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不同國家來說，一次或幾次嚴重打擊，其結果往往會大不相同。這與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不同有非常緊密的關係。
為啥秦國能抗住六國合縱攻秦，但只一次五國伐齊，齊國從此就一蹶不振呢？
首先，戰爭對兩國的破壞力度不同。
我們知道，東方從六國合縱攻秦共有五次。
第一次：周慎靚王三年（前318年），魏相公孫衍發動魏、趙、韓、燕、楚五國合縱攻秦，推楚懷王為縱長。公孫衍還說服義渠攻秦側背。楚、燕暫時受秦威脅不大，態度消極，心存觀望。實際出兵僅魏、趙、韓三國。聯軍攻至函谷關，被秦軍擊退。次年秦在修魚（今河南原陽西）大敗三國聯軍，殲敵8.2萬。第一次合縱攻秦，五國聯軍失敗。
第二次：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秦攻楚，戰於析（今河南西峽），殲楚軍5萬，並占城邑十餘座。齊、韓、魏恐秦繼續擴張，對己更為不利，乘秦軍久戰疲憊，於當年聯合攻秦。經三年苦戰，終於擊敗秦軍，攻入函谷關，迫使秦歸還韓之武遂及魏之封陵等地。第二次合縱攻秦，聯軍取得勝利。
第三次：周赧王二十八年（前287年），齊、趙、魏、韓、燕五國聯軍攻秦。五國目的不同，各有打算，進至滎陽、成皋（今河南滎陽境），即互相觀望，不肯首攻。秦為破壞五國聯盟，主動取消帝號，將前佔之溫、軹、高平歸還魏國，將王公、符逾歸還趙國。聯軍遂撤走。第三次合縱攻秦，未交戰聯軍即告瓦解。
第四次：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年），白起在長平之戰中，殲趙軍45萬；還攻滅西周、東周及義渠，蠶食了大片土地。這促使各國再度聯合。秦莊襄王三年（前247年），魏、趙、韓、楚、燕五國組成聯軍，由魏信陵君魏無忌指揮攻秦，在河外（今河南西部黃河以南地區）大敗秦軍，並尾追至函谷關後撤軍。第四次合縱攻秦，聯軍獲得了勝利。
第五次：中原各國為打破不利局面，以圖生存，於秦王政六年（前241年）再一次組成趙、魏、韓、燕、楚五國聯軍，由趙將龐煖指揮攻秦。秦新佔區大，兵力分散，且人心尚未穩定。進攻開始順利，深入至函谷關內，距秦都咸陽僅七、八十里的蕞地（今陝西臨潼北）。當秦國集中兵力進行反擊時，聯軍敗退。第五次合縱攻秦，聯軍大敗。
不久，秦王政親政，用李斯“滅諸侯，成帝業”、“數年之中盡兼天下”的建議，加快了各個擊破的步伐，不給各國再次聯合行動的機會，合縱戰略至此破滅。
從這五次合縱攻秦來看，雖然秦軍有過兩次失敗，但是由於各諸侯國各懷心思，都沒有對秦國造成什麼較大的傷害。
公元前285年，秦、魏、趙、韓、燕五國攻秦，雖然除了燕國外，其他各國並沒有真正採取太多的軍事攻擊，例如秦國和魏國則忙於瓜分齊國新吞併的宋國之地。
但是由於燕昭王立志於復仇，非要滅了齊國不可，因齊國在樂毅率領的燕軍的猛烈攻擊下，土崩瓦解，最後只剩下即墨等三座城池沒有攻下了。
在燕軍佔領齊國的五年間，齊國的國力受到了重大的摧殘，國家實力大大下降。
其次，兩國的地理地勢不同，導致國家的防禦力不同。
秦國由於地處崤山以西，地勢險要，進出秦地，通常需要經過函谷關，這給秦軍拒守各諸侯國合縱之兵的進攻行動帶來了巨大的困難。而齊國由於地處平原，東臨大海，處於四戰之地，且在戰敗後逃無可逃之地。齊湣王之死，就是因為齊國戰敗後，無法向東逃亡，最後被楚國的淖齒所殺。
第三，兩國國君的治國理念不同。
其一，秦國在對外戰爭中，國君很少會對領軍打仗的將軍進行限制，或插手戰場事務，一切都是由前線的將軍根據戰場的具體形勢自由採取行動。國君則是在國內全力為前線的將軍提供必要的配合。
齊國則不同，當五國伐齊時，齊湣王直接插手軍事行動，導致軍事失敗；同時對前線作戰的兵士極其吝嗇，大量的財物堆放在都城，也不願意拿出來賞賜和激勵戰士。
例如當五國伐齊時，齊湣王派觸子為將，應戰於濟上，齊王急欲觸子出戰得勝，派人到前線說：“不戰，必劃若類，掘若壟”（如果不出戰，就要滅你的宗族，掘掉你的祖墳），觸子感到難辦，等到臨陣交戰，就鳴金退卻了，觸子也“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樂毅因此得以大破齊軍。
接著，達子統率殘餘的軍隊，退守秦周（在齊國都城臨淄西門雍門以西的地方），企圖保守臨淄。達子要求多發賞金以激勵士氣，而齊湣王不肯給，結果大敗，達子戰死，樂毅因而得以獨率燕軍乘勝長驅直入，攻入臨淄城。
其二，秦國國君勇於大量任用有能力的外來人才，而齊國等東方六國的國君基本上都做不到這一點，甚至由於國內的保守派貴族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排擠有才能的人。例如齊國的孟嘗君及其父親，為了自己的私利，大力打壓和排擠其他有才能的官員。
其三，秦國自商鞅變法後的歷任國君都比較積極有為，比較能夠任用賢能；而齊國的國君自齊湣王之後的兩位國君，基本上都是鼠目寸光，庸碌無為。
第四，兩國的舊貴族勢力對政權的干預力不同。
秦國的舊貴族勢力在秦獻公和秦孝公的變法後，基本上很難對國君的決策形成干擾，並且秦國貴族沒有軍功，基本上是得不到榮譽與地位的，因此，大多數貴族也都像其他大臣一樣需要為國家的發展與強大貢獻力量，才能得到賞賜，享受爵位和地位。
齊國的舊貴族勢力則不同，他們可以對國君的用人制度形成巨大的影響，使得大批才能之士得不到任用。