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倫三島儘管地理上偏居一隅，受制於人，自誕生起就長期處於相對落後的地位，但十五世紀起，英國就漸漸開始翻盤。

趕上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的潮流，解放思想，不久又掀起“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光榮革命，英國人民推翻專制，憑藉工業實力，把觸角伸向世界，輸出“現代化”，用早期資本主義的血腥手段，竟奪取了一個世界殖民帝國——The Empire On Which The Sun Never Sets（日不落帝國），英國從地理的邊緣變成中心，徹徹底底走向了世界舞臺中央，領導了世界現代化。

從東印度公司開始，英國對印度有著幾百年的殖民歷史，也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印度民族主義

1.萌芽產生

面對殘暴的殖民統治，印度民族主義在19世紀相當早的時期就已經有了勢頭。在新的知識精英中，存在著一些視外來統治為一種短暫現象的批判型知識分子。早在1849年，戈帕爾哈里德什穆克就在一份馬拉提語報紙上讚揚過美國的民主，並預言印度人將效法美國的革命者，將英國人驅逐出去。

僅僅在幾十年之後，這類出版物的作者就會被控以煽動罪，但在那個時候，這樣的出版物幾乎沒有受到英國人的注意。同樣地，在1853年，當東印度公司需要更新特許狀時，孟買，加爾各答和馬德拉斯的政治協會紛紛向英國議會呈遞萬言書，這些也沒有受到多少注意，儘管它們含有強烈要求民主權利和減少地稅等方面的內容。

之後，1857年兵變既向英國人發出了警示，也向印度的知識精英發出了警示。英國人變得謹慎、多疑和保守，印度精英則陷入了長期的沉寂。

知識精英中的自由派民族主義者在19世紀70年代恢復了有聲有色的政治活動。他們屬於新的一代。對他們來說，1857年的兵變只是一個模糊的童年記憶，而他們在英格蘭一其中許多人都曾去那裡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經歷已經激發起他們的政治意識。

19世紀50年代的那些死氣沉沉的老協會現在被比較有活力的新組織取代了。其中最主要的是1876年在加爾各答建立的“印度協會”和1870年創立的“浦那全民大會”。

蘇倫達拉特班納吉是印度協會的導師，領導了一場為印度人在印度文官機構中爭取，更多名額的全印性運動。班納吉是進入印度文官機構的首批印度人中的一員，但卻因為一些很小的過錯而被徹底解屜。進入文官機構的年齡限制也被故意從21歲降低到19歲。這樣一來，只有那些被父母送往英國就學的印度人才能指望有機會進入這個文官機構。

2.民族主義的分化

自由派民族主義者和民族革命派對印度民族有著根本不同的看法。自由派相信能夠在英國統治的框架內從事民族建設。對他們來說，印度民族是對未來的期望，而不是一個過去與當前的事實。民族革命派覺得印度民族從史前時代起就已經存在了，而為了讓它擺脫外國統治，只需喚醒它就足夠了。這些不同的觀點對印度政治產生了立竿見影的影響。

自由派民族主義者歡迎英國人為印度實施的憲制改革，還要求為社會改革立法；民族革命派則認為任何英國人恩賜任何一種改革只會加強外國統治的鎖鏈，使英國人成為印度命運的主宰。分離而不是聯合成為革命派的口號。新印度教的核心——吠檀多哲學十分適合於民族革命派做出的一種政治解釋：它對精神統一和擺脫幻象的強調可以被轉化為一種關於民族團結和勢將終結外來統治的政治覺醒的福音。

3.國民大會

1857年後沒有發生新的兵變，但“土著們”主張自己的權利並要求進行憲制改革。儘管一些過於自信的帝國主義者會認為印度是用劍征服的，也應該用劍來統治，但殖民統治者們知道，他們從來都沒能單憑武力就控制了印度的億萬民眾，統治他們須要獲得他們的同意。

1885年，“印度國民大會"在孟買舉行了首屆年會。它是由來自英屬印度各省的知識精英分子參加的一次相當小的集會。在省一級，在加爾各答出現了“英屬印度協會”，其比較年輕和激進的成員還發起了“印度協會”。

1892年，英印政府實施了這種有限改革以滿足印度國大黨的要求。國大黨已經在歷屆年會上透過決議，呼籲由選出的印度人代表在英屬印度的立法機關中佔有更大的比例。獲得任命的英國人官員仍然在數量上超過印度人代表，這些印度人既無法阻止某項法令的透過，也無法推翻某項預算；他們只能做批評性發盲，從而在辯論中得分，而這些辯論隨後會在新聞媒體上報道出來。

