出強力手段，把這件利國利民的事情儘快辦好，藉以扭轉自己一直以來的“平庸無能”形象。

說句實話，這一次盛宣懷重新出山，倒是沒有表現出“賣國”的傾向。因為有袁世凱和張之洞建立的諸多借款修路標準在前，他這次與國外銀行談成的貸款條件，都不可能跳出這樣的框架，所以可以說是符合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載灃做此決定，也是基於這樣的考慮，他認為反對者如果稍有理智的話，就應該理解自己所說的道理。他的新政府如果連這樣一件大好事都幹不成的話，其它的事情就更別提了。

但是問題在於，當時的滿清政府，隨著“皇族內閣”名單的出臺，已經等於向全國人民宣告了自己的確如革命者們所說，是“異族統治者”。就連醞釀了五六年的政治改革，也被民眾徹底看成了大騙局，所以這個政府，已經絲毫沒有公信力可言了。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被找到攻擊的把柄。

袁世凱和張之洞之所以能夠達成“鐵路國有”的協議，是因為他們既富有執政經驗，願意以協商的方式解決問題。同時基於他們長期積累起來的較強威信，使得民眾能夠相信他們不會欺騙自己。這是雙方能夠達成妥協的基礎。而攝政王載灃，則既無聽取民意的想法，更無說服民眾的威望，所以才會使得政府與民眾的對抗急劇升溫。

按當時郵傳部的“國有化”實施辦法，對於湖南湖北的鐵路股東，政府按照原金額贖回。廣東的股東，則用六成現金加四成股票的形式贖回。而對於已經實質上被貪汙挪用大半的四川鐵路集資款，則只退還現存的七百餘萬兩。對此辦法，其他三省的商人們雖然也有很多不滿，但還沒有發生大的群體性事件，可四川的鐵路股東們就不幹了。

當時的四川省鐵路董事會中的實際控制人顏楷等，因為害怕自己大肆貪汙挪用公款的問題被公開，就想辦法鼓動四川省諮議局議長、立憲派領袖蒲殿俊，並且發動起青年學生和小商戶們，用“民族矛盾”為藉口，指責盛宣懷是滿清利益的代言人，“勾結外國”來“欺壓百姓”。這樣一來，群眾的激情馬上就被點燃了。

1911年5月16日，四川省鐵路公司緊急召開第一次股東大會，決定向代理四川總督王人文請願。一時之間連上街準備維持秩序的巡警們也都被感動，跟著一起遊行。王總督見群情洶湧，也答應代為上奏，請求暫緩接收。他在奏摺中指名道姓地指斥盛宣懷“欺君誤國”，認為借款合同喪失利權太大。不料這份奏章上去後，反而遭到朝廷的斥責，說川路公司“虧倒鉅款，殃民誤國”，連王人文也被申飭。

在這個關鍵時刻，載灃的輕躁性格再次暴露出來。終於導致失態一步步升級，引起了一場無法撲滅的熊熊大火。

他認為王人文是個書呆子，辦事太過拖沓，才導致地方發生這樣的大事。所以改派駐藏大臣、以處事幹練果決聞名的趙爾豐來應對此事。這一任命，不但讓這位為國操勞一生的“白頭將軍”晚節不保，更為之陪上了滿清王朝的全副身家。

亂起

山東萊州趙家，在清末應該是得到過文曲星的眷顧。出現了“父子四進士”的盛況，其中就有擔任過四川總督、東三省總督，後來主編《清史稿》的趙爾巽。然而趙爾豐卻沒有父兄們的應試能力，依靠捐官才得以進入仕途。不過他為國家做出的貢獻，卻遠遠超出了父兄們。

清末的西南邊陲，正處在英國殖民者的虎視之中，他們強迫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拉薩條約》，企圖蠶食中國疆土。而位於青藏高原東部的西康地區，管轄權還在各部族土司的手中，中央政府對這些地方的實際控制力，甚至還不如西藏。1903年，擔任四川建昌道臺的趙爾豐敏銳地看到了這一問題，向中央提出了《平康三策》，建議在西康進行“改土歸流”，即用中央統一任命、三年一換的“流官”來代替此前延續千餘年的世襲土司管理，從而加強中央控制力、加速當地經濟和文化發展，其最終目的，是讓當地的人民能夠達到與內地同樣的生活水平，同時鞏固國家的邊疆安全。

