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天圖鐵路”是指由吉林天寶山銀銅礦場附近的老頭溝起，經銅佛寺、朝陽川、龍井村而達圖們江邊的地坊(開山屯)的鐵路。若跨過圖們江與對岸朝鮮的上山峰接軌，可直達會寧和清津港，如此，天圖鐵路就成了吉會鐵路的末段和關鍵。

日俄戰爭後，從窮兵黷武、對外擴張中嚐到甜頭的日本，又把貪婪的目光瞄向中國東北。出於軍事和商業的目的，日本人急欲建築從吉林到朝鮮會寧的鐵路。吉會鐵路一旦築成，它將與南滿鐵路、安奉鐵路形成對南滿、東滿的包圍之勢，日本軍隊兩三天之內即可完全控制整個東北。此外，透過吉會鐵路、清津港，可以使日本經朝鮮到東北的海陸交通連為一體。這條海陸大通道，不僅比從大連、安東進入滿洲里程短，而且可直接深入東北腹地。為此，從宣統元年（1909年）開始，日本便與中國方面交涉吉會鐵路事宜。

吉會鐵路一時未能如願狀況下，日本人又打起了天圖鐵路的主意。這回，他們不以修鐵路為名，而藉口開礦，再議築路，還不用政府名義，而用日商名義，更不向北京政府要求，而與地方政府交涉。

1915年11月，日本泰興會社經理飯田延太郎獲得採掘吉林天寶山銀銅礦權。不久，日商飯田藉口交通不便、運輸困難，透過中方代表劉紹文呈請延吉道尹轉遞交通部，要求修建天寶山至圖們江的輕便鐵路，但未獲準。

1918年2月，飯田延太郎勾結地方劣紳文祿，私自簽訂所謂中日合辦天圖輕便鐵路公司合同，並呈報北京政府交通部立案。3月，時任交通部總長曹汝霖批准此案。次年，爆發“五四運動”，曹汝霖被罷官，加之延邊民眾的反對，12月，北京政府取消了有關天圖鐵路的立案。

1920年，文祿進京，直接向交通部申請恢復修築天圖鐵路案，要求發給開工執照。遭拒絕後，文祿焦燥燒心，鬱死京城。1921年2月，日本駐華公使小幡出面以賠償損失和強行天圖築路要挾北京政府，被時任交通部次長葉恭綽藉故拒絕。8月，小幡又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聲稱泰興會社要自行動工，時任交通部總長張志潭以“備悉一是”敷衍覆函。

1922年8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敗退關外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宣佈東北自治。在中央政府屢碰釘子的日本蒼蠅，又乘機盯上了這隻地方的臭蛋——張作霖。為了得到日本人的經濟、軍事援助，土匪出身、信奉“有奶便是娘”的張大帥，直接授意奉方與日談判。1922年11月8日，吉林省公署代表蔡運升同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赤塚正助、日商飯田延太郎代理人野口多內在日本駐奉天領事館，簽訂了《中日合辦天圖鐵路合同》，合同將原中日商人合資改為中日官商合辦，並規定天圖鐵路專為運輸天寶山銀銅礦、老頭溝煤礦等礦產及出入貨物為目的，資本金為400萬元，中日各半，中方資本200萬元由滿鐵借墊，年息6釐，期限13年，以天圖鐵路財產及中方股票作抵押。將原“天圖鐵路公司”改由吉林省公署與日商股東飯田延太郎合辦，同時更名為“吉林省天圖輕便鐵路股份公司”。1922年11月26日，吉林省長公署委任賈士公為天圖輕便鐵路公司中方總辦，日方則由股東飯田延太郎任日方總辦。

天圖鐵路於1922年8月動工，1924年11月竣工通車。該路採用2.6英尺(0.762米)的窄軌距，起點為天寶山礦，經老頭溝、朝陽川、龍井村至圖們江邊的地坊（開山屯），從開山屯修到老頭溝幹線101公里，外加局子街（延吉）支線10公里，全長111公里。

