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軍長州閥第二代領導人 田中義一
十八、在滿蒙政策上的分歧
川島等人策劃的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失敗了。這次他們企圖利用因反對袁世凱稱帝而掀起的第三次革命，再次實現他們的計劃。革命的爆發使日本的反袁勢力得以抬頭。以參謀本部為核心，海軍軍令部自不待言，甚至在政府內部也有諸如法務大臣尾崎行雄等一部分內閣大臣不斷唱起反袁的調子。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三月七日，召開的內閣會議，甚至認定為了在中國確立日本的優勢，必須使袁退出中國的政治舞臺，認為任何人比袁世凱對日本都有利。
中村都督在得知內閣這一決定後，立即要求駐滿各領事、軍警，對以排袁為目的的日本人的活動手下留情。都督的這一秘令，旨在從側面支援當時已著手進行的第二次滿蒙獨立計劃。川島等人於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夏，與活動在蒙古鹽湖一帶的蒙古騎兵隊首領巴布扎布取得聯絡，把他們和擁立肅親王的宗社黨拉在一起，並且拉了幾個日本陸軍預備役軍官和在中國大陸的日本浪人入夥，以加強他們的力量，策劃這一獨立運動。
即使在日本軍隊總部——參謀本部，特別是田中義一次長是這一計劃的積極支持者。他首先把小磯國昭少佐派往當地，支援這一計劃，進而又派土井市之進大佐到滿洲擔任總指揮。
中村都督的密令，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出的。對此，甚至連他麾下的第十七駐紮師團師團長本鄉房太郎中將和獨立守備隊長藤井幸槌少將等人，也都持批判態度。而持批判態度的中心，則是平時就與都督貌合神離、抱有不滿情緒的領事們。安東領事吉田茂和奉天代總領事矢田七太郎寫信給外相石井菊次郎，強烈譴責都督的態度。矢田代總領事等人，認為這時幫助正在覬覦奉天將軍地位的第二十七師師長張作霖，並透過他來實現滿蒙獨立，比起撲朔迷離的土井等人的滿蒙獨立計劃要實際得多，並將這一看法報告中央。
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對矢田等人的方案。石田外相自不必說，就連一直是土井等人黑幕人物之一的田中參謀次長，也立即表示同意。而且田中次長立即電令，中村都督馬上會見張作霖，敦促他起事。中村都督堅決反對這樣做。但由於這是中央的命令，無奈只得決定將土井進行的工作暫時停下來。自此，川島等人的計劃，便與都督府脫離了關係而單獨進行。另一方面，他們還為擁立張作霖的工作設定障礙。
與此相抗爭的總領事方面，為了把對張作霖的工作儘快推進到讓他發表獨立宣言的地步，不斷與滿洲要員舉行秘密會談。但是奉天將軍段芝貴把東三省實權交給張作霖後逃到北京。於是，張作霖意外輕易地得到代理奉天將軍兼奉天巡按使的職位，並對此感到滿足。因此，日本什麼也沒有得到，只是暴露了它在滿蒙政策上的分歧。
蒙滿巨匪 巴布扎布
十九、滿蒙獨立計劃的破產
第三次革命，由於袁世凱於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六月六日突然死去而形勢急轉直下。繼袁之後就任大總統的黎元洪，完全接受了革命派的要求。由此，日本的對華方針從根本上動搖，不得不加以改變。日本政府以外務省為中心提出的方針，是援助新任大總統黎元洪。在袁世凱死後兩天的六月八日，日本就決定了新的對華方針。二十三日，停止執行滿蒙獨立計劃。
然而，這時滿蒙獨立計劃，在當地已完成人員配備，軍事資金的交付，準備工作仍在繼續進行，甚至已引起中國官方和民間的注意，可以說已無退路。中央已下達中止計劃的強硬命令，夾在中間處境最為難堪的是關東都督府的西川虎次郎參謀長和土井大佐。他們認為事已至此只好作罷。但是，要使對經營滿蒙懷有滿腔熱情的川島等人在思想上接受、行動上解散他們的組織，顯然十分困難。中央甚至說到，如果沒有更好的解散方案，那就只好孤注一擲，立即執行既定計劃，並讓中國軍隊擊敗它。西川與土井苦思焦慮，最後決定發給日中兩國有關人員遣散費，令其解散，給蒙古軍發些武器，讓他們撤回原來駐地，以後日本再也不與他們發生任何聯絡。川島等人雖對這一方案極為不滿，最後以承認蒙古軍自發地發起獨立運動為條件願意妥協，答應解散他們的組織。