此後在康區發生的“鳳全事件”（駐藏大臣鳳全處理民族矛盾失當，激發了康區少數民族叛亂，自己被殺），讓趙爾豐有了落實自己戰略藍圖的機會，他一面率領大軍，克服種種困難，平定了叛亂；一面著手對當地的舊制度進行改革，透過解放農奴、興辦教育、發展經濟，在短期內讓地方面貌有了不少變化，為西康地方的民族安定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此後，趙爾豐又被任命為駐藏大臣，率兵入藏，屢次擊敗受到英國操縱的叛軍，接著採用恩威並施的手段，安撫了地方勢力的情緒。有力地阻止了英帝國主義分裂中國、染指西藏的陰謀，維護了國家統一。

趙爾豐調任四川，對於大清政府來說，是一個拆了東牆卻又補不了西牆的錯誤。其第一個後果，就是新任的駐藏大臣無法處理西藏的複雜局勢，導致所有駐軍被趕出西藏，險些造成國家分裂的惡果，而且流毒至今，難以解決。

但是載灃再度要求強硬鎮壓，趙爾豐則回電：“此時如純用壓力，反抗必籍此而起。”

被載灃寄予厚望的趙爾豐，居然也不聽他的調遣，這讓其內心深處的滿漢情結再度爆發。載灃就此開始懷疑起所有的漢族官員，認為他們處理此事的態度都有問題。於是命令湖廣總督瑞澂和前不久被重新起用負責川漢鐵路管理的端方兩名滿族官員過問此事，在8月下旬讓端方帶領湖北的軍隊進川。

這一舉措，使得四川的局勢頓時激化起來，成都市民開始行動起來，商人罷市、學生罷課，集體上街遊行示威，動輒有數萬人聚集到街頭。而趙爾豐則手足無措，他對示威領袖羅綸和鄧孝可說：“我個人自問沒有做過對不起四川人民的事情，你們這樣逼我，會把事態越鬧越大的，你們如果為真的想辦好鐵路，請儘快恢復正常工作。我再努力想辦法。”

但沒有任何人打算給他想辦法的空間。

一方面，民眾連續多日在全城主要道路上游行示威，還抗著光緒皇帝的牌位，成都的全城人民，也拿去世兩年多的光緒皇帝說事，家家戶戶都掛著紀念光緒的印刷品。上面有“川路準歸商辦”字樣，這是光緒時期頒佈的一份詔書中的內容。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一絲鬆口的跡象也沒有。任憑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請求，甚至一天幾次地給總理大臣奕劻、協理大臣那桐等人私下求情，得到的還是“嚴厲處理、捉拿首要鬧事者”的上諭。與此同時，端方在帶領著隊伍已經啟程，要是等他到了成都而遊行仍然繼續的話，趙爾豐的頂戴花翎肯定不保，說不定還有更大的災禍。

在戰場上殺伐決斷、屢建奇功，在處理民族事務時集思廣益、處事周詳的趙爾豐，在面對自己同胞的逼迫和皇帝的嚴令之時，卻始終無法尋找到解決途徑，變得進退失據，最終釀成大禍。

9月7日，被逼急了的趙爾豐走出第一步失著，他以談判為名，軟禁了保路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蒲殿俊、羅倫、張瀾等十餘人，希望這樣能夠迫使他們停止鬧事。結果適得其反，引起了更大的民眾反抗浪潮，當天便有幾千人手捧光緒皇帝的靈牌，將總督衙門團團圍住，要求釋放蒲殿俊等人。

也許是趙爾豐自己下的命令，也許是他手下人自作主張，總之有人混進了請願隊伍，搞起了打砸放火的活動。（綜觀古今中外，在一個國家產生重大內部對抗的時間節點，在國內外各種勢力的攪動之下，很多原本出於和平目的的請願示威活動，都會因為個別人混入其中暗中搗鬼，導致其性質變為街頭暴力。）這一下，引爆了多日以來積聚的緊張空氣，把事態引向了無可挽回的深淵。

最終，在上下雙重壓制下失去理智的趙爾豐，下出了最後的敗著：下令對人群開槍，之後，還變本加厲，派出騎兵驅散群眾，造成了震驚中外的“成都血案”。有關這場血案中的死難人數，有幾種版本，大約在三十至六十之間。

事態發展至此，已經沒有緩和的餘地了。趙爾豐封鎖訊息，並把這些死難者稱為“亂黨”。

而在保路同志會這一方，也只能尋求暴力對抗的道路。革命黨人決定發動全川的群眾。他們充分發揮了創造力，裁取了上百塊木板，在上面刻寫了趙爾豐的暴行，然後包上油紙，分散投入了岷江之中。利用曲折而快速的江流，把傳到了四川很多地區，這個發明被時人稱作“水電報”。