1933年2月，偽滿洲國政府以635萬元收買天圖輕便鐵路，同年7月至1934年3月間，日本人在修築敦圖鐵路的同時，將既有的天圖鐵路由窄軌改築為準軌（1.435米）。自朝陽川經龍井至開山屯間改為朝開支線。4月1日，朝開支線越過圖們江與北鮮線的上三峰站通車運營，至此，日本打通日、鮮、滿最短海陸通道的美夢終於實現。

翻閱相關史籍，提及“天圖鐵路”的，包括凌鴻勳編著的《中華鐵路史》，羅文俊、石峻晨編著的《帝國主義列強侵華鐵路史實》，以及金士宣、徐文述編著的《中國鐵路發展史：1876～1949年》，三本書的出版時間分別為1981年、1998年和1986年。其中以金士宣的闡述較為權威，遺憾的是篇幅較短。

探討“天圖鐵路”的論文，近些年來，雖數量鳳毛麟角，質量乏善可陳，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全都參考並引用了一篇“老掉牙”的文獻，該文便是發表在1932年《東方雜誌》上的「天圖鐵路問題」。

切入正題之前，先簡述下被譽為“百年老刊”、“民國十大善本之一”的《東方雜誌》。1904年3月，《東方雜誌》由商務印書館創辦於上海，初為月刊，後改為半月刊，至1948年12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819號（期）。《東方雜誌》跨越晚清、民國兩代，是本影響力巨大的百科全景式老期刊。該刊忠實記錄了歷史風雲變遷，是名人發表作品的園地。梁啟超、蔡元培、嚴復、魯迅、陳獨秀等著名思想家、作家都曾在該刊發表過文章，例如魯迅的《祝福》、惲代英的《結婚問題之研究》等。出版家杜亞泉、胡愈之等曾任該刊主編。

發表在《東方雜誌》1932年第20卷第3號上的文章題目叫「天圖鐵路問題」，作者叫徐墀。文章分四大部分，即一總論、二天圖鐵路交涉之經過詳情、三合同、四日本建築吉會天圖兩路之用意。

由於篇幅所限，僅摘錄”四、日本建築吉會天圖兩路之用意“之精華部分，以此也領略下作者辛辣的剖析、獨到的見解。作者寫道：

甲辰之役，樸茲茅斯和約定後，日本攫得南滿鐵路，而關日本大連間之航路，並同時乘勢將安東瀋陽間戰時敷設之輕便鐵路，改寬軌道，由朝鮮伸一左臂，以扼奉天。復思伸其右臂，橫貫圖們江流域，以達吉林，即今所謂吉會路線是也。

吉會天圖者，名異而實同，軌殊而用一，均于軍事商業兩方佔有絕大勢力。

（甲）軍事

今天圖鐵路問題，足以表證日人蠶食政策之一端。……日本欲建築此路，乃完全為運輸軍隊之便利起見，所謂運輸貨物及礦石者，不過為表面請求立案之理由而已。此路與吉會之重要，不僅在於商業，而在乎軍事，於此可見一斑。然軍事上之重要，又不僅關係中國，即於俄國亦關係匪淺。

（一）對於中國方面

（子）中日兩國一旦啟釁（釁），則日本軍隊自朝鮮或日本沿天圖或吉會鐵路，不出三日即可佔吉林腴地，而與南滿相呼應。若日本軍隊完全自朝鮮出發，則不出十日，可徧（遍）滿東三省。

(醜)延吉一帶為我國國防上重地，日本屢次設法破壞；然不能遽加兵力，施其機謀，是以亟欲攫得此境路權，為進取之具。苟兩路一成，則我國國防不可保，而日人得以任意出入矣。

