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南方暴雨肆虐，防汛至關重要。千里之堤，毀於螻蟻，如何應發突發性災害，怎麼才能讓百姓不遭離亂？如何治災有道？鑑古知今，中國古代防汛之常規制度，民防之觀念，當可深思。

溯源古代，我國為農業大國，天氣變化對農業的影響極為重要。夏朝的歷法，已然有著氣候變化對農耕影響的思考，到了周代，變歷改制，《春秋》《孟子》以周曆，《春秋》為帝王政事借鑑而識時弊之用，但其中頗多自然天象的記述。漢代的《太初曆》則為定製，更多農業氣候的觀測和記載。

《漢太初厤考》一卷 (清)成蓉鏡撰 刻本 清光緒十四年[1888]

古人講究天人合一，天象之變化應人事之興衰，儒家有著深刻的實踐理性，看似樸素的生活常規語言之中，包含著哲學思考。

“天”的規格是高於帝王的，天象的自然規律得到朝廷以及民間的重視。甚至從天象法則可以過渡到一種世間法。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吸收前朝的人文意志與普遍規律，為建立漢制打下理論基礎。

歷代朝代史書系統多有變遷，但對天文、水文等自然氣候之記錄卻一以貫之的，在《史記》專有志類，其中《天文志》記載之星象、氣候，能把這些自然界的細節納入史籍中，足見其重視程度。

從秦代之後歷代都有要報送雨量的制度。各種對全國的江河湖海的自然風貌、地理變化、水系流變等的研究作品也都出現，《呂氏春秋》也提出水迴圈的觀念、王充的《論衡》、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就是記載水文地理的著作，雍正朝記錄北京的氣象等情況的《晴明風雨錄》等等。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漢)高誘注 刻本 元至正[1341-1368]

歷代的《五行志》雖然是有迷信的思想，或為帝王粉飾，可其中也真實記錄了許多災害情況，如暴雨、星象、蝗災等，甚至霧霾在明代的《五行志》就有記載。古代帝王們也都將治水視為重要事業來做，形成從上到下的治水觀念基礎上的制度建設。

《譙子五行志》五卷 (唐)濮陽夏撰 抄本 明[1368-1644]

秦始皇興建引涇灌溉工程鄭國渠，歷經十年完工。“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

漢武帝把興修水利作為治國安邦之策，水利建設日新月異，白渠、六輔渠、關中漕渠、褒斜運河等水利工程建成，成為帝國的重要基業。

其後，三省六部制的成熟，專司水利的工部並不是總是像電視劇演的站在一邊待著，而是相當的重頭戲。治水防患不僅僅是工部的事，而是朝廷重業。

宋代，本是隻會玩墨筆墨的筆桿子文臣，也必須有基層的工作能力，如蘇東坡大文豪居然也能去建蘇堤，這些理科加文科的高材生並不天生的，而是長久以來，實政的必備素養，即如考試之策論就是貼近時事，切中時利之重點救治方法。 並不是如現在的公務員考試，有些人認為就是抄材料。在宋代，若沒有實在的除弊實政的能力和策略，斷不能入選。

古代，很少有豆腐渣工程，防汛建設也少有花架子，都水監起源於西晉武帝時設定的都水臺,經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近七百年的發展演變,逐漸由一個臨時性治水機構轉變為位高權重的中央寺監機構。在北宋時雖然有過更迭，因黃河水患，再次成為重點治理機構。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把修塘列為國策，康熙皇帝將防河務的字懸在廷上，日夜不敢忘，他們不惜投入鉅額資金，調集大批人力物力，派遣元老重臣實地主辦和督工。

因為天一合一之理念深入民心，民間的百姓也有著非常深重的崇信自然的思想，對農業時節的規律，口耳相傳，連黃曆都成了小兒熟知。流傳到今天的許多傳說和民俗皆是與氣候變化有著本原的關係。因此，民間防治洪汛的觀念落實到行動上，就是民間自願出資修河築路，每遇上突發的災害時，百姓也有出力相助的。

這都是中國古代就有的自然敬畏之心，也是百姓防汛之本念，家國為一體，由此常備的河汛水情，即使有突發性災害也不甚慌亂。

突發性的災害往往在民間文人筆下記錄成筆記、野史等等，這些書籍在某一時期也是要由朝廷收入進去，其中涉及天文曆法等處，即使是秦始皇焚書也不會把這樣的書燒掉，這也是成系統防治觀念所導致的有益做法。

由此可見，古代防患突發自然災害，百姓愛惜環境，植樹護田，有著民間防汛的觀念；朝廷常加提點重視，綜合考察災變，設有臨時性機構與常設性機構，不僅僅以應急現為籌措之策。

如今，經濟之高速發展會帶來一些環境上的問題，我國亦是重視環境保護。日本因為多災患，地震等讓他們有防治災害的觀念，美國的沙塵暴等嚴重的環境問題、倫敦的霧霾等，他們因沒有早先的古老文明，只能發現問題再行處理，直到吃到以剝奪資源為發展基礎的苦果後，才完善了環保制度。

因此，應取國外環保制度所長的同時，更須注重我國本有文化傳統，興利除弊，方形成有我國之特有的防治體系，方能更好的解決問題，平靜風浪，成一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