各地的保路同志會聞訊後紛紛展開行動，成都附近的同志軍（以哥老會為主）甚至次日即進攻成都。七八天後，各地逼近成都的起義軍達一二十萬之眾，將成都圍了個水洩不通。趙爾豐既要防內又要攻外，顧此失彼，狼狽不堪，陷人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只得急切通電求援。面對四川的危局，載灃對趙爾豐也失去了信心，隨後便決定傷派鄂、湘等6省援軍赴川。同時，清廷還催令端方迅速西進，並起用曾任四川總督的岑春煊，會同辦理剿撫事宜。但是，其他的官員對控制四川危局和清廷也同樣失去了信心。後來被責令入川的端方和岑春煊都延宕不前，不願去蹚四川這趟渾水。趙爾豐無奈之下，將蒲殿俊等人全部釋放，但也不足以挽回敗局。

與此同時，四川省諮議局也派出人員，向湖廣地區的諮議局釋出成都血案的訊息。這也有力地刺激了其他地方諮議局中的人員，讓這些原有立憲派人士，迅速轉身為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在後來的武昌起義和湖南起義的過程中，兩省的諮議局長湯化龍和譚延闓，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川的保路運動，是辛亥革命的導火索，為武昌起義創造了發動的最佳時機。而說起這場事件，卻讓人不勝唏噓。其實無論是清政府高層，還是廣大民眾，都是本著良好初衷的。雙方如果能夠進行正常的溝通，則有可能使這件事得到合理的處置。

然而，在這樣特定的歷史時期，一個不成熟的政客，和一個輕躁的主政者，作出了看似有理的決策。結果卻是被極少數別有用心的犯罪分子所利用，點燃了全民心中隱藏已久的不滿情緒，最終導致了國家的傾覆。而對於民眾來說，除了得到一個所謂的“共和國”之外，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好處。在其後相當漫長的一段時間裡，這個國家和人民，仍然在黑暗中反覆摸索。如此的一個結果，應該是沒有任何人能夠預料得到的。

（以下思路部分源自蕭功秦）保路運動之所以能夠有如此強大的社會動員力，形成了全四川幾乎全社會參與的政治抗爭運動，並且帶動了全中國士紳階層的反清情緒，是因為其具有相當深刻的思想根源。這是由當時的社會中，在觀念層面的經濟排外主義思潮、社會層面的排滿民族主義勢力、政治層面以諮議局為代表的地方自治力量，三方面密切結合、相互影響而發展出的結果。

首先，保路運動的思想基礎是經濟排外主義。這種思潮主張的是“文明排外”，與近代歷史上的保守排外派不同，經濟排外主義已經認識到工業文明的強大力量。但最大的問題是，它認定，只要激發中國人的民族危機感與愛國良知，就足以解決中國實業發展所需要的全部資金、技術與管理問題；對於商辦實業的資金、管理水平、中國現有的技術水平與裝置能力，它缺乏客觀合理的認識；經濟排外主義者對現代實業所需要的條件的複雜性，知之甚少。實際上，這幾乎就是洋務派們最初的主張，在被實踐證明錯誤之後，換了一種方式在基層民眾中的重現。

另一方面，經濟排外主義高揚民族主義的道義原則，並認定，只要喚起每個人的愛國良知，就可以解決包括鐵路集資在內的一切具體技術問題。這種思維方法與價值觀，與我國傳統中善惡分明的二分法思維模式從根本上是一致的。一旦把鐵路問題“道德化”，就會把“商辦”簡單地視為“愛國”，把“借款國有”簡單地視為“賣國”，把與他們觀念不同的“鐵路國有派”視為邪惡的賣國者來加以抨擊。這種思想，由於得到了席捲全國的“排滿民族主義”思潮的加持，從而把一個簡單的經濟和技術層面上的問題，上升為中外矛盾，最終演變為漢滿之間的民族矛盾，再加上滿族政府“皇族內閣”所形成的激化效應，極大地增強了其社會動員力。

但是其背後的問題在於，經濟排外主義所高揚的道義理念，實際上是被商辦公司中個別出於私利的腐敗分子所利用。這些人假借“愛國”的堂皇口號來掩蓋自己的卑劣罪行，從而獲取了“話語霸權”，把民眾中的樸素的愛國情緒激發起來，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混雜著既得利益的自私算計與愛國主義的民眾激情的保路運動。