（寅）兩路一成，則日本又將援南滿鐵路之例，藉口保護僑民，駐軍對，布警察，設民政署，我國主權更多喪失，而東三省又被日本侵佔一部分矣。

（二）對於俄國方面（略）

（乙）商業

日本鑑於北滿物產之豐阜，南滿鐵路勢力僅及長春，而北滿貨物之運輸出入，多以海參崴為中心，視為憾事；故亟謀擴張勢力於長春以北。然貨產經南滿則與日本工商界中樞之京阪地方距離過遠，實不足與中東鐵路相抗衡，日人之亟欲建築吉會天圖兩路，與橫渡日本海航路聯接，其命意即在於斯。

作者最後寫道：

如吉會鐵路告成，而與日本海航路聯絡，則其距離及時間，均見縮少，運費必大為低減，且沿此路線可開發之地方，沃野千里，物產豐饒，不讓南滿。而日本貨物又可得一大暢銷之市場。日人處心積慮，以經營滿洲為務，全國上下，大有每飯不忘之概。夫以覺羅氏發祥之地，初則加以蹂躪，繼則施以剝削，不數年間，我東省同胞，悉成日本之寄生物，病入膏肓，雖有扁鵲無以救；屐客盈市，浪人充斥，雖有至聖無能治，此吾人所以引為深憂者也。

藉著“天圖鐵路”這個“問題”，把日本政府、商人的侵略企圖、齷齪心理、卑劣手段，羅列的如此詳盡，解剖的如此透徹，警示的如此到位，在上個世紀血雨腥風的30年代，居然寫出如此愛憎分明、振聾發聵的文章，難道作者是個不要命的瘋子嗎？！

的確，作者當年在北京大學任教時，還真有個“徐癲子”的綽號。據胡適文章記載，1921年10月13日，他參加一個歡迎法國漢學家戴彌微的家宴，陪客有時任北大教授的辜鴻銘和徐墀，兩人分坐戴彌微兩旁，辜鴻銘在左，徐墀在右。席間，辜鴻銘突然用手在戴彌微的背上一拍，說：“先生，你可要當心！”戴嚇了一跳，問為什麼，辜說：“因為你坐在辜瘋子和徐癲子的中間！”大家聽了，鬨堂大笑，因為誰都知道這兩位教授的綽號。

辜瘋子（辜鴻銘）學貫中西，精通9種外語，號稱“清末怪傑”，他的故事與傳說為國人所津津樂道。相形之下，對徐癲子（徐墀）就比較陌生，因為與他有關的文獻資料實在是太少了。

辜鴻銘與徐墀，不僅都曾是北京大學的教授，而且兩人還都與鐵路交通結緣。辜鴻銘於1913年至1916年12月，曾任（北京）交通傳習所的教務長，而徐墀與鐵路的緣分更深更久。

徐墀，字鈍根，號夢塘，綽號徐癲子。1886年生於廣東臺山，1906～1910年就讀於唐山路礦學堂。1910年8月，作為庚子賠款第二批70名學生之一赴美留學（同批留美學生中有竺可楨、胡適、趙元任等）。1912年獲伊利諾伊大學鐵道管理B.S；1913年獲賓夕法尼亞大學鐵道管理M.A；1915年，獲哥倫比亞大學財政Ph.D，其博士論文題目為《中國的鐵路問題》。

1916年，學有所成的徐墀回國，歷任京奉鐵路總局局員、北京大學法科教授、北京交通大學教員（講授「旅客運輸」）、南京國民政府交通怒統計科科長、中國糧食總公司總監等職。

徐墀，這位唐山路礦學堂的學長（比橋樑大師茅以升早畢業6年）、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中國鐵路業界的資深專家，關於他的許多情況，例如家庭成員、晚年經歷、辭世年月……，仍無從考證。慶幸的是，筆者在《北京交通大學經濟部本科癸亥級畢業紀念冊》（1923年）中，居然尋到了一張教員徐墀的照片。照片中的徐墀英姿勃發、目光炯炯，精緻的眼鏡、筆挺的西裝，一派民國學者的洋“範兒”。

“徐癲子”最終不知魂歸何處，但他的愛國風範與華彩文章，包括這篇「天圖鐵路問題」，將永遠被後人所銘記。

徐墀（北京交通大學經濟部癸亥級畢業紀念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