1892年之後，印度國大黨的年會就在很大程度上不像以往那樣激情澎湃了。

二戰強化離心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為這個將死的帝國補上了最後一刀。二戰的爆發讓長期綏靖的英國有些吃驚，英國對德宣戰後，英聯邦各成員國和殖民地即表示參戰，大部分都一臉忠心耿耿的樣子，出人出力。

英國前殖民大臣馬爾科姆·麥克唐納(Mal-colmMacnald）對此感慨不己：“我想這是個不凡之舉：這些6000萬芸芸之眾散佈於50餘塊土地上，他們還沒有自治權，他們由我們統治，卻本能地承認……我們是弱小民族自由和福祉的真正保護者。”

英帝國在戰爭到來時的一致行動使希特勒大失所望，他原認為英帝國會在戰爭爆發後迅速瓦解。但並非所有的殖民地自治領都像一戰般聽話，在經歷了數十年民族主義的洗禮下，“為大英帝國而戰”似乎不再名正言順。埃及國王在支援英國作戰上顯得不夠積極，為防止不測，英國被迫讓這位國王退位。印度則更加暴躁，駐印總督強行宣佈印度進入戰爭狀態，引得國大黨不滿，甘地再次發起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鎮壓導致14000多人關入牢房。

相比於凝聚力的提高，二戰的程序大大加速了帝國的崩潰。英國在亞洲的殖民地最先遭受日本偷襲，英軍被擊潰。日本短時間內連續奪得東南亞，馬來西亞，香港。1942年攻克英國在遠東的戰略要地新加坡，擊沉英國皇家海軍著名戰艦——“威爾士親王號”，打破英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橫掃亞洲，戰火一路燒至印度邊境。

英國失去的不僅僅是東南亞的殖民地，更是全世界殖民地和自治領對帝國的信任！他們不再認可英帝國是一個可靠的，強大的帝國。不是單單依附英國，忍受英國一國侵略的惡行，就能換得和平的時代了。他們開始重新思考他們和英國的關係，帝國凝聚力遭受了莫大的打擊。

大人，時代要變了！

印度的情況似乎更為糟糕，1942年8月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在印度各地引起多次衝突，英印當局在鎮壓中打死900人，英印統治者與印度民族主義者及印度人民的關係趨向緊張。英印軍隊中的印度官兵軍心動搖，許多人不願為屠殺自己同胞的英國人賣命，紛紛開小差，其中約42000人沒有跑回家去，而是投到了鮑斯的“印度國民軍”的旗下，反過來幫助日本人打英國人。印度國民軍的部隊與侵緬日軍一起發動英帕爾戰役，企圖開啟印度的東大門。

危急之中，丘吉爾調集部隊奮力抗擊敵軍，還派出了與國大黨領袖私交很深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R、StaffordCripps）爵士前往印度救急。克里普斯向國大黨領袖許諾：戰後將推進印度向自治領過渡。但當國大黨領袖們提出獨立的要求時，克里普斯雖對此深有感觸，但因超出其授權範圍而無法允諾。

因此，克里普斯的印度之行未能取得任何成果。好在英印軍隊在英帕爾戰役中取勝，接著東南亞戰局發生變化，盟軍轉入反攻，印度的危機才告結束，但所造成的影響在戰後卻更明顯地展示出來。英國在戰時不得不放鬆對殖民地的控制，使得殖民地的離心傾向進一步加強，面臨殖民地提出的各項要求和爆發的動亂，英國政府或是血腥鎮壓，或是被迫讓步，但結果都是動搖了英國的殖民統治。

更為要命的是，二戰促使殖民地人民民族意識的覺醒，直接為二次大戰後的非殖民化運動做了基礎。戰爭中盟國領導人為了爭取殖民地人民對抗法西斯國家，多次強調民族自決原則，1941年 7月14日《大西洋憲章》宣佈“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的權利”，民族自決的原則一旦提出，它就回避不了宗主國與殖民地關係的問題。殖民地在民族自決的口號下，一定會走上與帝國分離的道路。

丘吉爾在制定這一原則時，多半是特指被德國佔領的歐洲民族，但此話一出，所影響的就不僅僅是歐洲了。為戰後世界各地的民族獨立運動埋下伏筆。

總結：

二戰後，《聯合國憲章》將尊重各國人民的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其宗旨。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歐洲的幾個帝國走向終結的話，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則為大英帝國敲響了喪鐘。曾經顯赫一時的英國此時已耗盡了國力，既無法阻止殖民地的獨立，也因為戰爭中對盟友美蘇等國欠情太多，而明知聯合國對英帝國不利，也不做聲。英帝國失去了往日的輝煌，解體也就成了時間問題罷了。

參考文獻：

日落斜陽

英國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