從以上的意義來講，把保路運動，稱為一場“經濟層面的義和團運動”，應該是有一定道理的。兩者的差別在於，義和團運動的支持者是滿清頑固派，而保路運動的支持者是反對滿清政府的各類人士集合體。兩者的共同點在於，滿清政府都是最終的受害者。

更為重要的是，保路派的政治動員力量，還在於這些投機分子和經濟民族主義者成功地利用了地方諮議局，作為自己的政治舞臺。由袁世凱等立憲派改革者們倡導建立的地方諮議局，恰恰成為經濟民族主義者發起保路運動的大本營。在其後的辛亥革命全程中，各地諮議局作為骨幹力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各省報刊這些大眾媒體陣地均掌握在地方士紳與知識分子手中。而這些士紳商人又是深受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排外主義與地方主義思潮的影響的，他們與諮議局互通聲訊，其結果則是，清政府的任何國家集權行為與政策，均會在地方諮議局與報刊上受到抨擊與抵制。

在一個剛剛從文化專制“大一統”的社會中脫逸出來的變革社會中，在國民教育水平尚不發達的條件下，新生的報刊輿論缺乏多元制衡機制與傳統，一種社會思潮成為主流後，整個輿論幾乎完全是“一邊倒”，充斥著各種煽情性的“話語轟炸”。而習慣於發號施令的滿清政府，根本不懂得利用媒體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解釋，來說明鐵路國有政策的合理性，對外借款合同的具體條款和原因，乃至揭露四川鐵路公司虧空的真相，等於他們一直站在缺席審判的被告位置上。所以對於件事的旁觀者而言，根本無法瞭解政府方面的良苦用心。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開放輿論、立憲與地方自治等新政措施，不但沒有達到改革發起者原來所以為的那樣，實現民族新的認同，反而在政治分歧日益擴大的危機時期，成為反對派與政府抗爭的舞臺與基礎。最後導致了清王朝的滅亡。

在這裡，可以引申一下，我們如果站在當時中央政府的角度，應該怎樣處理這件事呢？

還是要批評一下本次事件的肇始者——盛宣懷。此人無疑是個極精於算計的人，他有著過人的聰明，而且這一次，甚至也沒有摻雜太多的個人利益。他所設計的整體方案，包括談成的貸款條件，對於國家和正常股東來說，都是相當合理的。

然而他卻完全沒有擔任國家高層決策者所需的政治智慧，政治家需要有一種對複雜的問題進行協調的能力，必須用一種更高的戰略視角去看待問題，考慮到當時政局所需要把控的關鍵點，分清主次矛盾，逐步解決。簡單來說，就是不能和普通民眾斤斤計較地談條件。

所以，當時的滿清政府，首先應該利用輿論媒體，從技術、財政、本國和世界現狀等方面，說明鐵路國有政策的合理性，做好輿論宣傳。而具體到四川鐵路這一事件而言，應該先想辦法按照民眾原來的投資，完成鐵路的贖買過程。同時清查賬戶，公佈貪汙人員的罪行，對其進行依法處置。這樣一來，不但能夠給其它鐵路的股東一個清醒的認識，也是一個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良好機會。國家雖然可能暫時承擔了一些損失，但如果能夠從那些貪汙人員處查抄收回，就是最好的結果，即使難以全部收回的話，起碼也是一次合理的政府形象投資。

對於四川民眾而言，他們流血流淚，卻爭取到了什麼呢？我們先把時鐘往後撥一段時間，看看這些股民們的民運吧。

到了民國二年（1913年）六月，新的民國政府就繼承了被它所推翻的清王朝的未竟之業。民國交通部就提出了接收湖南商辦鐵路為國有的政策。其基本辦法與清政府幾乎如出一轍。然而，這時的商辦派士紳商民們卻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們不再像一年多以前那樣，高呼“路亡國亡”的口號來拒絕鐵路國有。他們已經大大地放低了自己的要求：只求“股本有著”（能還回本錢）就可。

與清政府不同的是，後來的民國交通部卻根本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收購商辦鐵路的股本。經過協商，最後確定仍然按原先清政府的方案分年度攤還，而攤還期限，則長達十五年之久。與民國政府相比，清政府原先提出的以現款贖股方案，對於商辦鐵路公司股民來說則遠為優惠多了。股民們此時已經冷靜下來了。他們不再向新政府提出過高的要價。正如當時一位鐵路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凡有識者，均曉然於商股之無望，國有之（榮）易期（待）。至是乃水到渠成，一一如議，絕無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