另一方面，川島等人勸說正由哈拉哈河畔向南方的郭家店前進的巴布扎布，領到五萬元鉅款後就和日本方面一刀兩斷，返回自己的故鄉去。蒙古軍接受了這一勸告，於九月二日，踏上回故里的歸途。除土匪隊指揮官外，還有木澤暢、入江種矩兩個大尉、鹽谷武次中尉等大約三十名日本人與他們同行。蒙古軍繼續西行，十月七日拂曉，對據守林西城的中國守軍發起進攻。開始還佔絕對優勢，但在巴布扎布中彈陣亡後，立即陷入混亂，潰不成軍。十二月上旬，總算回到哈拉哈河畔的根據地。第二次滿蒙獨立計劃，沒有留下任何可以稱道的成績，便。宣告失敗。
陸軍長州閥巨頭 寺內正毅
二十、多年的懸案得到解決
關東都督府對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所抱態度，與對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一樣，都是完全同意。正如中村都督的密令，立刻引起領事們強烈反對所表明的那樣，當時處於外相指揮和監督下的都督府勢力還埋沒在三頭政治的紛爭之中，沒到出頭之日。解決關東都督府官制改革這一懸案，使都督掌握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大的權力，是在陸軍大將寺內正毅內閣(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十月組閣)的時候。寺內首相曾任陸軍大臣和朝鮮總督。這時他正準備制訂一個包括朝鮮、滿洲在內的大規模的大陸政策。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一月，內閣會議透過的“對華政策”中有這樣一段話：“逐漸增加日本在南滿和東蒙的特權。在山東要把以前德國人所擁有的一切特權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裡。”態度十分強硬。對於新內閣這一積極態度，積極倡導滿蒙獨立的人，當然不會袖手旁觀。於是，在寺內內閣成立後，種種要求便從都督府、陸軍和滿鐵方面紛紛提了出來。他們列舉證明，現在對滿機構極不合理，說現在必須對關東都督府官制進行改革，把駐滿領事置於都督的指揮之下。寺田內閣採納了這一意見。當然，在外務省方面以幣原喜重郎次長為中心強烈地反對這一改革，但是結果沒能頂住陸軍的攻勢。
七月底恢復了拓殖局。除外交事務外，關東州與滿鐵事務全部歸拓殖局管理。與此同時，關東都督府官制也進行了改革。至此，都督又重新置於首相的監督之下。更有甚者，關東都督又兼滿鐵總裁，大島都督和後藤滿鐵總裁的願望終於得以實現。駐滿領事和以往一樣服從外相的指揮和監督，但在外交以外的行政事務方面，都督有什麼指示時，領事應立即照辦。此外，關東都督府又設立了憲兵司令官，以警視總長的身份，統管都督府和領事館兩方面的警務。讓憲兵兼任警察官和把朝鮮鐵路的經營權交給滿鐵一併代管等等，引人注目。
在官制改革的同時，在人事上也進行了更新。滿鐵總裁中村雄次郎中將繼中村寬大將後，被任命為關東都督，均臨滿洲。多年的懸案一舉得到解決。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當時整個歐洲捲入了一場大戰，可以說受到“軍事優先”這種世界風潮的影響。
一戰期間的日軍
二十一、駐滿日軍出兵西伯利亞
比起加強關東都督府對滿洲形勢影響更大的，是俄國布林什維革命的發展和由此帶來的遠東局勢的新變化。在都督府指揮下的駐滿師團，於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參加了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末的俄國的出兵。這次出兵是為了推翻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在俄國誕生的蘇維埃政權，以援救在西伯利亞的捷克軍隊的名義進行的，是以日美為中心同盟國軍隊，對西伯利亞採取的軍事行動。
日本軍隊於八月初，組建了符拉迪沃派遣軍，席捲沿海各州，顯示出向黑龍州進軍的形勢。但另一方面，在外貝加爾方面反革命軍謝苗諾夫支隊阻擋不住革命軍的進擊，敗退到滿洲境內。於是，日本決定出動駐滿師團，命令關東都督中村雄次郎中將，派第七師團長藤井幸槌中將指揮的藤井支隊進駐滿洲里一線，另派一個聯隊向哈爾濱、海拉爾一線進發。
藤井支隊和謝苗諾夫支隊與捷克軍隊互相策應，九月上旬，由滿洲里進入赤塔。這樣，九月下旬，貝加爾湖以東蘇聯遠東領土，全部置於日本軍隊的控制之下，基本上達到出兵的目的。
之後，關東都督與西伯利亞派遣軍、第三師團(九月一日被派往北滿)一起，共同擔當佔領地區的治安任務，把守備管區擴大到北滿和鄂嫩河和博爾集亞以東的外貝加爾地區。後來，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五月，美、英、法、意各國軍隊由西伯利亞撤退。與此相反，日本不但沒有撤軍，反而增兵，妄圖以自己的力量推翻蘇維埃政權。但未能得逞，反而於一九二零年(大正九年)四月十九日，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引發了殺害日本人的事件，終於引起日本國內的反對和國外的疑慮。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不得不把軍隊撤出蘇聯。
關東廳地方法院
二十二、由都督府到關東廳
在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駐滿軍事機構進行了空前的大改革。四月十二日，由於公佈建立關東廳，關東都督府予以撤銷。
提出撤銷關東都督府的，主要是外務省。其理由是：例來關東都督府既擁有軍權，又可指揮、命令作為事務官的領事，因此，使人懷疑日本帝國對中國懷有領土野心。不僅如此，而且都督府還干預外交和施政方針的執行。從這個類似訴狀般的對關東都督府的彈劾中，可以看到外務省對都督府的極端反感。它自寺內內閣建立以來，大約兩年中間幾乎掌握了南滿的一切權力。總之，他們目的旨在：(1)縮小都督府的機構；(2)透過移交軍權消除中國方面被壓迫感和表明日本並無侵略野心；(3)限制都督直接或間接的對領事的干預，排除外交上的礙障。結果，以公佈設立關東廳而宣告勝利。
新官制的最大特色是：(1)新設關東廳長官，其原則是由天皇親自任命的文官擔任；(2)關東廳長官的許可權僅限於對關東州的管轄和專司南滿鐵路警務(以前負責鐵路的保護和管理)；(3)關東廳長官一般在涉外工作中受外相的監督(以前是有關外交工作)；(4)關東廳下設官房(辦公廳)、民政部、外事部。外事部長由奉天總領事兼任；(5)廢除由警官兼任警務、警視總長和憲兵首腦；(6)滿鐵恢復舊制，關東廳長官監督滿鐵業務，有關交通事務以滿鐵經理為顧問；(7)關東都督府陸軍部，按新公佈的關東軍司令部條例分離出來等等。
這樣一來，關東州的統治機構，才名副其實地變成了伊藤博文等人倡導的民政方式。又新設立了關東軍司令部，實現了軍政分離。關東軍司令部統率駐滿陸軍各部隊——以前關東都督麾下的一個駐紮師團和獨立守備隊，負責關東州的防務和對南滿鐵路的保護。外交界元老，在中國問題上有多年經驗的林權助，被任命為第一任關東廳長官，立花小一郎中將被任命為關東軍司令官。
關東州這一軍政分離，固然是在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六月以來，對殖民地統治機構進行一連串改革中實現的，然而原敬內閣下決心邁出這一步的直接原因，卻是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三月一日，發生的“三·一”事件或曰“萬歲事件”的朝鮮獨立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朝鮮人受到世界民族自決風潮的推動，提出擺脫日本統治、復興祖國的口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終於以天道教徒和基督教徒為中心，在漢城舉行暴動，逐漸擴充套件到各地，幾乎蔓延到整個朝鮮半島。學生和一般平民最後也參加了這一運動，一時聲勢浩大。三月中旬，朝鮮總督看到單憑警察的力量招架不住了，於是命令朝鮮軍出動。四月下旬，又從日本內地增調六個步兵大隊，終算把這場運動鎮壓下去。對這次事件所採取的對策的意義，和所謂大正民主風潮，就成了促使日本改變它對包括南滿在內的殖民統治方式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